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狗屁工作”概念：该消灭的是狗屁工作还是异化劳动？
笔者将结合自己的问卷调查和通过即时聊天软件所进行的深度访谈，揭示中国人对于工作的认识和态度，从而在对狗屁工作概念提出批判性质疑的同时，也反思劳动分工以及对工作内容进行安排的社会关系问题。
狗屁工作：一个似是而非的有用概念
在格雷伯看来一份工作是否狗屁并没有客观标准，只能付诸于从业者的主观感受：如果从业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内容毫无意义并且对社会毫无裨益，那么这份工作就必然是狗屁工作，无论是否收入不菲，是否看起来高端上档次。当然，在现代工作意识形态看来，所有工作都有其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不喜欢某种工作，要么是我们不适合那份工作，要么就是我们好吃懒做，不思进取。我们很少会质疑工作本身是否有意义（当然，有些人会看不起那些低收入的体力劳动者，如农民工，但很少有人会怀疑他们的工作内容对社会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追问工作对从业者是否有意义，对社会是否有裨益，这似乎触犯了某种社会禁忌。格雷伯指出，有很多关于劳动者工作时是否开心的调查，但从来没有某种工作是否应该存在的调查，“工作这个主题充满了禁忌。”笔者在网上发布调查问卷时，有朋友认为我的问题“不接地气”，并向我反馈“很多人理解不了有没有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他们压根就不想这些”。这位朋友还指出，在他向自己的朋友转发调查问卷时——他还特地强调这几个人“都非常爱想事儿，甚至有一些都有比较好的哲学根基”，“他们都觉得（问卷中的问题）没有必要。让他们去思考一份工作能让自己做到人上之人，实现财富跨越，思考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有所帮助，他们觉得前者有101%的重要，后者完全不care，只要能上去。”这位朋友及其他几位不愿回答问卷的朋友的确道出了某种心态：工作更多是获得收入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只要能服务后者，工作本身的内容并不重要。
但是笔者从收回的232份问卷中可以看出，也有人愿意去思考工作本身的意义问题。有9.9%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完全没有意义；有7.3%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毫无裨益，甚至有人反映说，在填完问卷后就萌生了辞职的想法。这个调查结果与格雷伯所利用的问卷结果出入甚大。但是另外一个综合各权威数据库、以47个国家的十万人为样本的调查结果表明，平均只有8%的劳动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全无益处，且结果随着国家、职业和年龄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以2015年为例，在肯定“工作对社会无益”这个陈述的群体中，波兰劳动者比例最高（大约为13%），墨西哥最低（大约为5.3%），中国的比例大约为7.5%。
比例虽然没有格雷伯认为的那么高，但是这些“对社会无益的工作”对从业者身心可能会造成的伤害，依然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另外，到底哪些算作狗屁工作呢？在格雷伯看来，主要是公共部门的科层制工作，以及私人企业中的金融、保险、房地产等部门中的中低层管理与行政工作，这些工作在格雷伯看来，似乎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将它们消灭，对社会不会造成任何负面影响，甚至会造成正面影响——这是格雷伯用于判定工作岗位是否狗屁的客观标准。例如，他以1970年在爱尔兰爆发的为期半年的银行家罢工为例，因为这场罢工并未对爱尔兰的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影响，银行业就可以被视为狗屁工作。
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银行罢工，但这并不代表社会不需要有人来提供信用，只不过当时是由个人之间的信任网来提供信用从而让商业继续运行。而且1970年代处于经济金融化的前夕，与今天彻底金融化的世界相去甚远。在今天，脱离银行业的社会生产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某种工作消失对社会是否有影响，这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毕竟我们短期内无法让一种工作真正消失。例如在格雷伯看来，公司律师是彻底没有意义的狗屁工作，就像军队一样，只是因为某一方拥有，另一方也要拥有，但持不同观念的人则认为，“我们只要问假如没有公司法律师，一切会怎样，答案就自己揭晓了。”
再者，从业者的主观感受不能作为工作是否有意义或有益的依据。笔者收回的问卷中共有16人为金融业的从业者，有12人非常明确地认为自己的工作既有意义又对社会有益。按照格雷伯的看法，这些年龄在40岁以下的金融业中下层从业人员都应该认为自己做的是狗屁工作。而有些中下层的管理和行政工作虽然对从业者来说并无意义，看似狗屁工作，但是对其他人展开有意义的工作却是必不可少的，这部分工作只能部分精简，或者摊入其他工作职责，不可能消灭。另以教师为例，有博士学位的大学老师和研究员普遍认为自己的工作有一定意义，但是对社会却没有益处，有人甚至写道，“无意义，大学该关门，大学老师统统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相较而言，具有学士和硕士学位的中小学老师则普遍认为自己的工作既有意义，对社会又有益处。这也是格雷伯的狗屁工作概念难以解释的。
格雷伯也认识到自己关于狗屁工作的定义太过依赖从业者的主观态度，因此试图从客观的工作内容来定义工作的社会价值。在他看来，只有那些“真正制造、移动、修理和维护事物”的工作才能算作有社会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否则就是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格雷伯关于生产性劳动的观念其实来自于亚当·斯密，而马克思在后来发展了斯密的这个观念：但凡能够为资本家所雇佣，从而能够让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劳动都是生产性劳动。因此，按照格雷伯和斯密的定义，被资本家所雇佣的家政工就不能算作生产性工人，但其社会价值不可否认，而在马克思看来，被资本家雇佣的家政工属于生产性劳动者，但是被个人雇佣的家政工没有将自己的劳动力与资本相交换而服务于资本增值，而只是直接用劳动换取货币，因而属于非生产性工人。因此马克思写道：“同一内容的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可见工作内容狗屁与否，与生产性或非生产性并没有关系。格雷伯从这个角度来定义狗屁工作并无意义。
但这并不是说当下社会所有的工作都有存在的必要。对于不分青红皂白认可一切“工作”价值的工作意识形态，马克思有着尖锐的批判：“随着资本的统治的发展，随着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于资本——尤其是在实在科学（自然科学）被用来为物质生产服务的时候——政治经济学上的阿谀奉承的伺臣便认为，对任何一个活动领域都必须加以推崇并给予辩护，说它是同物质财富的生产‘联系着’的，说它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工作对社会必要或有用与否，不能诉诸于从业者的主观意识，而是要从满足人民普遍需要同时又生态友好的理性社会角度去进行评判。如保罗·巴兰指出，如果离开资本主义立场而从社会主义立场来看，很多在资产阶级经济和社会思想来看是必须的，生产性的和合理的事务，就成了非必需的，非生产性的和挥霍性的了。例如这些非生产性工人中有很多从事于制造军备、各种奢侈品和炫耀品。其他还有政府官员、军事设施人员、教士、律师、逃税专家、公共关系专家等。再就是广告商、经纪人、商人、投机牟利者等等。巴兰提到熊彼特这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律师这个职业在社会主义是没有必要的，“许多聪明才智被用之于这类非生产性业务上，其社会损失是不小的。”
格雷伯认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具有封建仆从色彩的岗位，其功能似乎只是给顶层管理者跑腿，造成后者高高在上的形象，因而将当下资本主义称为管理上的封建主义（managerial feudalism）。然而，既然资本主义是一个在生产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即非理性状态的社会形态，那必然会有非理性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这些岗位其实并不是因为顶层管理者为了展现自己权势而创造出来的（虽然客观上会造成这样的效果），而是资本追求最大回报和经济金融化的必然结果。因此这不是什么封建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所呈现出的新的形态。
由此可见，“狗屁工作”并非如格雷伯所认为的，是主观感受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是客观存在。例如，即便某些从业者认为推销存在很大意义和价值，但这并不能否定其狗屁工作——在资本主义社会看似必要合理，但在理性社会中必须消灭的工作——的本质。但是，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却形象地表达了一部分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对社会毫无益处的工作的憎恶，对劳动解放的希望，这也是我们保留这一概念的原因所在。
从上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份工作是否狗屁并不取决于从业者的主观态度，而是有着客观的依据，无论律师或广告从业人员如何肯定自己工作的意义，他们的职业在理性社会必然要被消灭。事实上格雷伯也引用了相关研究，证明某些工作的确会给社会带来的负外部性，即从业者赚取1英镑的同时，非但没有为社会带来正面价值，而且还造成了一定损害，如银行家损害的价值是7英镑，广告经理是11.5英镑，税务会计是11.2英镑；而有些工作会带来正外部性，即从业者在赚取1英镑的同时，会为社会贡献一定价值，如医院清洁员贡献的价值是11.2英镑，环卫工人是12英镑，护工是7英镑——我在其他地方将这些收入低但是服务社会的工作称为“社会友好工作”。
格雷伯探讨狗屁工作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肆增长，其用意在于解释为何我们的工作时间不见缩减反而增加。格雷伯在2013年的短文中追溯了凯恩斯在1930年的著名演讲《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在这篇演讲中凯恩斯预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100年后社会总产品会极大丰富，人们将基本摆脱“亚当的诅咒”（被迫的劳动），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到时人们将需要严肃考虑如何利用大量的闲暇时间。但是在自动化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全世界主要国家的法定周工作时间普遍维持在40小时左右，非农劳动者普遍存在加班现象。
但是凯恩斯的预测并非荒诞不经。事实上自1930年代至1980年代，西方主要国家的工作时间的确在持续缩减，但是在1980年后这个趋势便停滞下来，西方国家的劳动时间普遍维持在40小时左右。有学者指出，虽然美国人撕心裂肺地抱怨自己工作时间过长，但是据估计，周雇佣劳动时间在1970年代至2010年代这四十年间并没有什么变化。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某些工作岗位加班现象颇为严重，且美国的年工作时间明显要高于欧洲发达国家。
在格雷伯看来，凯恩斯的预测之所以落空，就是因为狗屁工作在近四十年左右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而大量滋生。虽然从事第二产业的工人人数减少了，真正的服务业工作如餐厅服务员、理发师和店员等所占工作岗位的比例基本维持不变（20%左右），但与金融资本相关的管理人员、咨询师、文案和会计，IT专业人员等被格雷伯视为最容易滋生狗屁工作岗位的比例大幅增长，吸纳了大量劳动人口，这导致社会总劳动时间不减反增，社会成员的平均劳动时间也就不可能有所缩减。
但格雷伯的数据是有问题的。西方自1970年代以来，增加最多的是低工资、低技术水平的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零售、餐饮、医疗和教育这些所谓真正的服务业。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美国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岗位为个人护理、家庭护理、餐饮服务、零售人员、护理助理、客服代表、医疗助理、环卫工作等。
当前中国的情况虽有不同，但也反映了相似的发展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04年到2017年，尽管由于近二十年我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空前狂飙突进的阶段，建筑业和制造业就业人数仍然在迅速增加，但是，随着全面改革进程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全面扩张和日趋复杂，金融、房地产、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并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的就业人数，日益在新增就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作为增量式经济改革直接结果的各种不稳定的非单位就业(包括私营企业、个体等就业形式)，在非物质生产部门就业增加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些增加迅速的非物质生产部门就业明显分成了两类：一类是集中于正式稳定的单位就业中且收入较高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在城镇单位的就业人数和相对比例尽管都在上涨，但不过从2004年的占比4.32%上升到2017年的6.14%。另一类是工资收入越来越相对低下，就业日趋不稳定的“低端”服务业和岌岌可危的普通白领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些格雷伯所谓的“真正的服务业”合计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的比重从20.5%上升到47.8%。这三类行业中，不稳定的非单位就业占比占据绝对优势且提高很快，自2004年到2017年，批发和零售业从86.2%上升到94.0%；住宿和餐饮业从79.5%上升到91.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59.5%上升到83.9%。服务性工作越“低端”，越容易进入不稳定的非单位就业。当然这些工作的工作收入也远非占比极少的“高端”服务业可比。自2004年到2017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批发和零售业平均工资从平均水平的81.7%上升到了95.8%；但容纳绝大多数该行业就业人数的私营和个体就业中，该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却从2009年整个私营和个体就业平均工资的97.7%下降到2017年的92.6%。与此同时，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住宿和餐饮业的这一比例从2004年的79.3%大幅下降到2017年的61.6%；在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中从2009年的85.8%下降达到2017年的80.6%。只有尚具有传统白领性质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还具有相对体面的收入，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的这一数据也从2004年的121.8%年的下降到2017年的109.5%；在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中则从2009年117.2%的下降到2017年的112.3%。
可见，书中那些向格雷伯抱怨工作无所事事又收入不菲的回应者似乎误导了格雷伯。事实上，这些回应者都是格雷伯在“推特”上的粉丝，他们自然大都认同格雷伯的观念。从样本来看，他们不能代表社会的一般态度，也不能说明一般趋势。社会平均工作时间四十年以来之所以居高不下，并不是因为看起来高端上档次、实则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的泛滥，而是那些没有保障、不稳定的“低端”工作的增多，这种工作以作为独立承包商的优步司机为代表，他们受雇于众包平台（如优步，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任务兔子[TaskRabbit]），没有稳定的雇佣关系和工作时间（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随时处于待命状态，这其实极大地拉长了工作时间），工资微薄。这种趋势被称为工作的“优步化”（Uberization）。这种工作看起来灵活，能够让劳动者自由安排时间，其实只是神话。以美国优步司机为例，他们每小时纯收入平均只有10美元，如果每周只工作40小时，收入就会处于贫困线之下。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加班加点工作，从而处于时间紧迫的状态之中。
这些低收入、低技术含量的社会友好工作都可能面临“优步化”的命运，这就导致劳动者必然处于惶惶不安、时刻待命的焦虑状态——去等待电脑或手机众包平台分配任务。长此以往，稳定的工作越来越少，绝大多数工作都成为所谓的零工（gig work），因此有学者追问：你能想象社会变成“土耳其机器人”式的经济吗？那时所有人都在空闲时做计件任务，没有人知道下个任务何时到来，报酬到底有多少。我们还能有什么样的私人生活，还能维持什么样的关系和家庭？这其实是新自由主义和自动化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导致的工作的两极化：内容带有很强重复性和程序性的中产阶级工作日益被自动化，剩下的则是少量的高收入、高技术含量工作以及大量的低收入、低技术含量但一时难以自动化或者自动化成本高于人力成本的工作。
这也是当下人们日益繁忙且惴惴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
直面工作的无意义，挑战工作意识形态
现代人面对着格雷伯所说的“现代工作的悖论”：1. 绝大多数人的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都来自于谋生的行当。2. 绝大多数人都讨厌他们的工作。尤其是面对着零工的崛起，长期稳定并给我们带来身份感和尊严感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但我们依然被告知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干一行爱一行”。有工作总比没有工作要好，工作本身就是好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观念已经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虚假意识，成为工作的意识形态。
这种工作的意识形态一般认为源自于新教改革所带来的工作伦理。这与西方古代的劳动观形造成了断裂。在新教改革之前，任何体力劳动要么被视为是卑贱的（古希腊、罗马），要么被视为是不得已的苦劳和惩罚（原始基督教），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因为世界去魅，新教徒不能再通过巫术-圣礼等非理性手段来确认自己的受恩宠状态，只能通过入世禁欲的方法，通过劳动积累财富获得成功，让自己心安。劳动成为新教徒的“天职”（calling），他们是为增加上帝的荣光而劳作，现代工作伦理就这样确立了。
而格雷伯追踪出工作伦理更早的起源：中世纪欧洲的“生命周期服务”（life-cycle service）。在中世纪，几乎所有人都要作为仆人在另一家庭服务7至15年。这不仅是行业工会中的学徒所必经的人生历练，农民的孩子也要在家境更好的农民家中贡献自己的少年时期，而最为常见的则是低等级的贵族男女在较高等级的贵族家庭或皇宫中服务。这些伺候别人贵族小姐被称为侍女（ladies-in-waiting）。另外，这些低等级贵族男女并不是义务劳动，而是有偿劳动，这样的经历不只是培养贵族仪态，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是个学习过程，即学习自律、学习驾驭自己低俗的欲望以及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成年人。而这正是现代人对于工作的基本期待。一个没有工作的成人，或者一个无法在工作世界中稳定下来的成人，在我们看来是没有独立性和责任心的人。
在19世纪，随着工作意识形态取得主导地位——正如威廉·莫里斯所指出的：“一切劳动本身都是有益的，这已经成为现代道德信条”，劳动创造财富和价值的观念也被工人所接受。格雷伯指出，在19世纪初，这种观念就广为流传，而林肯于1861年的如下讲话也被认为代表了当时普遍的观念：劳动先在于且独立于资本。资本只是劳动的果实，如果开始没有劳动，资本就不可能存在。劳动比资本优越，我们应该对其报以更大的敬意。在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工人眼中，资本家不劳而获，而他们应该夺回自己的劳动成果。
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关系颠倒了，资本家成了财富的创造者，成了工人的恩主。企业巨头、银行家以及他们的政治盟友宣扬资本家创造财富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属于统治阶级，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自然为社会所接受。另外，随着机器大工业和“科学管理”的发展，工厂的管理者凭借对知识的垄断控制了劳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及其执行方式，而工人日益被去技术化，他们对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毫无掌控，这在剥夺工人对自己工作的理解的同时，也瓦解了工人对自身工作的认同和自豪感。
但是格雷伯却认为新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取得主导地位，是因为劳动创造财富的观念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存在致命错误。这种劳动创造财富，而资本家不过是寄生虫的观念也被称为生产者主义（producerism）。在格雷伯看来，马克思主要关注那些从事制造的工厂工人（通常是男性），只将他们视为生产性劳动者和财富的生产者，忽视了那些从事照看工作和再生产工作的劳工。如前所述，在马克思那里，判断活动是否具有生产性不在于是否制造有形产品，而在于是否为资本所雇佣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如果一个作家或写手被书商或网络平台所雇佣，那他/她所从事的就是生产性工作。另外，马克思主义者也并没有忽视不被资本所所雇佣的私人家庭内的非生产性的照看劳动。所以认为劳动价值论应该为资本家创造财富的意识形态的崛起负责，这种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当然，格雷伯强调照看性劳工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如前所述，这是目前美国就业增长很快的部门，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为自动化技术所取代，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友好劳动。
如果说工人被剥夺了财富创造者的骄傲感，他们如何去面对单调无聊的工作呢？这就要诉诸我们前面所说的工作意识形态了：工作塑造品格，是对我们的考验，因此我们必须隐忍、自律。工作场所与轻松快乐无缘，那是下班之后的事情。逐渐地，工作本身成为目标，成为我们每天必须完成的重任。格雷伯就此总结说，劳动者获得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恰恰在于（原文为斜体）他们痛恨自己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汉语的“苦修”来比喻工作：我们通过苦修来证明自己的道德，证明自己有资格活在这个世上并获得他人的尊重。如果我们拒绝工作，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获得他人的尊重，甚至失去活下去的资格（“不劳动者不得食”）。
格雷伯所列举的狗屁工作正是要质疑这种工作意识形态：有些人因为诸多原因，的确会感觉工作毫无意义和益处，他们的身心受到折磨，甚至所处的社会也会受到损失。我们应该勇于面对工作的无意义，学会拒绝工作意识形态，最终消灭狗屁工作。事实上，今天大多数听起来像是真人的电话推销员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电话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客观上消灭了作为狗屁工作的电话推销，虽然这种技术的研发者只是为了节省人力，获得更大利润。另外，我们也要对某些工作进行重组，从而让其变得更加人性化。如前面所说的前台工作：让一个人每天坐在前台，偶尔接听电话和接待访客，分发办公用品，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尽管这种工作可能很“有用”。将这种工作分摊到其他工作职责内，并消灭前台工作，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这同样适用于诸多行政和管理工作。
小结：消灭狗屁工作还是消灭异化劳动：走向后工作的未来
也许任何一种工作都有可能给人带来意义感，即便是销售这样的工作。我们可以想想《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洛曼：他一度将推销员视为自己的理想职业，但是当衰老的洛曼发现没人愿意搭理自己甚至嘲笑自己，并且很难将货物再推销出去的时候，他的精神出现了危机。他很难从工作本身获得意义感。因此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指出，相比于其他工作，某些种类的工作更容易让人感觉到有意义和有成就感。理想的工作可能需要满足如下条件：1.体面的收入；2.充满挑战同时让员工觉得能够应付并有所进步；3.让员工具有掌控感从而能锻炼自己的自主性和判断力；4.能够与他人进行社交互动；5.能够让员工感觉自己在改造世界、造福他人。
第5条是格雷伯判断狗屁工作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没有一条适用于流水线上的工人，虽然他们也进行生产制造。但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狗屁工作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格雷伯的狗屁工作概念主要针对的是第三产业的工作，因此他默认生产产品的工作不可能是狗屁工作，但是从全书可以看出，他心中所想的是前流水线时代的技术工，并没有讨论流水线工人），某些产品总需要有人去生产制造，问题在于社会对工厂工作进行组织的方式。
工厂工作并不必然表现为流水线的形式，这不过是资本家主人意志的体现：对员工进行去技术化（剥夺条件2）、剥夺工人自主性（工人被剥夺思考决策的权力，只能负责执行，剥夺条件3）、让他们成为无言的螺丝钉，禁止交谈（剥夺条件4），从而造成有些员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终端产品是什么，更不要说对社会的贡献了（剥夺条件5），这最终也压低了劳动力成本即工人的工资（压低条件1）。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流水线看似提高了工作效率，实际上造就的只是更为懈怠、更为痛恨工作的工人。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厂可以表现为“鞍钢宪法”那样的组织形式，工人知道自己在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满足条件5），他们能够参加管理（满足条件3），能够与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共同协商，进行技术改革（满足条件2、4），同时也可以领取体面的工资（满足条件1）。
对那些基层行政岗位的从业者来说，无论处于何种社会形态，意义和满足感都不可能太大，因此只能创造条件，让相关的工作任务要么分配到其他工作职责中，要么彻底消灭。但前提是社会形态的改变，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劳动者工作的满意度或意义感并不是首要考量。也就是说，如果想要消灭那些不应该存在的狗屁工作，并且让剩下的工作更具意义和满足感，我们应该首先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雇佣劳动或异化劳动。
但这并不是说一旦消灭雇佣劳动或异化劳动，工作的意义感和满意度就必然会提高。虽然在社会主义社会，哪怕最基层的劳动者都坚信自己在改造世界，造福他人，但是有些工作如环卫，毕竟缺少条件2、3和4，很难带来满意感。对待这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逆向付酬（reverse renumeration）原则，“这意味着工作越辛苦，越有助于增加公共品，工资就越高，例如垃圾收集、街道清理、重工业工作、重复性的科层制工作、照顾小孩和老人等。随着工作价值实现增长，新技术得到开发，上述工作所需的时间将会缩短。”这里的公共品就是“公共善”，即我们前面所说的正外部性。如此一来，基于物质刺激，会有更多人乐意从事这些工作，从而客观上造成大家分摊这些脏活累活的后果。与此同时还要缩短工作时间，提供更为普及的教育和培训机会，让这些劳动者能够胜任其他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这样全社会所有劳动者都可以从事多项工作，可以摆脱马克思所说的“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
当然，摆脱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并不意味彻底消灭劳动分工，而是在消灭狗屁工作，对某些工作内容进行重组使其更具满意度的同时，让人们摆脱一辈子只能从事某一类工作的命运。事实上，在工作优步化的当下，很多人已经同时从事多项工作，只不过他们是迫不得已，因为每份工作收入都很低，只有同时打好几份工才能维持生活。
格雷伯提出用“全民基本收入”来帮助人们消灭狗屁工作，这不无道理。所谓全民基本收入的根本特征是普适性——每个成人都可以得到，无条件性——不论有无工作，个体性——不是分给家庭，而是分到个体男女的手中，这样可以保障女性的经济权利，规律性——例如按月发放，而且在原则上这笔收入可以维持个人的体面生活。如此一来，个人选择工作的时候，就不会单纯为了谋生而去接受令自己倍感痛苦的狗屁工作，同时倒逼雇佣方对工作内容进程重新组织，以吸引劳动者。
当然，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虽然全球范围内很多小规模实验效果不错，尤其在紧缩政策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但这个目标无疑是可欲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施行效果会更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确应该像凯恩斯所预测的那样，将工作时间缩减至最低限度，认识到“非工作不可是一种神经症症状”，从而让人可以从事多项有意义的活动而不必担心生计。那时剩下的将是有意义的活动，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带有一定强制性的领取薪金的工作，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必然王国”。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并不需要全民就业就可以保障社会的基本需求（在消灭剥削者的前提下），而全民基本收入可以让那些不愿从事领取薪金工作的人去挖掘自己的兴趣，或者单纯地无所事事——社会负担得起。我们要知道，即便是没有被雇佣的个人，也在为社会创造价值。毕竟，如前面的盖洛普调查所示，全球有85%的人在工作时处于懈怠状态，这是对人类潜能巨大得多的浪费。
另外，在社会主义社会，必然王国内的工作也将重新得到组织以满足我们前面所说的五个条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工作意味着后资本主义的工作体制：缩短工作时间，让必然王国内的工作更具意义和满意感，让所有人都自由发展自己的潜能。那时，工作或劳动将逐渐失去痛苦与折磨的内涵，成为人类的真正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