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珍贵影像如何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正在院线热映的高分纪录片《他们不再老去》，用第一人称视角，以普通参战老兵的微观记忆重现百年前的真实影像，身临其境的沉浸体验被赞“触击灵魂的完美纪录片”，彼得∙杰克逊导演用技术创造了视觉奇迹，也前所未有地让观众看到了历史纪录片的迷人一面。

历史纪录片如何挣脱中规中矩的桎梏？历史影像怎样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老胶片如何产生更大的价值？12月10日，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举办的一场“历史与影像”主题论坛，与会嘉宾就围绕着以上话题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旨演讲。当天参加主题论坛的嘉宾有美国南加州大学视觉人类研究中心教授Gary Seaman，央视纪录频道历史文化节目制片人邓武，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文化研究室主任左衡副教授，上海音像资料馆编研部汪珉主任，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主任田苗，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数字母版制作分公司经理梁雄升，珠江电影制片有限公司版权经营部经理王云胜。

远道而来的Gary Seaman教授播放了一段雅诺马马人的历史纪录片，内容是关于雅诺马马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活动——斧头大战，记录了一起族内争端的整个过程。

“为什么我们身为另外宗族和国家的人，要对这样历史久远的不同群体感兴趣？”一位大学生观众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雅诺马马和中国仰韶人非常相似，也经历了一些同样的进化规律，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会制度、甚至政治制度。在社会或者国家之前，人类是怎么样的生存状态？我们通过雅诺马马这个宗族的生活方式体现出来，所以（这样的纪录片）是开拓我们眼界，也是一种通识教育。”Gary Seaman教授解释说。通过他们几十年的研究，也建立了一种基于影片之上的数字化的分析方式。即打开影片一帧，可以点击任何一个人物，跳出的人物窗记载着他各种属性，比如身高体重宗族关系，这样的一种互动格式也能让观看者、研究者清晰知道“争端的来源是什么”、“A为什么会帮助B？”

“主创优秀就不需要太高的预算”

在央视纪录频道历史文化节目制片人邓武看来，做好历史类纪录片的必要条件首先是导向，其次是艺术水准。 而一直以来历史类纪录片预算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央视纪录频道历史文化节目制片人邓武却认为“预算并不是做好一部历史纪录片的要素之一”，“主创人员优秀的话有时候就不需要太高的预算。”

邓武的观点也有实证。近年，B站出品的《历史那些事儿》系列，虽不是高预算的“大制作”，却打破常规，以“稳中带皮”的风格，在严肃的历史故事中发掘有趣接地气的一面，播出后也是吸粉无数。

在历史纪录片中，有多种手段可以去表现，去历史实际发生地拍一些历史遗址镜头、讲述一些故事，也可以请历史专家做采访，还可以用真人扮演做历史再现，也可以做动画，但邓武认为，“如果有好的老胶片是通吃前面几项的，老胶片是历史类纪录片最好的影像支撑。”

为什么这么说？邓武进一步解释说，因为每一次做再现镜头都有遗憾，再现不可能百分之百还原历史。费了很大心思做再现，还是经常遭到观众的抨击，说你这个礼仪不对什么不对等等，总之再现镜头一出，往往不断给人以诟病。

但老胶片往往年代久远，画质堪忧，内容也不完整，怎么才能让老胶片讲得更生动？邓武认为，一定要在如山如海的胶片里面找到感人的镜头。

“《在影像里重逢》当时初编版很不成熟，我看了以后，又重新翻看了屠呦呦年轻时研究的情节，发现了她以身试青蒿素，原来编导看到这样的镜头一晃而过，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个镜头？后来屠呦呦尝药的镜头，我们将之作为重中之重的一个表现手段。”邓武补充说，另外方法就是运用历史类镜头时可以结合现实寻访，有穿插有节奏，让历史类纪录片显得更厚重。

“老影像也不一定是真实的记录”

中国电影资料馆是亚洲最大的电影资料馆。资料馆其中一个工作重点就是电影老胶片修复。谈到这些年对老影像的感受，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文化研究室主任左衡回忆起自己曾在塞尔维亚电影博物馆里见到一个“非常古老的、当时马戏团使用的木制看照片的圆形机器”。

在一张张照片看过去时，左衡震惊地看到，里面有一张照片是晚清时颐和园的大门，但当地同行并不清楚这张照片从哪里来；当时挪威同行还有不少中国影像，研究人员看了之后更震惊，这竟是中国电影史上非常有名的《盘丝洞》拷贝，国内以为失传很久了，修复之后，左衡认为影片颠覆了我们的印象，从着装到发型完全是不同审美趣味和历史感觉。他强调说，人类影像和人类历史保存中，交流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所缺失的可能就在另外一个空间存在着。

其次，左衡还认为各种古老影像很可能并不是真实的记录，该如何辨认是一个问题。比方说“19军抗战史”，这是发生在上海的一个故事，后来经各方证实不是跟踪拍摄，有可能是战事结束之后，十九路军摆拍的场景。再“比如说冯玉祥将军，他非常懂电影，运用纪录片塑造了自己爱兵如子、讲卫生的形象。但是恰恰在文字记录当中能看到，冯玉祥爱作秀，太爱夸张地表现自己，以至于让他手下军官无法容忍。所以必须两方面结合才能带来真实的冯玉祥。”

除了认真辨别影像的真伪，左衡最后讲到，整合资料也很重要，也要把胶片充分大数据化。

“影像面向全社会，变成知识平台而不仅是内容传播的平台”

上海是中国电影发源地，全世界各地有很多上海的历史影像。而珍贵的影像也记录了城市发展的历程。

“我们把上海历史影像收集、保存、利用、开发，作为一个保护上海城市记忆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上海音像资料馆编研部汪珉主任说。

他认为，资料馆收藏资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跨学科研究，因为仅仅电影史研究已经不够，包括城市建筑、社会学、人类学等等都要去研究。

“我们去俄罗斯收集到他们拍摄的三部影片，在俄罗斯存了200多个原始拷贝，我们把这些拷贝陆续收集回来，尤其是解放时期的上海。”汪珉很赞同左衡的“要多交流”的观点，他认为实际上民间的渠道有很多。包括原来在东南亚有一些电影院拆掉后有很珍贵的胶片流出来，电影家族的后人也会藏一些，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拿到胶片后怎么开发利用？汪珉谈到，收集的这些素材可以做深入挖掘。随着多媒体呈现被观众接受，可以更多用这样的展览，包括影像的方式，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接受影像的方式，所以有充分发挥的空间。包括线上共享平台，口述历史可以剪成短视频，也可以做现场发布。

汪珉认为，上海影像资料馆今后的趋势，包括云储存、智能化搜索引擎，大数据的技术，都可以把我们的影像面向全社会，变成一个知识平台，而不仅仅是一个内容传播的平台。

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数字母版制作分公司经理梁雄升从修复素材、修复业务、修复方法、案例分析、储存与保管、计划载体六个方面为大家展示了珠影的修复纪录片的过程和进展。

同时他也介绍了修复纪录片的几个原则，一是保持原片的真实性，修旧如旧的原则，有一些片子会进行二次重做，有一些片头片尾会进行修改。但是纪录片修旧如旧，也不裁也不剪。注重细节的修复和还原，提高画面的清晰度。最终保证修复质量，还需要传统技术的支持。

梁雄升还当场播放了《七十二家房客》、《海外赤子》等影片的修复前后比较。很多修复过的影片质感也令人赞叹。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主任田苗给大家分享了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现在负责两个项目，一个是受文化旅游部非遗司所委托，负责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抢救性纪录工程，这个工程目的是在于为每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做影音图文库。第二个项目叫“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是为了给中国28个人口总数在3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对他们口头传统进行记录与典藏。

田苗认为，口述史访问有很多的困难和技巧。“比如说一个黄酒酿酒的传承人，什么时候开这一坛酒，师傅完全是通过一只手判断。即使拍下来，也不会很清楚。于是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找一个正在跟他的学徒让他教。他带徒弟时会说，你一只手放在酒里一只手摸你的鼻子尖，看哪个凉？像这样的教学方法，他自己平常不会用，但是他带徒弟的时候会总结出一些办法。这些办法我们认为其实也是一种传统的方式，为了把内引的记忆外化出来。”

田苗认为，口述史访问质量是很关键的事情，特别是对从事民间文艺工作，或者少数民族没有传统文字书写，口述史是保存他们记忆很重要的核心抓手。现在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正在努力建立起一个以口述史料和影音史料为支撑的新的文件的收藏体系，CIPSH是国际哲学社会学联合会，2016年在北京开会做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就是说未来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将会向三位一体方向发展合并，最终合并这个机构叫什么？CIPSH提议就叫人类记忆机构。

广州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影视人类学专家邓启耀最后总结说：“由于看到历史呈现的复杂性，当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就要多想，还要多动一下脑筋看一下还有没有另外叙述，几种叙述加在一起可能才能接触到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