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学者朱靖江：快手抖音们也能成为人类学研究对象

打开“快手”软件，像是进入了一个平行于日常生活的空间。无论你是身处一线城市还是边疆山村，都可以和在漠河建造冰屋的大哥聊几句、看看青海土族青年的婚礼、感受下中朝边境的日常生活……“快手”把记录、表达和传播的权利，通过技术手段赋予社会最基层的无数普通人，展现出光怪陆离的生活图景。在这个虚拟又真实的空间里，五湖四海的普通人通过视频将彼此的世界折叠。

快手已经成长为一个日活跃用户量超2亿的庞然大物。前不久，央视发布新闻，快手将成为202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独家互动合作伙伴，这显然是快手此前流出的春节“3亿日活跃用户量”方案的一环。

如此庞大用户体量和广泛社会影响的快手，同样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近年来，中国的人类学家们，也已经开始在快手上开辟自己新的田野点，试图通过快手理解我们当下快速变迁的社会与文化。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朱靖江，一直以来都从事视觉/影视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志纪录片创作。朱靖江对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有着自己的观察，他尤其关注快手平台上形成的虚拟社区，以及这种虚拟社区与现实结合，形成的新的自我认同；而由于长期对于乡村文化的记录和研究，他也重视快手对于我国乡村社区的作用。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朱靖江教授，和他聊了聊快手视频是如何建构网络社群的，快手对于传统城乡隔阂的冲击，以及人类学应该如何看待新媒介。除了会看快手和抖音以外，朱老师还是一名B站用户。

澎湃新闻：你今年在《民族学刊》发了一篇关于快手的文章，你为什么会对快手感兴趣？

朱靖江：其实不光是快手，这两年我对整个虚拟社区短视频，包括游戏、VR都比较感兴趣。因为现在做影视人类学其实也是一个瓶颈期。一个是，本身真正能拍民族志纪录片的学者很少；还有一个就是，当代视觉文化比较昌盛了，或者说现在影像的获取和传播已经越来越大众化，用手机和iPad这些东西生产的短视频越来越多。

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学科也在面临一些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它有两个路数，欧洲最感兴趣的是感官，除了视觉以外的，比方说声音、嗅觉触摸这种东西；但因为是像我是原来电影学院出来的，我觉得还是应该集中在传统影像这一块。所以这几年我涉猎的影像的周边领域就更多一些，比方说快手和抖音。

我自己更感兴趣的，还是不同的影像方式和影视人类学之间的学科的交叉性，比方说VR和人类学田野的关系，“全景性记录”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完整地、360度地所有的空间信息拍下来。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待和定义快手上的视频创作？

朱靖江：受限于时长，快手的视频一是即兴性比较强，二是表演性和展示性比较强，所以反思性就没有那么强，或者说它对于自己文化自觉认知的层面可能就要差一些。 我不是否认快手带来的影像普及是进步。从大的宏观的角度来讲，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影像的方式，进行文化的传播，或者经济的获取。

现在有一个概念叫“村落影像志”，比如说CCTV做的或者是当地的文化部门做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档案性的，很难说有多少回报，而且对于当地的村民并没有一个直接的改变。

快手上的视频不再是由传统媒体来做的，而且它的这种互动性很强，拍摄者和受众之间的有直接的互动关系。第三，它能够直接带来可能的经济收益。所以快手或者抖音为代表的这种平台，让现在的村落所做的影像就有一定的主动性，它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被拍摄的对象，而是能够建构成一个新的文化和经济一体化，它也不再局限在自己这个村。

这些快手视频能够建构一个相对虚拟的空间，同时又能够有交互性的信息流转，而这种信息流转往往就可以打破传统的城乡的隔阂。至少它可以让村落恢复一些人气，有些原来在外面打工的人可能回来。不管卖什么东西，还是演出什么，都能够让村落的某些形态能够延续下去，甚至有一些发展新的发展。

澎湃新闻：在网上建构社群，能够让同好者聚集，是现在很多社交媒体的口号，但真正能做到的似乎并不多。

朱靖江：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是所谓即时网络支付手段的完善，以及4G技术导致直播技术的相对完善。两者的结合，一方面使得影像的流媒体成为可能，随时可以直播。另外一方面又构成了资金周转的可能性。在某一个观看的过程中间的这种即兴式的付费，我倒是觉得比较符合中国传统看戏的、撂摊的、天桥的那种打赏。这更符合中国人民的传统。

这些人怎么来运用平台，改变他们的传统生活。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想，中国乡村有什么发展前景，这个东西（短视频平台）出来以后，我倒觉得隐约还有戏。它的这种支撑不仅仅是靠情怀，它会通过一些具体的、可见的、可支付的一套新的媒介系统，使得点对点地把财富流向乡村成为可能。

我只是在说一种可能性，总体来讲，产业的变化、整个中国人口的结构性变化是很难改变的。但可能在某些媒介的推动下，一些特定区域的传统村落，或者不那么传统的村落，还能够维持，甚至有发展的可能性。

澎湃新闻：你认为快手这种媒介会打破阶层或城乡隔阂吗？

朱靖江：我对此是乐观的，当然这种乐观的判断还是要取决于技术拥有者，和运营者的价值观。快手的宿华和其他几位创始人，还是有一些和我们相接近的文化理念的。我觉得技术本身不一定能够带来新的改变，除非掌握技术和推广技术的人有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承认底层民众的价值。这其中当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

澎湃新闻：你已经发表的关于快手的论文，研究主题是什么?

朱靖江：我们文章讨论的是所谓的“虚拟社区”，虚拟社区是指围绕着主播建立的周边社区。我觉得在快手里，虚拟和真实的差距不会特别大。 

前两年清华大学有人拍了一个纪录片叫《红毛皇帝》，它主要是拍在郑州“群魔乱舞”地跳舞的一群人。那个片子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它呈现了虚拟社区里面的人际交往：顾东林在快手上叫“红毛皇帝”，他和朋友会在郑州的一些地方直播跳舞，然后就建构了一个看他直播的群体。这个群体会给他打赏，然后也会在线下有互动。有一个特别喜欢顾东林的女人，是快手的用户，从西北那边跑到这来，要跟他结婚。同时，顾东林发在快手上的舞蹈，又被郑州很多当地人认为是“精神污染”，是破坏郑州形象，所以也有很多人跑去跳舞现场打他们，或者抗议。

这个片子比我们的文章要更丰厚，它通过一个个案，展现了一个既在线上，又在现实中的双重社区。所以这种线上跟线下，所谓的虚拟跟真实，是一个整体，谁也离不开谁。如果他们光跳舞不直播，或者他们只直播不跳舞，对顾东林他们都是不可能的。至少他在跳舞的直播里，他身体的呈现，然后和粉丝之间的往来，都构成了一种社区感，一种真实的交往的可能性。

我觉得在当下的时代里，现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了。或者说，你在一个随时有可能成为影像角色的过程中，你的这种现实的身份，有可能被逐渐地侵蚀掉，或者说被虚拟掉。所以，有时你很难判断，到底你在生活中的形象更重要，还是在快手影像中的形象更为重要。而后者又随时随地可能会被展现出去。

澎湃新闻：你平时是用快手和抖音哪个多一些，手机里还有哪些视频APP？

朱靖江：我自己装的有快手，还有B站。 我还比较关心有几个视频的生产者，比方说“Aha视频”，他们有一点人类学的背景，所以对视频本身的文化的性质会有一些想法和追求。还有一个哥儿们叫“史里芬Schlieffen”，拍河北的那些奇葩建筑。里面有一种对文化细节的观察和现实主义的反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抖音的东西我有时候也看。

我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重心还是传统的民族志纪录片，我每年至少还拍一个片子。在新媒体这块，我更多是鼓励我的学生去做。

澎湃新闻：快手为代表的新媒介，能够给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什么改变呢？

朱靖江：很多时候，我们传统的观念和现在新的形态其实是脱节的。去年下半年，一个很著名的英国视觉人类学家，Paul Henley，来清华大学讲课，他讲的是上个世纪初的默片、早期民族志电影等等。然后我就问他，对当代新的影像媒体的民族志创作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吗？他说没有，不觉得这些有什么特别的。

我是觉得欧洲或者是英国，在技术方面反而不一定有中国这么活跃，这种用手机影像做的东西没有这么丰富、这么有创造力和生命力。所以他说他不觉得有什么重要性，我就有点失望。我就觉得，可能欧洲对于新的媒介的判断和认知，有可能比我们还要慢一些，或者说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中国互联网产品里，具体的创新的点太多了：技术的便利性，传播的可能性，和大众互动的功能性，甚至它盈利的可能性。毕竟中国的人口多，撑得起来，是可以做出一些花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