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敦煌，写出少年中国的气象

二十年前，两个少年，一起从兰州出发，穿越河西走廊，在敦煌停留。他们在牧人家吃过饭，穿越祁连山、柴达木盆地，绕过德令哈、青海湖，用足迹在干旱炽烈的大地上画下一整个大圆。中间历经风雪，遭遇车祸，也看见了生死。

其中一人从此风格大改，文风、字词、审美皆为西部重新塑造，出版散文集《山河袈裟》，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另一人更直言自己就是“西部的儿子”，多年来持续不断“用文字供养着敦煌”，其新作《敦煌本纪》入选第十届茅盾文学奖10部提名。

他们分别是作家李修文和作家叶舟。11月11日，李修文、叶舟与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做客南京先锋书店，以“长歌高踏，跃马边疆”为题展开精彩对谈，用文学的力量发掘全新而劲拔的敦煌。此次分享是第二届中国江苏·扬子江作家周的系列活动之一。

“敦煌是我前世的宿命”

叶舟从诗歌起步，人称“校园诗人”。然而对他来说，仅仅是写些无病呻吟的句子、歌颂“长发飘飘的异性”还不够，不足以满足他热切的创作欲求。

直到他遇到敦煌。叶舟说：“我一看见敦煌这两个字，就知道它是我前世的宿命。就像孙猴子一样，我再怎么跑，也跑不出如来的手心。”

他将敦煌视为一生的命题。多年以来，陆续出版了《大敦煌》《敦煌诗经》《丝绸之路》《蓝色的敦煌》《敦煌卷轴》《敦煌短歌》《燃情岁月》等一系列作品，体裁涵盖短制、抒情诗、长诗、诗剧、散文等。

2000年的大年初一，在莫高窟千佛灵岩下，叶舟发愿要为敦煌写一部长篇小说，释放自己狂烈的野心。这次他说：“我一定要把自己写开、写嗨，一定要把自己的词汇表天翻地覆重新筛选一遍。”

于是，惯用的熟词一滑就过，成语则坚决不用。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就像“祁连山横亘眼前”，中途几次差点放弃。“不过，或许是敦煌知道我在为它写一本供词，所以在冥冥之中成全了我。”他写成了《敦煌本纪》。

在叶舟看来，每位作家、诗人的心中都有一片疆土，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字版图。“它们在写作、在成长中慢慢丰富，在失败、痛苦、挣扎中一次次修改。几年过去，内心的版图可能扩大，也可能收缩了。”

李修文认为《敦煌本纪》是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华语长篇小说之一。“无论是文法气度还是对西部中国的重新塑造，这本书打通了古代和现代的壁垒，在融入现代精神的同时，召唤着一种久违了的、具备某种源头意义的文学气象，将两者结合得美轮美奂，充分体现出一种正大庄严之气，提供了中国文脉在当代如何掘进与光大的一条深具启示意义的道路。”

李修文说，《敦煌本纪》是一本大书，也是一部可以被我们这个时代所亲近的书。每个人都可以突破门禁得以进入，像书中人一样，找到一条安身立命之路。“它既严丝合缝，又有一种混沌庄重的力量，时刻等待读者找到自己的入口。”

西部文化的向东注入是一次“文化输血”

在李修文看来，不能简单把《敦煌本纪》放在地理架构中去看待，讨论“有着人性人心的敦煌”才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

“敦煌本质上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甚至每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源头之一。它是我们的出处，我们的来历。就像100年前鲁迅先生站在文学的维度向世界提示，中国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也许，在今天，当所有坚固的东西都在发生分裂的关口上，《敦煌本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眺望源头、重新内观自己的文学契机。”

何平认为，如果没有西部文化不断向东输入，整个中国文化会显得更加局促、狭窄。“正是因为有那种神性的、遥远的、狂野式的文化注入，中原文化才能形成现在的样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代‘凿空’西域其实是对中原文化的一次‘输血’。”

“我们现在谈西方文化都在指向欧美国家，但西方不止欧美。还有一个‘西方’被忽视了，那就是传统文化中的西域。”何平说，如果能把传统文化中西方的部分重新拿过来，我们的整个精神气质都会变得不一样。

李修文相当认同这一观点，他以自身为例讲述了西域之行对他的“塑造”。

二十多岁时，他还处于“青春期写作”阶段，笔下充斥着小桥、流水、情爱。而那次与叶舟的西域之行彻底改变了他，让他从亲身经历中重新碰触了一个更新鲜、更有重量的世界。“客观来看，我今天的作品里头有戈壁气、荒原气、飞沙走石气，这种变化是我在跟河西走廊的碰撞中以身试法，拿身体、遭际、命运求来的。”

“在戈壁，即便是飞沙走石也是干干净净的，我在那里体察到了世界上最根本的干干净净。它不粘稠，拔刀相向，又一笑而过，那就是叶舟一再赞颂的少年气。当它灌进身体以后，我重新做人了，和天地万物迎来了一个新的打通、连接。”

李修文坦言，“如果没有叶舟，没有河西走廊，没有敦煌，没有更遥远的阿克塞、德令哈，我会是另外一具文学躯体。”

《敦煌本纪》想写少年中国的气象

叶舟始终对敦煌怀有少年初恋般的情意，在他看来，作家的写作分为两类：一种是青春期写作，而另一种是青春写作，即少年写作。

“比如有些人你看他很小，上初一初二，但已面色苍黄，苦大仇深；还有一些人苍然老夫，却仍怀着一颗少年的心。鲁迅先生到死都是一个‘少年’，他对字词的选择、对世界的看法，那种恩怨分明的立场，他一直怀着一颗少年之心。”

叶舟正是想借助敦煌写少年中国的气象，写秦汉以来中华大地上最原初的那股精神。他相信《圣经》中的那句——“只有旷野上才有神”，他想通过边疆重新发掘“神灵的存在”。

“我写了将近一百多篇中短篇小说，有婚外恋，也有亲子教育，有家长里短，但我从来不痛快。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时，我的头是低着的，但一写诗我就能抬起头来。我看见了神灵，繁星密布的天空，看见了少年气。”

他介绍道，中国历史上对西域的开发总共有三股力量。一股是军事力量，就是班超、霍去病那些人；一股是文化力量，是诗人，他们共同构筑了人们心中对西部的想象。还有一股力量是“求法僧”，像唐玄奘一样西天取经。

对他而言，早期中国的面目是清晰的。“他们鼻梁高耸，长发飘飘，是一群少年模样。他们一起为后世的人们缔造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词汇叫汉唐。”直到明清闭关锁国，中国从一个少年逐渐变成臃肿的、油腻的中老年形象，雪鬓霜鬟，老眼昏花。

“所以，我们谈论少年中国一定是谈论当年的春秋之气、汉唐之气，那些百折不挠，那些血脉偾张，对远方的地平线无限好奇，渴望伸手去触碰、摸索。”在叶舟看来，那时的少年心中还有“天下”这个概念，他们的血是烫的。

“如果说，敦煌以及河西走廊，包括那些沉痛的历史，是一片遥远而斑驳的 ‘锈带’，那么现在的 ‘锈带’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而《敦煌本纪》要做的，不过是把天下、少年、血勇、担当、正义、温情这些词擦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