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观察︱黎巴嫩示威中的女性：赋权只是南柯一梦？
黎巴嫩示威已过月余，自10月17日冲突爆发以来，民众要求由反Whatsapp征税一路上升到抗议政府失能，示威规模也日渐庞大，最后贝鲁特街头瘫痪不止，连总理萨阿德·哈里里也被逼下台。这波冲突牵涉出广泛的政经议题，动员了脉络互异的社会群体，其中自然包括各宗派妇女，她们不仅身先士卒、坚守前线，也将性别议题引入示威话语中，从而折射女人的困境与渴望。在黎巴嫩的宗派社会下，妇女相对脆弱；但在这场街头战里，她们却显现出集体的力量。
从阳刚到母性
要谈此次示威中的妇女形象，还得从＂惊天一踹＂说起。示威第一天（10月17日）傍晚，贝鲁特市区已聚集不少抗议民众，这时教育部长阿克拉姆·切哈耶布（Akram Chehayeb）的车队恰好驶过街头，就这么冤家路窄地成了包围对象；面对窗外的群情激愤，部长保镖随即下车对空鸣枪，没想到人群中忽然冲出名手无寸铁的女性，对准保镖胯下就是一踹，踹得对方一阵踉跄，连枪都拿不稳。这一画面被人录下上传后，立刻成为各大社群网站的焦点热搜，也被标举为此次示威的女力象征。
然而，女示威者并非只有一种形象。随着警民冲突加剧，女性也在拉扯推挤中，化育出新的角色身分。原始的“惊天一踹”符码，始于攻击男性胯下，暗含阉割、击碎、瓦解权力，无论对象是政府、镇暴警察或父权体制。图像本身燃着阳刚怒火，予人亚马逊“女武神”的既视感，象征女人不仅能与男人并肩，更能超越男人；然而现实世界中，示威妇女的角色实践已渐脱“女武神”形象，转向隔绝暴力的“人盾”，她们往往会以肉身隔开扭打的警民双方，或干脆走在游行队伍最前线，以避免暴力进一步激化。
“人盾”体现了对峙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即示威者们相信警方等国家安全部队不会真对女性开火，故一旦冲突现场渐趋失控，妇女们便一涌而上，站在水炮车与橡胶子弹前，筑起人墙保护身后的男性；而男人们也会考虑前线妇女的人身安全，不再奋力冲锋，于是在双方的自我克制下，一块阴性的缓冲区由此而生。“人盾”的符码既与和平示威紧密相连，也象征整起运动进入漫长持久战，人们期待的女示威者不再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前线刺客”，而逐渐往“示威现场维和部队”的角色过度。
然而女性对示威的参与并不仅止于此。在冲突横生的镜头外，吃重的后勤工作几乎全赖妇女统筹执行，她们或为示威者提供帐棚、毛毯与保暖衣物，或到现场烹煮热食，或上台高歌鼓舞人心，或为示威团体设计标语与海报；这些女性虽没冲到前线组成人盾，却是场外不可或缺的沉默温流，支撑着示威者一路前行。这种由妇女扮演暴力调节者、担负后勤工作的母性示威传统，可说是14年前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所留下的政治遗产。
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黎国政坛因而掀起轩然大波，背后的纠葛还得从黎巴嫩内战谈起。1943年的《国家公约》（National Pact）揭开黎巴嫩宗派主义的制度化序幕，内容规范大致如下：马龙派基督徒必须放弃对西方身分的主张，接纳黎巴嫩成为阿拉伯国家；穆斯林也不能再推动黎巴嫩并入叙利亚的政治运动；总统和黎巴嫩军队司令必须出身马龙派，总理由逊尼派穆斯林担任，国会议长则非什叶派穆斯林莫属；国会议员席次中，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比例应为6：5等。
《国家公约》虽对各宗派职务约法三章，却明显偏袒基督徒，这原不是什么问题，毕竟基督徒在建国之初占了人口多数；但日子一久，穆斯林的人口比例高了起来，旧秩序自然难再服人，黎巴嫩又因地缘因素卷入以巴冲突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为逃避以色列炮火，将自身的作战基地迁至黎巴嫩南部，致使黎南武装冲突频现，最后暴力与宗派冲突合流，黎巴嫩终于在1975年爆发了内战。
这场内战看上去仅是宗派冲突的武装化，其实与大国势力脱不了关系。叙利亚始终心怀收复“黎巴嫩行省”的统一大梦，自然要藉内战驻军黎巴嫩；以色列则以歼灭巴解为名为内战加码；接着伊朗也声称要反制以色列，扶植了什叶派武装民兵势力，也就是今日的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15年后内战结束，各方签订《塔易夫协议》，穆斯林成为宗派主义的最新获益者，但黎巴嫩却沦为周边大国的俎上肉，叙利亚、以色列与伊朗的干预就此成为常态。
往后总理决策不仅要权衡宗派分歧，也得考虑境外势力的立场；另一方面内战虽已告终，但黎巴嫩政坛的暴力事件依旧频繁，这导致拉菲克·哈里里总理之死成了一场罗生门，各方势力嫌疑都不清，联合国先是剑指叙利亚，后又转控真主党与伊朗，真主党则反称一切都是以色列的阴谋。结果一阵口水战后，叙利亚成了众矢之的。平心而论，暗杀拉菲克·哈里里的凶手至今仍在五里雾中，叙利亚未必就是幕后藏镜人，但当年舆论之所以由“为哈里里复仇”一路转向“驱逐叙利亚”，除了拉菲克·哈里里生前立场如此外，也与叙利亚高调驻军黎巴嫩有关，亲叙与反叙两方纷纷动员群众上街示威，从而引爆了雪松革命。
对黎巴嫩国体来说，革命结果就是叙利亚撤军；但对黎巴嫩妇女而言，雪松革命正是奠下母性示威传统的关键。当时全国有两大阵营相互对峙，分别是亲叙利亚和伊朗的＂3月8日联盟＂，以及反叙利亚和亲美的＂3月14日联盟＂， 这两派人马不只互比外援，也在民心上较劲。3月8日联盟动员了80万人上街感谢叙利亚，3月14日联盟自然也不甘示弱，叫来140万人上街反呛叙国干涉内政。而双方阵营内皆不乏活跃的女性领导人，前者有真主党的女性高官利玛·法赫里（Rima Fakhry），后者则包括知名德鲁兹宗派领袖之妻诺拉·朱布拉特（Nora Jumblat）以及拉菲克·哈里里之姐巴希亚·哈里里（Bahiya Hariri）。
此外，雪松革命的后勤工作也全靠妇女支持，例如诺拉·朱布拉特夫人便以黎巴嫩国旗为蓝本，设计了示威用的红白制服，并组织妇女集体赶工缝制；其他工作包括发送食物、国旗、示威横幅与标语，举办供示威者纾压、联络感情用的马拉松，也全赖妇女团体操持支持。在这场革命中，女性被塑造成黎巴嫩的母亲、姊妹、女儿与恋人，既毫无保留地爱着黎巴嫩，也为黎巴嫩所护佑，爱国、母性、反霸三位一体，难以分割。
然而虽说妇女在雪松革命中有所发挥，但到头来，掌握话语权的女人全是男性领导的亲眷，一般女性根本无法进入决策圈，宗派主义与亲属政治才是作用关键；另外雪松革命与2019反政府示威还有一点不同，即前者的议程中少有女权要求，人们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家国情怀上，例如当年最流行的两句阿拉伯语口号：“Hurriyye, Siyede, Istiqlel（自由、主权、独立）”、“Haqiqa, Hurriyye, Wehde wataniyye（真相、自由、国家一统）”等，即便妇女已撑起革命半边天，平权的曙光却依旧模糊。
综观中东革命史，黎巴嫩的女性与革命关系绝非特例。从北非、海湾到沙姆地区，女性从不缺席重要示威，也不怯战于革命，甚至可说示威就是女性领袖的摇篮，早期有埃及的胡达·莎拉维（Huda Sha'arawi），近期则有也门的塔瓦克尔·卡曼（Tawakkol Karman）与苏丹的阿拉·萨拉赫（Alaa Salah），她们呐喊爱国口号、也强调女性战斗力，彷佛示威本身不仅是对政权的起义，更是妇女对父权的战争。然而，不论各场示威结局如何，女权议题的进展都很类似：这些女性领袖一度被视作示威的“吉祥物”，即便示威能暂容她们与男性战友平起平坐，骚乱退去后，她们又得回归妻子、姊妹与女儿等角色，过去曾大破大立的许诺、赞美、期待，不过又是南柯一场梦。
在今年10月的示威现场，黎巴嫩妇女再度上街。或许将来某一天，这种源于雪松革命的母性示威传统在累积足够能量后，能蜕变为黎巴嫩女权运动的新破口，但2019会是那一刻吗？
将女权议题嵌入示威话语
此次示威的主议程原是反对政府的Whatsapp政策，但随着参与团体日趋多元，各式要求也渐次浮上台面，女性也终于在国政语汇外，喊出两性平权的响亮口号。爬梳各类报导，黎巴嫩妇女的改革主张可分为两大方向：制定单一的个人身分法、废除歧视女性的国籍法，前者将力促黎巴嫩转型为非宗派的公民国家，后者则会降低无国籍孩童的比率。
虽说与某些中东国家相比，黎巴嫩妇女已拥有相对宽阔的人生空间，但平权长征一路走来，步履蹒跚、屡兴波折，而社会与宗教歧视的两座大山，至今仍是屹立不摇，难以撼动。近代黎巴嫩女权运动与其他后殖民国家面临的挣扎类似，即女权主义的话语资源无一例外，全都来自曾经的殖民母国，不仅偶会南橘北枳、适应不良，还要受反殖保守派、宗派主义、武装冲突的干扰。
近代黎巴嫩第一波女权运动盛行于1940-60年代，并与独立后的国家建设、自由主义话语镶嵌在一起。其领导人物多为西化的上层阶级精英，关注妇女的教育、就业与议会代表性。然而性别革命尚未成功，各大女权团体便受宗派主义的歪风浸染，开始内哄。例如黎巴嫩妇女联盟（Lebanese Women Union）与基督教妇女团结协会（Christian Women’s Solidarity Association）的斗争。前者成立于1920年，由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左翼政党一手创办，主要目的并非推动女权，而是要吸引有心投入左派运动的黎巴嫩妇女；后者则诞生于1947年，由黎巴嫩全国共20个地方基督教会推派精英妇女代表组成，虽说都是女性组织，但在盛行宗派主义的国家里，各方往往只凭出身标签便决定敌我。然而尽管两大组织内斗激烈，黎巴嫩妇女还是在1953年取得了投票权与被选举权，标志着这波女权运动带来的社会进步。
1975年黎巴嫩爆发内战，平权的理想主义被枪林弹雨炸得一文不值，各女权团体只好退而求其次，将目标聚焦在难民救助、战时性暴力受害者收容上。此时的要角多是黎巴嫩左派政党、共产党成立的妇女委员会，其面对以色列、伊朗与叙利亚三国势力干预、目睹国家因宗派与部落斗争而日渐碎片化，提出“国家去部落化”、“反对外部势力干预”等政治理念，强调唯有黎巴嫩和平，女性的平权之路才有未来。1989年内战结束，黎巴嫩的女权运动又重回法律建制路线，并在1995年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CEDAW）。国内的女权NGO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包括主张就业平权的职业妇女联盟（Working Women League）、关注家暴与性暴力的黎巴嫩反妇女暴力理事会（Lebanese Council to Resist Violence Against Women，LCRVAW）等，后者尤擅政治游说，力促性侵与名誉杀人入罪化，同时也为受暴妇女提供法律服务。此外还有黎巴嫩女性研究者协会（Lebanese Association of Women Researchers，Bahithat）、发展行动研究与培训社（Collective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on Development-Action，CRTD-A）等，其将家暴、性等禁忌话题引入公领域，促成LGBT运动的诞生。
尽管一切看似缓步前行，但近日爆发的示威中喊出的两大修法议题，彻底挑战了黎巴嫩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不过在现实的重重困境治下，诉求短期之内恐难有长足进展。
此次示威中出现的另一修法议题是废除歧视性的国籍法。这条法律虽也涉及宗派主义，长远来看却算以巴冲突的外溢成本。当今的黎巴嫩国籍法规定，女性公民一旦与他国男子成婚，那么其子女将无法继承母亲的黎巴嫩国籍，其配偶也不得成为黎巴嫩公民；但倘若情况颠倒，是男性黎巴嫩公民娶了外国女性，那么其子女与配偶都将自动获得黎巴嫩公民权。此般条文诞生于巴勒斯坦难民大外逃的年代，黎巴嫩一下涌入几十万难民，一旦他们全数归化为黎巴嫩人，势必冲击国内的宗派平衡，因此政府索性立下此法，以避免巴勒斯坦男性借由成婚“盗取”黎巴嫩国籍。然而此法令一出，影响范围远超巴勒斯坦难民之外。公民权与合法居留权、工作权、受教权、社会服务、医疗保健等权利义务环环相扣，没了公民身份，一切保障都是镜花水月；许多儿童更因此成为无国籍人。几十年来，妇权团体屡屡要求修法，甚至举出证据表明，本国妇女与巴勒斯坦人结婚对宗派平衡冲击有限，却仍不被接受。
制订统一的个人身分法、废除歧视性国籍法，以上两大修法要求影响层面深远，且将可大为改善妇女生活，但政府让步的机率其实微乎其微。黎巴嫩的宗派僵局早就药石罔效，自雪松革命以来，3月8日联盟与3月14日联盟的相互抵制早成政坛常态，就算是非争议性法案的审查也能拖上一阵子，更何况是这种注定要地动山摇的提案。现下总理萨阿德·哈里里已辞职，未来的黎巴嫩将要经历漫长的总理空窗期，想整合派系冲突进而修法，无疑缘木求鱼。
尾声
世界经济论坛去年发布的《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指出，黎巴嫩的性别差距指数在全球149个国家中排名140，甚至落后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公认的女权低落海湾国。除了宗派主义的压迫外，黎巴嫩妇女的国会代表性也严重不足，128席中仅有6席是女性。
在黎巴嫩示威中，妇女既是暴力调节者，也勇于冲锋陷阵，更为操持后勤竭尽心力，然而制度却未必能一遂其改革心愿。在纷闹的的街头上，女人或许能做男人的母亲、姊妹与伙伴，为其遮挡暴力、操持衣食；但她们一心渴求的平权改革，却会令保守父权制下的男性战友感到威胁——他们亲手建立的政治秩序将会分崩离析。
很多时候，示威现场看似团结一心，事实上却四处涌动着性别征服的暗流，有时女示威者连后勤伙伴都做不成，只能沦为“性客体”，加害者不仅有国家安全部队、更有同一阵营的男示威者，这在阿拉伯之春时尤为明显。此次黎巴嫩示威虽说平和一片，但许多参与其中的妇女都表示受到过性骚扰。甚至连一些媒体都甘为性化革命女性的帮凶，例如沙特的欧卡兹报（Okaz）就刊登了一篇名为《黎巴嫩之美：这些美女都是革命家》（حسناوات لبنان.. كل الحلوين ثورجية）的报道，内文不只充斥着物化女性的字眼，还附上许多女示威者的特写照，这篇文章虽招致黎巴嫩妇女的漫天批评，但也揭示出威中的男性视角——面对强大外敌时，女性可以是暂获解放的同路人；但威胁的潮水褪去后，苍白的性别阶梯便裸露出来。
现下的黎巴嫩并无余裕检讨宗派主义以改善妇女境况，这一月来的慷慨激昂、惊天一踹、静坐吟唱，也终将随着时光流逝，隐遁到贝鲁特的寂寞夜色里，示威就像场精美的产品展示会，让女权被摆到跟民族、政治同等的位子上，虽说女权标签吸引到的镁光灯也不少，但也许会期结束后依旧要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