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浮梦录︱镂斐迪中国国情报告④：如何看待中国
第七部分•不应被忽视的中国文明
一些欧洲国家的制造业日益依赖于中国及印度市场，我们在评估中外关系的未来时，不能忘了这一点。这些国家为缓解国内的产业压力，会想方设法扩大中国市场，甚至无所不用其极。还好美国没有这样的诉求。
中外和平之所以摇摇欲坠，还有文明冲突层面的原因——截然不同的种族和文明相遇时，冲突不可避免。北美大陆上针对印第安人的战争、美国历史上的黑奴制度，便是痛心的例证。
多数外国人都犯了同一个错误，就是低估中国人的才智和文明水平。将中国人等同于印第安人或黑人，又或将中国与印度及东部群岛置于同一水平线上，都是不恰当的。中国人比绝大多数异教人种优秀，不论心智能力、产业水准还是管理才能都更为优越。的确，中国的教育体制乏善足陈，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百无一用，但中国人具备卓越的学习能力，足以掌握各种高深的知识。就目前而言，中国人在商贸领域可以同任何外国人竞争，甚至还占据了优势。
中国农民勤俭耐劳，满足于最低程度的温饱，安分守己。在他们看来，天下惟定于一尊。由于耳目闭塞，他们对现代科学一无所知，这让他们格外迷信，对于一切新的发明或变革满腹狐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没见过外国人，只知道那是“非我族类”，是残暴、凶悍、贪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存在。
从中外交往的历史看，很难说他们这种看法是错的。多数外国人对于中国社会中文明和愚昧的成分从不加以区分，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就是低等民族，而在所谓“高等文明”前进的道路上，低等民族的权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跟美国国内对待黑人的逻辑是一样的，就像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所说的：“黑人没有任何权利是白人必须尊重的”。如此耸动的言论竟得到了许多美国人（如果还不是大多数的话）的支持。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嘴上虽然不说，但行动无时无刻不在宣告：“中国人没有任何权利是白人必须尊重的”。
【这里，镂氏对“白人至上”的文明等级论进行了激烈批判，认为中国人的排外情绪是可以从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中找到解释的。报告提到“黑人不享受白人权利”的说法，出自美国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罗杰•布鲁克•托尼（Roger Brooke Taney）。1857年3月6日，联邦最高法院就“德雷德•斯科特v.桑福德案”做出裁决，认定从自由北方回到蓄奴州的黑人斯科特“不得自由”。在那个臭名昭著的裁决中，托尼大法官不仅裁判斯科特没有自由之身，并且延伸判决黑人不能获得美国的公民权。镂氏指出在美国，持此种族主义立场的大有人在，并溢出至其对外政策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尽管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解放了黑奴，但实际生活中针对有色人种的种族隔离和歧视却一直存在，直到20世纪中期民权运动之后，才有根本改观。】
眼下帝国朝廷羸弱无力，条约列强稍加联手就能推翻它，甚至不联手也行。问题是，推翻之后呢？谁来取而代之？一种可能是把中国变成附属国，但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想这么干，即使想其他条约国家也不肯。另一种可能是瓜分中国，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不是所有国家都觊觎中国的领土——美国大概就不会，不仅不会，还会反对别的国家这么做。未来尚在未知，可以确定的只有一点：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治理。
【镂氏对清政府不堪一击的状况可谓洞若观火。二十年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果然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狼狈逃至西安。辛丑以后，清朝虽然再图改革，但国力颓丧，举步维艰，十年之后即告覆灭。
镂氏认为列强不会瓜分中国，则是高估了他们的道德水准。但正如他所言，美国反对瓜分中国——1898年，在英法俄日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在华各国彼此开放门户。这倒不是说美国有多高尚，事实上它刚刚从西班牙那里夺取了菲律宾，并且在不久之后的义和团事变中参加了出兵北京的行动。
镂氏提出“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管理”，体现了“民族自决”的思想。这一概念于1860年代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同时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苏联领导人列宁所提倡，逐渐成为塑造现代国际关系的几大原则之一。】
最理想的是在士绅阶层中找到一些有格局的人，他们未经官场的腐蚀，思想活络，给个机会就能大展宏图。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些人，那么扶持他们，推翻羸弱的现政府，就是外国对华政策的应有之义，这不仅是出于列强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国将来的福祉。
可惜没有这样的人。在中国，找不到足以替代现任大员的人。这些官员有他们的优势，他们与外国驻华代表打了十年交道，学到了很多。他们比帝国其他人都更了解西方的强大，也更懂得与西方交好的重要性。
即便如此，他们的进步还是太缓慢了，有时候慢到令人绝望的地步。不过，如果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们的境况——一边是咄咄逼人、索需有度或无度的列强，另一边是愚昧无知却莫名自负的国民（如果可能，他们甚至会将既有的变革都一笔抹杀）——我们也许能给予他们更多的耐心和理解。
隔岸观火的外国人无从知晓帝国官员们的窘迫处境，对他们多有不公正的指摘和压迫。鉴于此，我认为列强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既要秉持公正和坚定的态度，也要保持耐心和克制。在清政府不愿或不能履行条约义务时，列强要坚定维护条约的效力，并在必要时为其在华公民或臣民提供保护；与此同时，应始终服务于促进中外商贸及社会交往这个目的，避免一味威胁用强，以便做到互惠互利——在和平时期推进改革，恐怕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而假如战争爆发，帝国政府进一步被削弱，中国被迫改革，帝国官员们也不会举足无措，鉴于其对外交往的阅历，他们应该是最快适应剧变并从中获益的人。
【最后，镂氏对列强的对华政策做出建议。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随时准备着，出手“保护”美国在华公民。正如他建议的那样，1900年美国出兵北京解救被义和团团民围攻的美国使馆人员。矛盾的是，镂氏始终倾向所谓“和平改造中国”的方法，认为应给予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政府官员更多的理解和耐心。】
镂斐迪的历史遗产
十多年前，我去美国驻华大使馆做留学面签。签证官问我为什么去美国学中国历史，我忽然想起镂斐迪和他的中国报告，遂回答道：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视角带来不同的结论。签证官点点头，批准了我的申请。
这位签证官未必知道镂斐迪，在群星闪耀的美国政坛，他实在不算耀眼。然则，通过这位美国驻华公使的眼睛，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角度窥见1870年代的清代中国。在这篇报告中，镂斐迪尝试从中国的社会结构、皇权体制、教育及语言的层面，去观察中国、理解中国，好让华盛顿的官员们学会怎样对待中国。
这个中国与人们今天的认知不无重叠——西方列强挟武力与资本而来，索要特权，强迫“改革”；清政府羸弱无力，在列强军事、宗教、商业和外交的多重压力之下，举步维艰，摇摇欲坠。李鸿章，作为镂氏报以同情的中国官员之一，在近四年后的1874年底写道：“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此认知的基础上，人们得出一个结论：落后就要挨打。换句话说，清代中国挨打，是因为落后。这一结论大行其道，固然因为其简单明了，更是因为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通过非常线性化的直观的“进步”，去跟不堪的过往一刀两断。
然而，假如认真读过镂氏的报告，你会发现真实的情况并不简单。报告里的中国与今日之中国依然多有重叠——那种本土与他者的碰撞、文明之间的冲突、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张力导致的撕裂感，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仍然真切，甚至更为真切了。而这显然不是“落后vs进步”的二元史观所能解释的。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历史穿越时空的链接，一种“传统”，而无论好恶与否。
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曾在1682年陪同康熙皇帝东巡关外，夜宿白狼河之时，做《如梦令》云：“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倘若我们将晚清中国社会及其命运代入这首词中的话，或许可以多少作为读完镂斐迪中国国情报告后的一种复杂心情的注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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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