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奥斯曼末期的遗迹,看帝国的余晖与挣扎

2019-12-12 12:12
上海

白云天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马尔马拉海的交汇处,远眺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区(法蒂赫区),或是站在14世纪热那亚人所见的加拉达石塔上俯瞰:一座座巍峨的清真寺,矗立在不同的山丘之上,碧海蓝天的映衬下,格外壮美,诠释了这座千年古都“七丘之城”的美誉。

苏莱曼尼耶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及旁边的蓝色清真寺,这些构成老城区天际线的宏伟建筑广为人知。但当你走过一座座带有欧式风格的奥斯曼建筑前,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与君士坦丁大帝运来的埃及方尖碑、阿波罗之柱,以及查士丁尼重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些千年古迹相比,这些近代建筑的历史也就100多年,显得格外年轻。

但它们同样沧桑,其古典与近现代相结合的建筑风格,将伊斯兰的艺术传统与与欧洲近代工艺完美结合在一起,向世人展现着帝国最后的辉煌,以及背后的挣扎与艰难。

法蒂赫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地区,是市内的中心区域,即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取的伊斯坦布尔,故法蒂赫至今被称为“真正的伊斯坦布尔”或“原始的伊斯坦布尔”。图为1890年的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法蒂赫

奥斯曼的“洋务”先驱

但在底万大街的西端,有一座八角形的大理石白色建筑,上有穹顶,显得格外别致。

这座建筑并不高大,却不乏雍容华贵的气势。在它西侧100米左右的地方,也就是叶尼舍里大街(Yeniçeriler Cd.)的东端,还矗立着一根包裹着黑色钢箍的石柱。这根石柱是1700年前君士坦丁大帝为了装饰新首都,从罗马搬运过来的阿波罗之柱。

与这座千年遗址相比,这座白色大理石建筑修建于19世纪中叶,其历史都比不过前者的零头,但两者都体现了环地中海世界两大帝国的挣扎。

右侧是白色大理石穹顶建筑,左侧可见君士坦丁大帝搬来的阿波罗之柱 本文除注明外图均由作者本人拍摄

这座白色的大理石建筑深处闹市,周围不但有着土耳其人自己的商店、餐厅,还有星巴克、汉堡王这些国际连锁快餐。但令很多人想不到的是,这是一座安葬着三位苏丹的陵墓!中国的帝陵绝大多数都在远离市井的郊外,周外还是茂密的树木,这反映出生死观的差异。

官方给这座建筑标注的英文名称是“马哈茂德二世的陵墓与陵园”(Tomb and Cemetery of Mahmud II)。是的,这座为安葬马哈茂德二世苏丹(在位1808-1839年)而修建的穹顶建筑,还连带着一个不大的陵园,“安葬着大臣、作家、诗人,他们大都于1840至1920年间安葬于此。”

从陵园进入这座大理石穹顶建筑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大殿。殿门的牌匾上书写着精美的“泰斯米”,殿内安放着马哈茂德二世、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位:1861-1876)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1876-1909)这三位苏丹的棺椁,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皇室成员。

这座陵园的管理体现了伊斯坦布尔的开放与包容。与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及托普卡帕宫等“博物馆”不同,它与伊斯坦布尔的很多清真寺一样,并不收费,也不限制任何人参观。

马哈茂德二世的陵墓与陵园殿内穹顶,水晶灯是当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所赠。右为拿破仑三世所赠的挂钟。

这座陵墓是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在位:1839-1861)为其父马哈茂德二世所建。图中的水晶灯是当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所赠。此外,殿内还有拿破仑三世所赠的挂钟。这就反映了当时奥斯曼与英法良好的外交关系。

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就是搭乘英法的战车,取得了对俄罗斯的胜利。甚至这一时期著名的“坦齐马特”改革,多多少少也有带有迎合英国价值观的意思。但随后残酷的国际局势证明,英法两国不能挽救奥斯曼的命运。奥斯曼君臣不得不转向新兴的德意志帝国。

大殿后排靠窗的地方,安放着三个巨大的棺椁,即马哈茂德二世、阿卜杜勒·阿齐兹(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马哈茂德二世,堪称奥斯曼的洋务先驱。如果大清帝国的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算,则比奥斯曼帝国晚了将近半个世纪左右。

当然,奥斯曼帝国对欧洲文明的吸收与借鉴,要远远早于19世纪。很多环地中海沿岸的伊斯兰国家,与欧洲文明并不遥远。再加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一些渊源,历史上的穆斯林积极吸取了欧洲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将其与东方的波斯文明相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更加灿烂的伊斯兰文明。这种包容与开放,对于将版图开拓到欧洲的奥斯曼帝国来说,更加明显。

例如在奥斯曼时代,“君士坦丁尼亚”仍然被官方作为正式名称,频繁使用。而今天使用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也来自于希腊人。而这座陵墓附近那个君士坦丁之柱,也一直保留至今。

但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毕竟存在着顽固的保守势力。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的时候,苏丹谢里姆三世建立新军,试图摆脱保守的叶尼舍里军团,但却惨遭废除。但马哈茂德二世即位后,却成功以铁腕手段铲除了抵制改革的保守势力。

他的近代化改革已经不局限在军事领域。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亲自带头,让奥斯曼高层换上了“洋装”。

当然,服饰的改变,本身不能改变国家与社会,但却充分表现了帝国核心圈学习西方的热情,更在心理上减少了各阶层民众对于外来文化的陌生与排斥,从社会心理层面减少了改革的阻力。相较而言,大清帝国即便到了最后的十年,其领导核心也没有大规模换装。

但马哈茂德二世并没有改变帝国的颓势。掌控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名义上只是奥斯曼苏丹的藩臣,但就是这位藩臣派遣埃及大军,挥师东进,占了奥斯曼在今天叙利亚的领土,甚至挺近安纳托利亚高原,进入帝国腹地,严重威胁了帝国的生存。

1839年,马哈茂德二世苏丹面对岌岌可危的江山,含恨而终。但奥斯曼的改革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30多年时间内,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坦齐马特”时代,改革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方面,甚至到了187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了第一步宪法,召开了国会。如果把奥斯曼帝国算做一个亚洲国家,那它的宪政之路堪称亚洲之最,要比日本领先了13年。

但这部宪法诞生不久后,奥斯曼帝国就与沙俄陷入了战争。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军事改革,奥斯曼军队在战场上表现顽强,给俄军造成了巨大的杀伤。但奥斯曼军队在局部战场上的胜利,并不能阻挡俄军兵临城下。

马哈茂德二世的孙子,34岁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是在这种险境中,继承了皇位,成为奥斯曼乃至中东近代史一位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的评价,至今仍然是中东世界一个重要话题。

前来缅怀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土耳其人。根据笔者与他们的交流,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他们心中不仅仅奥斯曼的皇帝,也是哈里发。

伊斯坦布尔大学:帝国的文治武功

受西方价值观影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经常被描述成一位专制、独裁、守旧的暴君形象。这样的历史形象,也往往主导着很多中国读者对他的了解。

但陵园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介绍却又是截然相反的开明形象:“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颁布了奥斯曼帝国的第一部宪法,开议会、创办综合性学校,修建铁路、电车、电报,此外他实行的改革还涉及文化、交通、公共工程等领域。”当然,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即位不久,就关闭了国会,直到30年后才被迫重开,这也是很多人指责他“专制独裁”的理由。

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校门

从这座陵墓往西走,大约一公里的路程,穿过巴耶齐德广场,就会看到伊斯坦布尔大学主校区的校门。其气魄之宏伟,完全可以通过图片予以展现,无须赘言。门上用现代土耳其语(拉丁字母)拼写着“伊斯坦布尔大学”,其下方正中央的阿拉伯字母文字,或许是奥斯曼文,但用阿拉伯语也能看出是“军务衙门”的意思。

的确,这一开始并不是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所在地,而是奥斯曼末期的战争部,由法国建筑师设计,建成于1870年,正值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叔叔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位期间。

1923年,取代奥斯曼王朝的土耳其共和国将首都迁至安卡拉,战争部也就将这个办公地点移交给了伊斯坦布尔大学。作为奥斯曼末期的军事中枢,这个地方应该见证了奥斯曼帝国最后50年在军事上的挣扎与自强。

对于不幸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而言,他刚即位不久,就赶上了俄土战争。但他却在1897年对希腊的战争中为祖国洗刷了耻辱,当时奥斯曼军队大败希腊,检验了这位苏丹在位20年来于军事领域的努力。

进入校园内,就能感受到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宗教与世俗相对立的二元叙事,在此变成了宗教与世俗的共存与包容,看不见两者的冲突。与伊斯坦布尔很多地方一样,戴头巾的女孩与长发飘飘的闺蜜行走一起,丝毫感受不到双方之间的隔膜。

校园中,还矗立着一座建于马哈茂德二世时期(1826年)的巨型石塔,也为校园增添了几分沧桑与底蕴。

而伊斯坦布尔大学本身也不乏历史的积淀。今天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校史会追溯到1846年的“学堂”(Darülfünün),1870年更名为“奥斯曼学堂”,设有文学、法律及科技等专业。1881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关闭了这所学校,但又在1900年予以复建,并重新命名,英译为“帝国大学”,较之前增加了更多的专业。当然,伊斯坦布尔大学只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教育领域的一个缩影。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位苏丹建立了中学教育体系,也创办了许多军事与技术学校。

学生们在建于马哈茂德二世时期(1826年)的巨型石塔下喝咖啡聊天。这座石塔最初的功用是检测火情。

海德尔帕夏火车站:德土同盟的见证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2公里左右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

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与蓝色清真寺的中间,又一个不太大的亭子。如果不知道,恐怕很多人会误以为是一座墓。但它实际上是为纪念德国皇帝威廉二世1898年第二次到访君士坦丁堡所建,英译“German Fountain”。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时期,威廉二世两次访问奥斯曼帝国,凸显了两国关系之亲密,也说明没落的奥斯曼帝国,仍然是欧洲博弈中不可忽视的一方。青年土耳其党在1909年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后,他们控制的奥斯曼帝国仍然奉行亲德的外交路线。这说明奥斯曼末期,帝国的亲德外交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很难因为掌权者的更迭而发生变化。

纪念威廉二世到访的“亭子”,背景中右侧是圣索菲亚大教堂。

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合作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铁路。威廉二世为了与英国、沙俄争夺世界霸权,试图修建从柏林经过君士坦丁堡,即昔日的拜占庭,直到巴格达的铁路,即国际关系史著名的“3B铁路”计划。

面临国家的分裂主义危险,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也试图通过铁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内的交流,增加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认同。对于苏丹来说,他更想修建一条从大马士革通往麦地那的“汉志铁路”。而从大马士革到君士坦丁堡,也同样需要铁路。如此,德国人修建的海德尔帕夏火车站,就成为帝国铁路网上的一颗枢纽。

空中俯瞰海德尔帕夏火车站 资料 图

海德尔帕夏火车站内部 wikipedia 图

2019年,正在维修中的海德尔帕夏火车站。

图上这个城堡式建筑,位于今天伊斯坦布尔亚洲区,竣工于1909年8月,正好用来为新登基的苏丹穆罕默德五世献礼。当然,广义上的海德尔帕夏火车站始建于1871年,1890年开始通车。到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末期,火车站成为了巴格达铁路(3B铁路从巴格达到君士坦丁堡段)与汉志铁路的最北端。1906年,图片中的这栋城堡式火车站开始动工,由德国工程师参与建筑,其位置也位于当时的德国人聚居区。

对比19世纪中期奥斯曼众多的法式建筑,德式的海德尔帕夏火车站似乎反映了奥斯曼人对外心态的转变,也可以说是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当然,奥斯曼人的亲德路线有着充分的理由,至少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在工艺上表现出强大的后劲。

结合上述奥斯曼末期的建筑,再对比一下19世纪的北京城,就会发现无论就近代化的起步时间,还是就统治核心的改革热情而言,奥斯曼都要远超清朝。所以,今天石油资源并不算丰富的土耳其共和国,能够跻身G20行列,并具有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离不开奥斯曼苏丹们所积累的坚实基础。但在中东独树一帜的土耳其,到了世界舞台,毕竟只是一个中等强国。而反观起步慢的中国,今天却是在各个领域后来居上。这其中的原因是多元的,但看看奥斯曼帝国昔日的版图,再对比一下今天土耳其共和国的疆域,或许就会发现其中的关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关注中东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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