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事实孤儿”: 谁人知晓,谁来庇护?

文/苏横 摄影/周岗峰
2019-11-20 12:59
来源:澎湃新闻

夜幕降临,刚上初一的桃桃在昏暗的灯光下奋笔疾书,想赶在晚饭前完成当天的作业。

“呐,墙上那张照片是我!哎呀,不要看那个了嘛。”

有些害羞的桃桃,试图把到访志愿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她刚刚做完的地理作业上。

在这座湖南湘阴的普通村庄,家家户户的屋室习惯悬挂全家福的相框,或是贴上家人往常出行游玩时的记录影像。照片多半有点年头,偶有些褪色,也与抹着灰泥和绿漆的内壁砖墙互为映衬,并不显得黯淡。

不过,桃桃房间里挂出的这些照片,有她自己,有她外婆年轻时的样子,甚至还有她那在外浪荡的舅舅,却独独没有她与她自己父母的合影。

桃桃从来不知道她的生身父亲是谁,也不知道现在她那罹患精神癔症的母亲,如今一个人漂泊到了哪里。

彼时,日薄西山,临近的长沙宁乡,某处乡村公路上,才放学的妮妮正坐在她哥哥风驰电掣的摩托车后座上,惦记着学校正在开办的自费美术兴趣班。

妮妮的母亲几年前在一场意外车祸中不幸过世,父亲也在事故中重伤并失去自理能力,卧病在床。但这些不幸并不妨碍妮妮这会儿尽情想象:倘若有一天,哥哥赚来了钱供自己报名,和小伙伴们一起学习画画,会是多么愉快。

她的身侧,装载着砂石泥水的运输车同时轰隆隆地驶过,带起来的尘土在夕阳下凌乱飞扬。唯恐避之不及的母鸡护着孩子们,尖叫着躲进道旁的草丛里。

站在家门口眺望远方的桃桃,这座村庄里像她一样的事实孤儿还有好几个。

桃桃和妮妮,都是所谓的“事实孤儿”。

国家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全国范围内事实孤儿人数已超过50万人,更有专家称由于这部分人群长期缺乏社会关注,实际数字恐怕还要更大。

事实孤儿的父母,虽然至少还有一方在世,但可能重病、重残,甚至可能服刑在押或正在强制戒毒,所以他们根本无法照料年幼的孩子,提供不了经济支持,也不能履行监护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

大多数情况下,事实孤儿一般由尚在世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承担起应有的养育和监护职责,也有的是委托叔伯、姑舅或成年兄姊等代为接收照管。

如果老人或者叔伯姑舅家庭的经济条件尚可,或家族长辈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资源,那么,在理想情况下,事实孤儿依然能够获得一处林木荫蔽。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生活依然风雨交加。

关爱桃桃的志愿者小鱼,傍晚拎着糕点上门时,桃桃正在咬着笔头琢磨当天的语文作业,旁边一沓作业纸上则是刚刚仔细誊写好的英文单词,工整美观的程度足以赢得老师赞赏。

甫上初一的桃桃,相对擅长文科,却比较怵数学,在班里的总体成绩算是中等水平。但相比学业排名,桃桃显然对学业排名这类事情不以为意,她更加热衷展现自己在文体方面的兴趣和天分。——她完全靠自学就掌握了四种花样跳绳的技法,擅长跑步等部分田径项目,能很轻松地完成舞蹈劈叉,会模仿着哼几句电视上听来的湘剧唱段,耳熟能详的乡村儿歌以及《学猫叫》这样的网红神曲更是随口就来。

不过,不管是课程学业还是文体兴趣,她如今的监护人——外婆外公从来都没有办法为她加以辅导学习。老人家年事已高,没有受过教育,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日常能够给予桃桃的也只有衣食住等基本水平的照料。

有一次,志愿者来接桃桃参加市里少儿活动时,对此没有概念的外婆给桃桃准备了一身特别妖冶暴露的女性服饰,全然与桃桃初中生的身份不符,引得志愿者们大为皱眉,集体商量着为桃桃换上了得体的衣服,桃桃为此十分开心。

事实上,桃桃的外婆在与志愿者的交流过程中,已经明显表露出健忘、反应不及、难以理解、多疑、表述逻辑性较弱等情况,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尚在心智发育期的桃桃日常的语言表达习惯。更让志愿者小鱼感到烦恼的,是桃桃对陌生人丝毫不设防的“过分”热情。

在农村,乡里乡亲之间习惯串门作客寒暄,大人外出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的情况,并不鲜见,桃桃的外公外婆自然也不例外。而个性天真质朴的桃桃,更是还没有建立这方面的安全警惕意识,时常一个人在家,未经完全确认身份便自顾自把人往家里引,端茶倒水唱歌跳舞,开心展示才艺。桃桃活泼开朗的性格固然惹人喜爱,但在农村儿童被性侵案件呈高发趋势的当下(参见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2018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这不免令人担忧。

桃桃有些抗拒提起自己的父母。据说当年,桃桃的母亲因一场痛苦意外怀上她,继而被前夫遗弃。她从小随母亲在邻市的一个拾荒老头那里长大,后来经由湖南电视台都市频道一档热播寻亲节目,阴差阳错地被外婆家发现并接回,从此跟着外婆外公一起生活。

桃桃的母亲因精神问题长时间在外流浪,如今已经超过两年没有回家,也无音讯往来,而生身父亲的身份迄今无法确认。童年时代的黑暗记忆令桃桃十分恐惧,但她依然很想妈妈,希望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能够和妈妈一起,在外婆家看看电视说说话。

在家写作业的妮妮。大厅墙上的显眼位置贴着她这些年获得的奖状,也供着妈妈的遗像。

而妮妮已经再也看不到她的妈妈了。

几年前,妮妮亲历的那场车祸,不仅夺去了她母亲的生命,也让她父亲落下重度残疾,智力严重受损,下半身行动不便,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长年卧病在床。从长沙建筑工地打工回来的哥哥,自此一力扛起了照料父亲和妹妹的责任。

刚上六年级的妮妮是个乖巧懂事的好学生——客厅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诸如三好学生、学年成绩优异、优秀作文等奖状。她的优异表现让自称从小不会读书的哥哥大感欣慰。

比妮妮大了超过一轮半、如今已近而立之年的哥哥,高中肄业外出便随父亲打工,尚未婚娶,以前也只谈过一个女朋友,短时间即告吹,在家里遭逢巨变后,现在已不愿奢谈远大前程或者志向,只希望在有限的收入范围内,尽可能把父亲和妹妹照顾得好一些。

哥哥每天总要按时骑着摩托接送妮妮上学放学。

这学期,无力为妮妮缴交她美术兴趣班的学费,或许是哥哥的遗憾之一。他心里确实犯过嘀咕,因为他发现学校所谓的付费美术兴趣班,许多时候也不过就是先留堂答疑做作业,然后再由老师给些谈不上多么专业的绘画启蒙而已。但他知道妮妮确实喜欢画画,也知道她后来再没在家里练习画画,甚至不愿意把那些稚嫩的画作保存在家里了。哥哥只能期望,妮妮先把本分的学业更好地完成,他自己努力多赚一些钱,为她创造更多的机会。

为此,从去年到今年初的一段时间,希望再离家去长沙找机会谋生计的哥哥,一度委托嫁到邻村的姑姑家帮忙照顾妮妮。虽然基本的吃穿用度有所保障,但“寄人篱下”总是不容易的。姑姑家有个比妮妮还要年幼的孩子,能够匀给她的爱本就有限。妮妮曾表示多次在姑姑家遇到过被冤枉、委屈和感到难堪的经历,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所以,哥哥现在还是决定把妮妮接回家来,自己负责妮妮每天上学放学的接送,督促妹妹完成功课,以及日常生活的照顾。虽然与妈妈在世时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的模样不能比,但总归还是有了暖融融的烟火气和沉甸甸的安全感。

平日就爱主动给哥哥帮把手的妮妮,对于这样的日子已然相当知足,也不愿意再去回想那些心碎过往,她更喜欢在饭后与哥哥一同站在自家的田埂上,肩并着肩,眺望远方。——尽管,自家那片土地,由于父兄无力耕种,早已被低价承包给了别人家。

妮妮拽着哥哥的衣角,两人并肩站在自家已承包给他人的土地上。

事实上,在广袤的农村地区,老人或亲戚囿于自身精力、家庭收入、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代际与观念差异等一系列限制性原因,往往很难妥善周全地抚养和监护事实孤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熟悉甚至根本看不懂相关政策,以至于无法主动为事实孤儿争取本来可以享有的权益和福利救济。

而在种种窘况背后,还埋藏着太多令人忧心忡忡的不稳定因素:老人家年事已高,田间劳作强度大可能突发意外,外部收入来源单一,资助可能中断等等,狂风骤雨随时都将降临。

同样令人不安的,还有事实孤儿这一人群在成长教育过程中身心发展方面可能面临的种种特殊问题。长期致力于帮扶陪伴事实孤儿人群的长沙市岳麓区大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会(下文简称“大爱无疆”)秘书长康雄坦言,自己最开始关注“事实孤儿”这一人群,契机正在于早年间一次参访少年劳教所的偶然经历。他当时就注意到,那些正在接受挽救的孩子们,不少都属于“事实孤儿”的范畴,常年失亲、失养、失教,离家出走,流落街头,一念之差终铸成错。

在湖南湘阴的另一座村庄,另一名事实孤儿领着志愿者上山寻路。

从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角度来说,关注“事实孤儿”这个议题,除了提供物质资助之外,更加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关怀,需要考虑如何培养他们的高自尊人格,引导他们的自信乐观态度,捍卫他们不受歧视不被当作另类的成长尊严。现实中因为家庭关系,事实孤儿往往容易被生活中的流言蜚语攻击中伤,以致性格相对敏感、自卑,甚至自我厌弃。

因此,相关公益组织发起的各类事实孤儿人群救助行动中,尤其强调应该为他们搭建一个彼此平等充分尊重的沟通环境。在保护事实孤儿尊严的前提下,倡导志愿者与事实孤儿结对陪伴、定期沟通,让他们能够放下心理包袱,信任自己的陪伴者。

现在,桃桃和妮妮都很喜欢每月上门和自己谈天说话的志愿者姐姐们,也愿意和姐姐们说说自己的小心事、小烦恼还有小八卦,吐吐槽,撒撒娇,都大大方方地,不再藏着掖着,也不再那么害怕提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家庭往事。

某位事实孤儿的祖母,正对着照片思念亡故的亲人。

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们还发现,除了像桃桃和妮妮这样父母有一方过世或失踪而另一方罹患重病/重残的情况之外,在农村地区,更多“事实孤儿”的发生情形,是父亲因故死亡或重度残疾,而母亲则选择独自离家,不再抚养孩子。

这一看似“绝情”的现象,某种意义上,与汉族农村家庭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习俗密不可分。

首先,即使在当代农村,男人作为顶梁柱负责挣钱养家、女人只做全职妇女在家带娃的情况,仍然极为常见。即便男人在外打工长期不归,留在村里的女人仍有盼头,也通常愿意吃苦受罪地撑起这个家。但倘若丈夫过世或重病,女方往往无力独自养家,便彻底失去了希望,很可能谋求改嫁或回返娘家。加上早年农村买卖婚姻现象常见,夫妻往往感情基础淡薄,女方也不愿总是背井离乡,在此情况下选择离开夫家的不在少数。

其次,母亲离去时不带走孩子,也往往不是因为母亲真的狠心绝情。而是在农村家庭观念里,极重血脉传承,子嗣尤其是生育下来的男丁,就是夫家的自己人。一般情况下,行将离开夫家的母亲,绝对没有能力一个人从公公婆婆或其他家族长辈那里把孩子同时带走;即使侥幸把孩子带走了,在农村,拖家带口的女方也很难通过重组家庭进入新生活,所以将孩子留给祖父祖母抚育照看,便成了看似合情合理的选择。

这种父亲过世或重残重病、母亲改嫁或离家出走导致弃养的情况,在相关公益组织陪伴和帮扶过的事实孤儿案例中,占到八九成以上。当然,相较于那些父母不定期在押、在监或隔离戒毒等变数较大的情形而言,这类事实孤儿人群,也确实更加容易界定。

一位事实孤儿的出生医学证明以及年久泛黄的幼年照片。

此前,由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等12个部门联合出台、拟在202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下简称《意见》)中,尽管对于完善事实孤儿法律援助、送养、救助、保护、身心健康等多方面都提出了极具建设性和示范性的指导意见,也指出应该对那些能履行而不履行抚养监护责任的父母,给予必要的失信惩戒。

《意见》的出台无疑是重要的进步,但其中包括“事实孤儿”身份界定、监护人监护权行使质量监督等具体到落地执行端的细节规范,还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完善的地方。——

例如,像桃桃的外婆以及妮妮的哥哥和姑姑,当他们在代行监护职责时,谁有权力为其监护质量的好与坏作出公允的评判?

再如,当父母被关押、被隔离戒毒而被认定为“事实孤儿”的孩子,如父母在关押期/隔离期结束后因故再度吸毒或坐牢,或因调查和法院判决期间出现模糊的时间窗口,那需要由哪个机构对此做出解释或进行动态管理,从而最大程度保证事实孤儿的合法权益?

此外,事实孤儿人群的个人隐私保护、为事实孤儿提供社工服务的相关组织和志愿者的专业能力与资质等问题,也可能需要纳入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讨论。

妮妮的哥哥以及她落下重度残疾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父亲。

值得欣慰的是,在《意见》出台后,越来越多的媒体、企业和公益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都开始关注和帮扶“事实孤儿”人群。他们一方面通过更加密集更加全面的接触和调研,为进一步完善《意见》积极建言献策,另一方面则是努力尝试更多具有创新性和创造力的方式,优化陪伴帮扶事实孤儿的途径和模式。

以前述的“大爱无疆”为例,他们近来专门针对事实孤儿建设的麓山少年成长营,倡导以“平等、尊重、合作、包容”为核心理念,招募城市少年陪伴事实孤儿,共同参加活动,并设计了包括财商管理、远途徒步挑战等一系列新颖课程,深受认可;同时,在阿里巴巴联合公益暨公益宝贝计划的支持下,其官方淘宝店铺“长沙大爱无疆公益”也为广大爱心人士提供了一处便利快捷的线上支持渠道,短时间内就筹集善款达40万元,这些钱款将全部用于陪伴帮扶事实孤儿。

为了让这些无法在家庭中获得足够庇护的孩子过上他们应该拥有的正常生活,除了制度的完善和各方的支持,也需要更多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一同参与进来。他们最想从我们这里看到的,是那份平和的、祛除偏见的、带着肯定、鼓励和赞美的真诚目光,以及陪伴以及守望以及相应的精神力量。

(为保护隐私,本文所提及的事实孤儿与志愿者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