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丨“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历史学术研讨会

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现代中文学刊》杂志社合办的“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历史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举办。会议邀请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厦门、长沙、海口、成都、重庆、太原各地的文学、历史学学者和戏剧研究者，就有关“短二十世纪”的解释范式、“十七年”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延安道路及其延展、“人的文学”与“人民文艺”之关系、都市左翼与世界左翼、鲁迅和胡风、“民主诗学”的形式和政治、左翼理论的东亚旅行、学科互动视域下革命文学和理论的区域连带和跨国流动等议题，展开了对话和讨论。

大会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有关“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的主旨演讲拉开序幕。

在汪晖看来，“二十世纪”是一个没有办法按照一般的时间概念加以命名的时空体，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刻度，而带有重新解释和带动对过往历史的理解乃至投身进去加以行动和重构的激情。虽然“短二十世纪”构造中的许多观念结构和思想资源来自于“漫长的十九世纪”，比如国家、民族、阶级、社会、群众、政党、统治，但“二十世纪”的历史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它不是自然的、过去的历史的产物，不是过去历史的延伸，“二十世纪”是一种独特的时间的当下时刻，是在一个新的“实事”中“诞生”出来的，与十八、十九世纪的线性时间序列相反，“二十世纪”甚至站在自身的当下时刻，向前发明出了“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因而，在行动、创造和判断的意义上，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纪，开启了对过去时间和世纪的重构，而不是十八、十九世纪在线性时间上的自然延伸。

汪晖由此阐述了“二十世纪”作为一个集纳了历史之诸种势能的时空体，是从历史的断裂而不是自然延展中“诞生”和创造出来的。在汪晖看来，世纪的诞生意味着无法在旧的时间序列中理解自身，“诞生”源自当下历史时刻诸种时事汇聚、纠缠的时空结构，二十世纪是一个不断诉诸建构的、能动的，带有轴心运动图式的时空图景，卷起当下和过去人类生活的全部经验，以一种运动的方式对共时的和历史的、当下的和过去的生活加以整体性介入和理解。而“二十世纪”的核心历史激情，以及它作为一种“行动”、“诞生”和“创造”的结果，便被表述为“革命”的世纪。

在承认“二十世纪”可能被表述为不同的历史结果的意义上，汪晖继而讨论了“长二十世纪”和“短二十世纪”两种历史表述之间充满紧张关系的互搏状态。在汪晖看来，“长二十世纪”被表述为一种长时段的现代化文明范式，一个具有结构上连续性的时间概念，代表遗产、秩序、现有制度的维持；而“短二十世纪”被概说为一个革命范式，由一系列破坏原有时间秩序的“行动”组成，它的核心激情在于改变历史的结构和构造，行动者投身和参与进历史时间的动态变革进程中。但在“二十世纪”中，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革命实践现场，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缝合了“长二十世纪”和“短二十世纪”两种时空形态的“行动”的结果，虽然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不断对既有的时间序列和政治的空间结构进行破坏和重造，切断了原有文明时间的历史连续性，但中国在革命及其不断反复的顿挫中，仍维持了一个看上去连续的文明实体和文明序列，从而沟通了“革命”的“新现实”和“传统”的文明遗产，使得“二十世纪”呈现为一种始终保持为能动状态的，充满活力和潜能的历史界面。

会议当天的第一场报告和讨论，关注于当代文学“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以及农业合作化小说和合作化运动。来自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孙晓忠就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否可以产生一种“美”，而通向某种社会主义美学的内在生成机制，而与人的情感打通并建立关系做了深细的阐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程凯深入地探讨了为学界所较少注意的作家李准的作品，突破了既往的阅读史把李准界定为一个单纯的紧跟形势和政策的宣传作家的内涵和形象。在程凯看来，李准一贯地试图寻找能将中国乡村社会重新组织起来，革故鼎新、移风易俗而又返本复原、焕发活力的力量与源泉。这使得李准相比同时期的革命作家而言显得更具有“人”的理念，使他一方面能紧跟政策，又能真正在人间伦理的呈现上对乡土社会和人民群众本身负责。上海大学中文系的朱羽同样讨论了李准，尝试从“时势”的角度激活李准式写作的潜能，勾勒出“革命”与“日常”、“政治”与“伦理”之间所展开的社会主义生活世界的变动轨迹。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常利兵从讨论周立波的小说《山乡巨变》出发，从文学化的表述方式入手，来打通合作化运动中“新与旧”、“公与私”、“情与理”、“集体与个体”等层面的复杂纠葛和在地化图景，从而以一种新的、文学的“真实”方式，来观照“建社”、“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改造与重构中的繁难历史进程。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的卢燕娟，以柳青和赵树理为对象，仔细考察了家国关系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文学呈现，探讨了在十七年文学的生产机制中，中国固有的乡土伦理如何含纳和消化现代化的革命的“阶级”话语。东南大学的范雪就十三陵水库工地建设过程中展开的“新民歌运动”，探讨了活生生的民歌形式如何容纳和创造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以及呈现人口与文学之间的供需关系，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工程的“民情”关怀。

会议当天报告的第二场，多集中于讨论社会主义“革命”语境下如何催生和塑造新的情感政治和情感实践模式。回到1949-1967年这段冷战初期岁月，浙江大学中文系的金进展示香港文学的左右翼文学的生存状态，在还原中国当代都市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的同时，也力图还原冷战初期中国现代作家们创作姿态，以及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志毓细致爬梳了黑龙江宝泉岭农场创建过程中的国民党战俘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的档案，将这些档案处理成国共政权交替的动乱时代中底层民众的真实心史，从中看出在建国初期，“旧人”如何向“新人”转变的真实心路历程，并以此为窗口，检视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政权的溃败的历史经验，以及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如何最大程度动员人力物力，加以深切的、历史之同情的体认。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的高明，讨论了流行于陕甘宁边区的大型秦腔《穷人恨》中以“诉苦”为形式的情感政治动员机制，尝试在形式与政治之间，从理性教育与情感动员的角度，考察“苦戏”的美学意蕴，探视苦情、悲情等在革命文艺中的独特性和位置。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的路杨探讨了延安木刻家古元如何通过从农民劳动生活的日常情景中提取富于情感性的细节，以及人的情感对场景、人物、细节和空间的有机组织，构建起一种以人的情感连带为中心的、“关系”式的形象结构与图像叙事，由此检视解放区“文化真正下乡的道路”如何有机地统一自我、有关劳动生活的道德认知和政治认同，而构成为解放区文艺工作之“情感实践”的重要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的黄锐杰仔细考察了延安时期革命青年的伦理选择，从抗战时期延安如何解决外来文化青年和知识青年面对“人伦”真空时的难题性处境入手，检视延安如何团结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的组织方式，这一方式最终以一种革命伦理的样态内化为“同志”的“修养”，由此，延安终于找到了将“五四”缔造的“先进”青年与当地的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内在的情感和伦理契机。

会议的第三场报告聚焦于“短二十世纪”阶段中国学术界的一组诗论素描，以及左翼诗学话语内部诸种紧张的辩论性关系，尤以对胡风诗学的再讨论为突出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丽丽分别从王国维、胡适与朱光潜三种不同的《诗论》出发，细致考察了朱光潜诗论中承袭的王国维之“境界”概念的生成流变，而发展出“情趣”的诗学范畴。而在诗歌音律的问题上，胡适与朱光潜则分别代表了格律自由和格律更新的不同主张。同样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姜涛，比较了朱自清、袁可嘉等人四十年代后期的文学论说，检视了战后京派学者有关“民主诗学”的内部分歧。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周展安，以《大众文艺丛刊》作者群和“胡风派”的对垒构图为中心，仔细考察了1940年代围绕“主观战斗精神”的论争及其所折射的左翼文坛面貌。本场报告中较为特殊的一篇文章，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袁一丹。袁一丹探讨了中国“士”的传统与战时中国主流思想之间的缝隙和张力，将这一思想和身份认同的取向界说为“战时中国的思想潜流”，试图从中构建和分析“短二十世纪”的历史意识与中国现代“士人”的历史意识之间的多重互动和对话关系。

会议的第四场报告聚焦于对都市左翼、世界左翼乃至左翼理论的东亚旅行等文学和理论的话题的讨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张屏瑾从细读殷夫和茅盾的作品出发，勾连起殷夫的革命诗作与茅盾1930年代的小说和散文，从中析出革命的历史进程如何在城乡不同的空间结构中加以表现并促成左翼文学的发生，以及在城乡不同的革命空间中，中国乡村的本土价值与都市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张春田在对上海“新感觉派”的研究中引入了文学地理学和数字人文研究思潮和方法，结合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和可视化的文本地图，重新探索“新感觉派”的都市漫游路线，并重绘“新感觉派”的都市上海文学地图，从中可视化地展览上海都市现代性的“文学地景”，及其与都市空间政治的诸种关系。来自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吴舒洁以1936年胡风编译的朝鲜和台湾短篇小说集《山灵》为中心，探讨了翻译行为在构造“东亚弱小民族”间的共同体想象中的功能和作用，及此种共同体想象中的阶级基础和民族基轴，如何勾连1930年代左翼文化政治的深度转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邱士杰，以福本和夫与河上肇之“唯物史观公式”讨论为线索，细致考察了东亚最早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场论争，为1920年代缠绕不清的东亚左翼理论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话语，厘清了一个较为重要的理论线索。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张广海就后期创造社接受日本思想的历程，以彭康、朱镜我等后期创造社理论家为讨论中心，细腻地考察了他们留学日本后从吸纳新康德主义到走向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转向与“成长”过程。

第二天报告的第一场，乃一组有关鲁迅的讨论文章。在“短二十世纪”的时空序列之中，鲁迅一直占据着一个特殊且重要的历史位置。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洁宇勾勒了鲁迅于北京、厦门、广州时期的诸种文体实践和选择，逐渐从“文”之层面确定了鲁迅对学院派知识生产体制的不信任和弃绝，终于“弃教从文”，实现了从“体制人”到“革命人”的身份转变，并逐渐寻找到一种组织化的力量以扩充自我，并最终在“杂文”文体的自觉实践和“杂文”时代的上海时期，以“且介亭杂文”的形式参与和介入进行时的话语行动和话语战斗。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张丽华，就鲁迅小说《高老夫子》中“拟态”的自我与“镜像”的自我之间的互渗和区隔关系，尝试性地建立起一套不同于以“复调”来统摄鲁迅短篇小说的形式视野，并从中窥探文学的形式如何横移至“今典”（陈寅恪）牵连起的“当日之时事”，在充分历史化的观照和打量文本之外，检视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一个“今典”而非“经典”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判断，是否过度依赖其得以生成的同时代语境。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的李音，在作家主体超溢于文学体制的临界状态的位置上勾勒出从鲁迅、赵树理到韩少功的一条文本脉络。在李音看来，鲁迅、赵树理和韩少功都是文学史上难以明确“归类”的作家，在他们身上均具有某种历史“难题性”的症结，三位作家的文学实践，均打破了既有的文学史成规和同时代的文学风尚，从中亦可以尝试性地提炼出一种呼应“短二十世纪”之“难题性”的精神线索，乃至应对此种“难题性”的文本方案。

第二天的第二场主题报告，围绕着跨学科方法、学科互动视域下1920-1940年代文学和理论的区域连带和跨国流动而加以展开。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熊鹰对现代文学研究界较少关注的战后冰心的文化实践做出了细致而绵密的考察，并从中逐一检视了冰心五四时期的文学立场如何在战后的跨国生活境遇和跨国文化活动中逐渐发展为一种含纳“国民性”讨论、西方文化人类学传统、第三世界民主浪潮的“文化主义”，以及基于此种“文化主义”的理论想象，如何通联于一个第三世界民主国家的建立和生成。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江棘，从理论和实践的多个面相上探讨了常常在定义上便纠缠不清的“民众戏剧”的话语流变史，以及诸种不同政治话语对“民众”一词的想象和争夺，如何在戏剧形式的意义上引导和生成不同时期、不同集团有关“民众戏剧”的演剧实践，及“民众戏剧”背后牵连的戏剧理论和话语的国际连带现象。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刘奎以1920年代日本“大高系统”的留日学生主办的政论性刊物《孤军》为中心，详细地梳理了留日学生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讨论的不同面相，及它们各自勾连起的对中国经济性质、社会走向和国家形态的不同理解，诸种理论纷争和政治立场终于导致孤军社同人的政治分野，而最终走向不同的革命路线。

本次会议最后一场系列主题报告，集中于对“人民文艺”的诸种内涵、外延、愿景，乃至其限度和症候的讨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罗岗做了有关“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之争”，理论视野和问题意识均深宏阔大的主题报告。罗岗从1960年代以“内部发行”的方式译介和出版的，法国文艺理论家加罗蒂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勾连起1950年代的“人道主义之争”，并在理论上尝试在“无边的现实主义”、“当代文学”的话语框架内，重新找回某种为主流文化建构所压抑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以此应对失去战时紧迫环境驱动、而又面临继续革命之焦虑的，“心”“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恰恰是此种“心”“物”关系，在无可沿袭过往社会主义实践所诉诸的“阶级政治”，又无可直接投身于“告别革命”语境中日常的消费伦理的意义上，“人道主义”展现了内生于其理论话语和政治话语之上的历史矛盾和症结。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姚丹，接着罗岗引出的“人民文艺”之话题，继而讨论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在“当代文学”的范轨中重新被纳入“人民”的队伍之中。在姚丹看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厘定还需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文学研究的一个任务，乃是在已然状态的“人民文艺”之中，重新打捞小资产阶级在历史中的位置和他们的光芒，由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味着“人民文学”之“人民”边界的移动，从中亦可以尝试回答“五四新文学是否市民文学”，以及新中国之“人民文学”（文艺）与“工农兵文学”（文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贺桂梅以《白毛女》这一叙事文本在不同时期的文类形态为出发点，试图勾勒出一条女性想象与中国国家话语之间的层递式共生关系。贺桂梅认为，在白毛女这一微缩了社会主义“女性群体”的典型镜像上，可以集纳个人的（特殊的）、性别的、阶级的问题，使它们共同在“新中国”这一政治主体想象中获得相应的文化表达。诸如刘巧儿、王秀鸾、白毛女等女性形象因此而成为了一个个协商不同社会关系的“场域”：多种力量在她们身上显现并交汇，最终通过“新女性”的主体性表达，而使新的政治主体“人民”和新的民族主体“新中国”得到具体的显现。换言之，在白毛女身上，充分展开了人民政治的内在历史视野。来自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的段从学尝试着从“国家现代性”这一理论范式出发，涵括“现代中国”的“现代文学”的内外世界，以对举“短二十世纪”的范式发明。在段从学看来，“国家现代性”作为一个新的、涵括力强的综合范式，可以将“现代”“中国”“文学”三个大的前提和限定变成一个开放的知识学话语框架和言说场域，并通联于内外均打通的“现代中国”的“历史世界”，与汪晖的主旨演讲之间，形成理论上充分的对话性。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王锐，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脉络中，深刻反省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实践和革命实践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将一种交错互动、内部又丛生丰富张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看作为“短二十世纪”视野中最具理论生产力和实践生产力、创造力和自我反省意识的历史结晶品。

在七场报告的评议环节和大会最后进行的综合圆桌讨论中，大会主持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主任吴晓东，对大会所提交论文和现场报告的学术深度和丰沛生产力做出了总体性评价。在吴晓东看来，研讨会的每一篇论文和报告，都具有新的视野和新的观点，并且在理论视域上都具有大局观，且理论的运用与对历史和现状的问题关切，都落实到具体的话题的深细讨论之中，并且在跨语际和学科互动的多重视域和方法的“综合”、打通、淬炼之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固有边界已经被打破，这个学科的新老问题都得到了充分的检视和打开。与此同时，来自上海的三位学者对大会乃至近些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审慎的判断和评价，具有充分的学科反省意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倪文尖敏锐地看出，近些年的十七年研究和社会主义文学研究的读解模式，已经由90年代带有对“左翼文学”的症候性解读和反思性解读的“再解读”模式，转换到一种极为深细的“保护性阅读”，研究者的文章做得太细太深，观点和材料的分布太多，也太零散，有“一地碎银子”之感，这种学术态度和学术方法向无穷细部审视的范式转换，或许表征了一些问题。同样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边界不断外扩，而延展成“无边的现代文学”的状况保留有一些审慎的意见。在毛尖看来，当“现代文学”的边界无限外扩以后，“现代文学”的那个核心如何爆破出来，“现代文学”中那个令人着迷的“魔”，怎么被询唤、激活出来，对于目前的学术研究来说，更是一个挑战。现在“现代文学”做得愈来愈细致、安全，视野愈来愈宏大，每一句话说得都很“对”，但是在学术上犯错的涵容率越来越低，学术的“偏执”、“犯错”，乃至刺激点不够，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令人遗憾的一个地方。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张炼红，审慎地表达出或许应该节制和放缓我们在“学术革命”过程中的激进性的观点，而这样的问题关切，和“文学”自身的教育功能有关，文学教育需要一种“慢”，用以培育、形塑和养成“好的知识”。张炼红同样关切如何在文学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同步关系中生成一种切身的激进性，而不是单纯在学术讨论内部推进那种激进性，也就是如何生成一种文学的、关乎生命自身的“新的感性”，在感性经验的缓慢养成中自然而然地生成感性思辨的能力，以此来循序渐进地推进学术话语的生产步伐。

在大会的最后，罗岗教授注意到本次大会的主题中内含的一个矛盾性关系。究竟是“短二十世纪”中国，还是“短二十世纪中国”，这是一个问题。“短二十世纪”是对“中国”构成内属的限定性关系的表述，还是与“中国”构成一种并置关系，也就是究竟是“短二十世纪的中国”，还是“短二十世纪”和“中国”的关系，这中间其实意味深长。罗岗继而引用汪晖在大会主旨演讲中的观点加以总结陈词：中国的存在对“短二十世纪”的时空构想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中国在“短二十世纪”中打破了帝国状态而走向独立的民族国家并在革命的语境中还保有和延续了中国文明的传统，这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超克”了“短二十世纪”之“短”，而把现代的、革命的世纪遗产延展为一种“长”。如果用两句话来概括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特点，那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边界突破”（孙晓忠）和这一学术共同体内“同志的修养”（黄锐杰）。

2019/12/2-12/3 京西畅春园—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