GZDOC人物 | 朱靖江：年轻创作者要试着走出舒适区
1920年8月的一天，罗伯特·弗拉哈迪带着摄像机来到北极圈内的哈德逊湾，他打算用影像记录的方式留住因纽特人的原始生活。两年后，影史上第一部纪录长片《北方的纳努克》诞生了，它也被后人誉为“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自摄影术诞生以来，影像记录逐渐成为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中的另一支笔，亦诞生出不少有温度、可感知的民族志纪录片。
朱靖江，民族志纪录片导演。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中国民族学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影视人类学专委会副主任，秘书长。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人类学博士学位。
有着学者和纪录片导演双重身份的朱靖江，自称是一个“游走于影像与田野之河山胜境”的“学术浪人”，他从事影视人类学的教学、研究与民族志纪录片的创作已有十多年。
此番担任第六届中国国际大学生纪录片大赛复评评委，大学生们扑面而来的创作热情以及对创作内容的开拓，都令他颇为感叹。
不只偏乡才有“民族志”
提到民族志纪录片，人们最先想到的总是乡野山村或边疆地区的人和故事。一直以来，民族志影像创作者都将目光投向少数民族村落或是遥远的偏乡，希望以影像书写最纯粹的风土人情与地区文化。但是近些年来，一些涉及到城市发展、性别议题、代际变化以及青年文化的民族志纪录片，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诸如记录小镇人民生活的《县城浮生》和跟踪拍摄少年成长的《零零后》。
纪录片《县城浮生》《零零后》官方海报
在朱靖江老师看来，民族志影像的视野应该是开阔的，其内容的丰富性要能涵盖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整体性的变化。“虽然从目前来看，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地区还比较广阔，很多带有人类学色彩的影片会去那里拍摄，但这并不代表民族志影片只会去关注这些乡村、边疆和少数民族。”
可以说，城市的发展为影像民族志的创作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现在人类学的一个新特点就在于，它不仅仅在去关注‘异文化’，或是传统的村落与少数民族区域，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一些主流的文化事项。比如现在很活跃的城市人类学、企业人类学。像这次大赛的一些大学生作品，它们的拍摄对象其实也不全是农村，比如有人拍摄企业，有人拍摄豆腐厂，也有人拍摄城市居民的生活。”
本届大赛入围作品《豆腐厂的日与夜》海报
民族志影像是对文化的深描，即通过影像对某种文化、某个社会进行多层次、多结构的描述。在朱靖江老师看来，只有经过深描的影像文本，才可说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或民族志价值。
如今，人人可谓时代之记录者，同时我们不禁好奇，那些短则十几秒、长则几分钟的短视频影像，是否也带有民族志的影子？
朱靖江老师认为，任何一种影像都有它的文献价值，这些短视频聚集在特定影像空间内（例如，网络空间），会积蓄成某一个地方的影像符号或文献系统，“比方说我们在‘抖音’看到很多重庆的‘网红’景点，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表现出，当代中国人对于重庆文化特征的认知和表达。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具有民族之价值的。”
但是，他特别也提到，“短片、短视频或者vlog有一个问题，它很多是自发的、碎片化的，这种影像文本往往在民族志的意义上他不够深描，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数短视频时长都很短，很难承载文化描述的复杂性。但是，当我们把成千上万条短视频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影像表述来研究的时候，它可能又会具有一定的文化描述的意义。”
从本能创作到社会研究
从某种程度上讲，纪录片创作者带着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凭借朴素、直观的生活感受进入创作，可以算作是一种自发的本能创作。“我想每一个纪录片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很可能就是这样自发拍出来的。比如，著名纪录片导演杜海滨的第一部片子《铁路沿线》，当时他拿了一部小摄像机在铁路边上溜达，看见了一群人，然后很本能地把他们拍下来。”
纪录片《铁路沿线》剧照
不过，朱靖江老师更认为，虽然创作者有时可以依靠自发的本能和灵感完成最早的一、两部作品，但如果要继续进行长期的、专业的纪录片创作，就需要进一步发展相关理论储备、研究方法。尤其是对于青年创作者来说，一整套系统性的知识学习是很重要的。
“我非常建议对纪录片感兴趣的学生要涉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周边学科，这样不但能够拓展视野，而且能学到很多社会研究的方法，其实社会研究的方法对于我们拍纪录片是特别重要的辅助手段。”
在纪录片创作中，田野调查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深入的田野调查能够使创作者发掘到更丰富的文化细节、更密切的人物关系，影片所能呈现的生命周期便得以延伸。诚如著名纪录片导演顾桃所言，纪录片就是“用时间的长度来换取文化的厚度”。朱靖江老师对此颇为赞同，在他看来，纪录片就是要体现出时间的重量。
纪录片导演顾桃在片场。顾桃、高巍联合执导的纪录片
《浩特浩特·青》已入围GZDOC2019方案预售复评环节。
给青年纪录片创作者的建议
朱靖江老师建议，青年创作者首先要认识、理解自己将拍摄的文化和社会，而不是看到一个吸引人的题目就马上去拍。“在这次入围的学生作品中，我们看到很多拍摄病人、老人或是街头艺人的影片。当然，学生拥有的社会资本可能不足以支撑他们进入一个相对较高的社会层序去创作，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非要大家都扎堆去拍这些这些影片，尽管也有它的文化价值。”
在创作中，好的选题往往是成功的一半。朱靖江老师认为，纪录片的选题应该更加多元，更加能够紧扣时代发展的变化，甚至要超越个体化的讲述，达到一种普世性，这样才能做出对人类命运产生关怀的作品。
“通过这次复评，我看到现在国内的学生导演，越来越多地在海外拍摄作品。他们虽然都很年轻，但是因为一些公益活动或是项目去到海外，去记录当地人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想法，我觉得这就开拓了大学生拍纪录片的选题领域，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以外的新内容。”
纪录片《加德满都艳阳下》《生于意志与硝烟》海报。
国内学生导演的海外作品，均入围本届大赛复评评选。
他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创作者能够走出“选题舒适区”，尝试探索一些未知的事物，带着一股冲动和愿望去了解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我想有这样的冲动和愿望会使我们的视野会更加广泛，会走到一个以前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地方，看到更大的世界，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纪录片的价值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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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梓祎
视频：晓凤
编辑：梓祎，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