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奥斯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角，解读《红楼梦》里的爱情

夏志清 文学报

在任何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中，中国古典小说都是一个突出的方面。它们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表现；其中有些作品同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一样值得重视。遗憾的是，由于长期缺乏优质的评论解读文本，国外读者一直难以进入中国的古典小说之中，而上世纪60年代末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则为此打开了新的对话途径。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评价此书“既可以作为研读中国小说的入门书，同时也是有关这几部中国小说的第一流的评论文章的系列结集。”

在《中国古典小说》里，夏志清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这六座中国小说的高峰，先后排列成行，以中国小说“伟大的传统”的姿态推荐给西方读者。这种方式，就像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F. R. Leavis）的名著《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取材极苛，只选了简 • 奥斯汀、乔治 • 艾略特、亨利 • 詹姆斯等寥寥数人，作为英文小说家的代表。

《中国古典小说》以英文写成，最先的读者当然是以西方人为主，而夏志清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也是有意将中国古典小说推向世界，将中国小说经典搁置在世界文学的天平上，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因此，书中也就大量采用中西文学比较的方法及实例，使西方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例如《西游记》，夏志清举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与之相较，这两部宗教寓言，彼此对照，便有了互相阐明的功效。

那么《红楼梦》这部被中国人视为古典小说巅峰的文学作品，又该如何解读呢？同样醉心于研究《红楼梦》的作家白先勇曾说，《红楼梦》很早便有英译节本，后来更有众口交誉的霍克思主译的全本。但据他多年在美国教授这本小说的经验，一般西方读者对《红楼梦》的反应，崇敬有余、热烈不足，反而不如对《西游记》《金瓶梅》直截了当。当然，西方读者要跨入《红楼梦》的世界的确有许多文化上的阻隔，最大困惑在于如何去理解贾宝玉这个“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奇特人物，用西方标准，很难替这位“痴公子”定位。而夏志清的解读恰恰回应了这个难点。

下面这篇文章选自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新译本中《红楼梦》的章节，究竟，他会以哪些西方作家笔下人物，来比较贾宝玉和林黛玉呢？

在一个完整的悲剧人物身上，我们需要看到某种高贵的品性，那是一种仁慈或慷慨的品质，一种对自我身份的追寻，让他终究能够认清自我。然而黛玉缺乏的正是这种高贵的品性。

借用简·奥斯汀的话来说，这部小说中的女性，或以“理性”（sense）而出众，或因感性（sensibility）而闻名。在最接近宝玉的四个女性人物中，宝钗和袭人是事理明达之人，而黛玉和晴雯则是感性、神经质而不切实际的。黛玉和晴雯都抱憾早逝，而她们的对手——宝钗和袭人——却陪伴在宝玉身边继续活了下去。因为读者向来同情失败者，传统的评论难免把黛玉、晴雯的高贵跟宝钗、袭人所谓的圆滑城府相对照，尤其对黛玉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赞美。在他们眼中，宝钗和袭人真正的罪行是夺走了黛玉的生命和她应有的幸福婚姻。

87版《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这种有所偏袒的评论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做法：首先把《红楼梦》视为一个爱情故事，并且是一个本应以大团圆结尾的爱情故事。假若带着这种感性思维阅读这部小说，天造地设的黛玉和宝玉的爱情竟然是一场空，我们不免感到惋惜。但如果我们细心读这部小说，就不难发现早在失宠于长辈的危机出现之前，黛玉就已是一副郁郁寡欢、怨气冲天的模样了。即便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她跟宝玉的每次见面也总是以误解或争吵收场，而且这些频繁的争吵并不像贝特丽丝（Beatrice）和培尼狄克（Benedick）、抑或米勒曼特（Millamant）和米拉贝尔（Mirabell）之间的吵闹那样充溢着浓郁的喜剧情调。

贝特丽丝（Beatrice）和培尼狄克（Benedick）是莎士比亚的剧作《无事生非》中的一对情侣，他们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对于黛玉而言，她与宝玉的争吵充满苦涩，伤透了她的心。这是因为黛玉跟宝玉虽然趣味相投，但气质却截然相反：宝玉积极而富有同情心，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力；黛玉则以自我为中心，多愁善感，最终招致自我毁灭。对于宝玉而言，黛玉的魅力不仅在于她的纤弱之美和诗人气质，还在于她的偏执之处——多疑善嫉和顾影自怜。这些都跟宝玉开朗的性格完全相反，因之宝玉对她的爱始终带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哀色彩。纵使他们能够结婚，两人也不可能得到字面上那种浪漫快乐的幸福：如果宝玉仍旧爱她，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怜悯，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中梅诗金公爵（Prince Myshkin）对纳斯塔霞（Nastasya）的那种怜悯和同情。

《白痴》书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毫无疑义地，林黛玉代表了作者个人非常欣赏的一种美人类型。除黛玉之外，书中至少还有四个女子具有可与之比拟的相貌和感性——秦可卿、香菱、晴雯和那目下无尘的尼姑妙玉。这四个女子或是孤儿，或是幼年即同父母分离。她们中有两三个同岁，并且实际上是在同一天出生的。当然，她们各有显著的个性和特殊的命运。黛玉可以同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位相比以加深读者对她们的了解，但就其多愁善感、自怨自艾的性格而言，香菱与她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照。

在第一回里，作者把过多的寓言意义加诸香菱（那时叫英莲）身上，尽管她不久便降至次要角色。香菱尚在孩提之时就被一个无赖拐走，此后的生活苦不堪言：先是做薛蟠的丫头，后来成为薛蟠之妾。她备受薛蟠之妻夏金桂的虐待，最后因难产而死。同她相比，林黛玉的境遇要好得多。她初入荣国府时，父亲尚在世，而且她虽然失去了母亲，但周遭的亲戚都疼爱她。但在许多长辈的爱护下的黛玉还时刻有不安全感，而香菱虽然受尽折磨，却在每次被允许去拜访黛玉和她的表姐妹时，显得愉快而又无忧无虑。香菱字认不得几个，但她在黛玉的指点下学诗并表现出惊人的进步，因为她能心无旁骛地忘我钻研。当她品读唐诗名句或构想自己的诗作时，常常近乎心醉神迷的状态。在众姐妹中，林黛玉是公认的有诗才之人，但她写的诗无不带有自伤情怀。在她那首最著名的《葬花吟》中，她将自己视为飘零的落花。一个感伤的自怜的人即使在观赏自然美景时也不会忘掉自己，因之她悲吟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87版《红楼梦》中的幼时香菱

宝钗一来到贾府，黛玉就立即感到了不安，因为宝钗戴着的金锁上面刻的字，同宝玉携带的那块玉上的镌文恰成一对。而且，那金锁的来历几乎与那块玉同样神秘：一个癞头和尚在宝钗还是婴儿时送给她的。由于金锁和美玉预示着一桩美满的姻缘。虽然黛玉明知宝玉在众姐妹中独爱自己，但还是觉得少了一件足以象征他们未来婚事的实在证物。

因此，她一方面开始以咄咄逼人之势对待情敌，抓住一切机会讽刺宝钗拥有金锁之福气；另一方面对宝玉也苛求起来，借用种种托辞刺激他说出爱的誓言，从而打破金玉良缘的象征意义。在黛玉这种经常渴求保证的压力下，孩子气十足的宝玉十来岁便迈入了成年。但黛玉所追求的那种安全感不是仅凭言辞就能保证的，而她又是最规矩的女孩，权且不说无法接受以肌肤相亲的方式予以保证，就连宝玉最无伤大雅的情感流露也会招来她的责备。所以到头来她能称之为信物的，只有宝玉以前送给她的两块旧手帕，而她早在上面题了三首诗。临终前她焚化了这两块手帕——事实证明，这样的信物是完全无效的。

宝玉与黛玉

但不管内心如何焦虑和绝望，黛玉一直保持着一种对自己的命运故作冷漠的高傲态度。在古代中国，出身名门的女孩自然不该对自己的终身大事表现出任何兴趣，但大部分女孩都会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贴身丫鬟，而像《西厢记》和《牡丹亭》中的女主角则更是采取有违礼教的大胆手段去争取她们的心上人。可是对林黛玉而言，连“婚姻”这个词都成了一种禁忌，她不愿谈论自己的未来，即使是在自己的侍女兼挚友紫鹃的面前（紫鹃经常恳求她注意自己的身体并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实现自己平生的愿望）。

黛玉深知缺少一个主动关心自己福祉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但她宁愿独自受苦也不愿去奉承长辈。如果说她确实是一个悲剧人物的话，那么她的悲剧性即在于她那种固执的不切实际与反常的自我矛盾：既想同自己的意中人结婚，又担心自己为此而作的任何努力会招致世俗的非议。对她而言，承认自己在欲望和感情方面敏感而脆弱，对自己而言就等于受到了最大的羞辱。因之她只好以带有攻击性的消极方式来发泄她的情感，渐渐地她的脾气变得更坏，言语更为尖刻，行为举止也更易触犯别人。后来她疾病缠身，兼之朋友稀少，她重新陷入自怜之中，认为自己确实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可怜虫。

读者一向把黛玉视作一个迷人的下凡仙女，一个优雅纤丽、才华出众的美人和诗人。他们认为，对于这个世界而言，黛玉显得太过脆弱，甚至对于时常表现得轻率粗心的宝玉而言，她也显得太过完美。他们想把黛玉纯粹看作绛珠仙草的化身，丝毫不为丑恶感情所污染。然而，以这样的形象解读黛玉就把其复杂性格简单化了。虽然曹雪芹也有意把她写成一个超凡脱俗的美人，但当他的笔触随着黛玉身体的日益衰弱而去描绘她那愈发明显的精神病态时，他并没有回避任何生理上的细节。到了黛玉做这场噩梦的时候，她身上所有的青春气息都已消逝殆尽。据她自己所说，她在一年之中只有十个晚上能睡得安稳；而且身体极度倦怠，常要在床上一直躺到中午。她常常流泪，所以她的眼睑经常是红肿的。这场梦成为她通向死亡之路的又一个界碑：那天夜里她咳嗽不已，吐痰时连带着吐出了血。天快亮的时候，她叫紫鹃给自己换一个痰盒儿：

开了屋门去倒那盒子时，只见满盒子痰，痰中有些血星，吓了紫鹃一跳，不觉失声道：“嗳呀！这还了得！”黛玉里面接着问：“是什么？”紫鹃自知失言，连忙改说道：“手里一滑，几乎撂了痰盒子。”黛玉道：“不是盒子里的痰有了什么？”紫鹃道：“没有什么。”说着这句话时，心中一酸，那眼泪直流下来，声儿早已岔了。黛玉因为喉间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才听见紫鹃在外边诧异，这会子又听见紫鹃说话，声音带着悲惨的光景，心中觉了八九分，便叫紫鹃：“进来罢，外头看冷着。”紫鹃答应了一声，这一声更比头里凄惨，竟是鼻中酸楚之音。黛玉听了，冷了半截，看紫鹃推门进来时，尚拿绢子拭眼。黛玉道：“大清早起，好好的为什么哭？”紫鹃勉强笑道：“谁哭来？这早起起来，眼睛里有些不舒服。姑娘今夜大概比往常醒的时候更多罢？我听见咳嗽了半夜。”黛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着。”紫鹃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我说，还得自己开解着些。身子是根本。俗语说的：‘留得青山在，依旧有柴烧。’况这里自老太太、太太起，那个不疼姑娘？”只这一句话，又勾起黛玉的梦来，觉得心里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变。紫鹃连忙端着痰盒，雪雁捶着脊梁。半日，才吐出一口痰来，痰中一缕紫血，簌簌乱跳。紫鹃、雪雁脸都吓黄了。两个旁边守着，黛玉便昏昏躺下。

在这本小说的寓言框架里，黛玉应该以泪还债，但这些眼泪实际上只有自怜之意，并无感激之情。在一个完整的悲剧人物身上，我们需要看到某种高贵的品性，那是一种仁慈或慷慨的品质，一种对自我身份的追寻，让他终究能够认清自我。然而黛玉缺乏的正是这种高贵的品性。从智力上看，她完全有能力获得这种自知能力，但她过分囿于自己的不安全感，因而未能从客观或反讽的角度来观察自己。于是，在小说里她尽管诗意地生活着，但其扮演的角色是为了表现无可变更的感伤可怜，为了充分展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在身体和感情两方面的毁灭。在上述场景中，正如第九十八回里那个更加惊心动魄的死亡场景一样，作者虽然对黛玉的处境极为同情，但与此同时，他在详细叙述她的生理状况的细节时也绝不手软。“痰中一缕紫血，簌簌乱跳”是令人读罢最为难忘的一句。

在那天早晨的晚些时候，惜春——一位宗教信仰极强，后来出家为尼的女孩——论及黛玉每况愈下的情形时说：“林姐姐那样一个聪明人，我看她总有些瞧不破，一点半点儿都要认起真来，天下事那里有多少真的呢？”当然，整部小说中，作者都在把玩“假”与“真”的对照游戏：与贾宝玉相对应的是一个名为甄宝玉的青年，正如其姓名所透露出的似是而非的意味，他比贾宝玉更热衷于本质实属虚幻的功名，因而显得不如贾家的宝玉真实。黛玉主要是小说写实部分的主角，但因其对真实几乎全然不闻不问，这就决定了她在宗教寓言部分里的重要性。

83版《红楼梦》中的惜春

本文选自

《中国古典小说》（精校本）

著者：夏志清

译者：何欣 等译

出版：世纪文景 活字文化 2019年10月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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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如果以奥斯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角，会如何解读《红楼梦》里的爱情危机？| 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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