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PARIS PHOTO里有一个“不合群儿”的展位
如果说，摄影史是被那些有志向于表达和价值输出的摄影艺术家们所占据的，那民间照片就是更多图像幽灵的复苏，就是对历史选择留下空白的填补，让人们隐约察觉到以摄影回溯历史与即将到来的历史还有一种未被重视的新叙事。
今年的PARIS PHOTO结束了，可以说，这个与摄影有关的博览会无疑聚集了全世界最前卫和优秀的摄影画廊以及青睐摄影这一媒介的画廊，在这里被展示的作品，除了摄影史上那些已故的、在世的如雷贯耳的名字们，就是当前最为活跃的、最富有活力的摄影艺术艺术家的作品。但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展位，就是华为与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合作呈现的华为新影像大赛获奖及优秀作品展。因为正如人们看到这个名字所让人联想的，这是一个面向更多普通人、基于手机摄影的征集比赛，虽然照片源（投稿者）不乏专业的摄影师，但其更大基数都是业余爱好者们“生产”的影像。在继续了解后发现，华为对摄影的野心远远不止一个比赛，而背后实际上勾连出了一系列基于摄影产生的一系列分享、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华为新影像发展计划。而有意思的地方正是在于这个计划中像是“库”一样存在的照片源，由于投稿量巨大，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汇聚了海量当代民间照片的样本，从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被摄对象是摄影爱好者们喜爱的，摄影爱好者们又在生产怎样的图示……
1955年，纽约现代美术馆举办了“人类大家庭(The Family of Man)”展览，那次展览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摄影师的数百幅作品。该展览作为一个初步的框架，一方面将展示共同人性的照片组织起来，同时还着眼于人们的生活、文化以及生活方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为曾与国际摄影中心（ICP）合作，邀请研究员对投稿照片基于他们的个人愿景、文化背景和个人历史等方面，对照片进行梳理和研究。而梳理和研究方向非常细致，就像我们在艺术家托马斯·苏文的“北京银矿”项目所看到的那样，照片一旦成一定规模，根据不同方向梳理势必会出现许多有趣的地方。
“照片的主人公是我美丽的塞尔维亚妻子，安娜。拍摄这张照片时，我的耳畔响起乐队的《萨拉热窝小姐》（Miss Sarajevo），回忆起那个动荡的年代。歌中唱到的萨拉热窝小姐，在乱世中虽然从容冷静，心中却不乏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她向往无差别的爱和归属感，不管来自哪里、信仰如何，而生活却让她期待了太久太久。”——Stefano Federici
比如，在这次研究中共梳理出十五个大的tag，其中有一项是“父爱”，如果时间回溯到3、40年前，我们会发现胶片时代的家庭相册更多是女性和小孩，在家庭相册中时常缺席的男性更多则充当了掌机者的角色。而在过去20年里，男性在抚养孩子方面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或者说，男性更愿意扮演看护者的角色，而不是肩负社会角色的经济责任。来自全球的最新研究表明，与半个世纪前相比，父亲们现在花在家务和照看孩子上的时间更多了。随着数码化和智能化的普及，男性开始更多出现在家庭相册中，在大多数的影像中，情感纽带都是通过身体接触来表达的，一起参与的活动，一起在沙滩上度过的难忘时光，记录了“像父亲一样的女儿”/“像父亲一样的儿子”这类俏皮、无忧无虑的时刻。
除了情感有关的，还有一些梳理是基于出现的元素，比如许多照片出现“手”这个元素。手可以轻松地为照片添加非常人性化的元素——无论是静物还是添加到场景中的手势。一只手的手势可以给影像增添很多意义、情感和能量，对其加以利用，使得观看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摄影师的意图。一只手就可以讲述一个故事，可以表明任何内容，从愤怒到爱情，或者只是一个构成元素。对于摄影师来说，一只手也是一种很简单的表现方法，可以让摄影师把自己置于画面中，而艺术家的思想则藏在镜头的背后。当然，不可避免就是对当前拍摄技术/技巧的总结等等。
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关于比赛评选环节，该项比赛的评委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Alec Soth，还有马格南摄影师Mark Lubell和刘香成等等，但作为一个科技公司的比赛，想必评选没有那么简单和乏味。在评审结束后，华为又使用人工智能针对相应比赛类别评判出来的最佳影像。将美学算法应用于数据库时，主要在两个维度来考虑评价图像质量的指标，一个是OSP（对象/主体/摄影）模型，包括：视觉平衡、光照条件、景深、色彩和谐等，而另一个是HF（人物形象）模型，包括人物的面部表情、睁眼闭眼、构图等。结果是评委们的选择和人工智能的选择大相径庭，而对于同一批评判对象，最后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双重评选本身也确实让人思考艺术性的本质有更多联想。
作为一个很少关注摄影科技和业余影像的平台，种种好奇也让我们找到华为消费者业务手机产品线副总裁李昌竹聊了聊。在谈及艺术创作与技术的关系时，他提到“我们是搞技术的公司，我们最擅长的就是用技术上的创新，克服你在创作上的苦难，去打造一个更好的体验，让你在创作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其实我个人觉得，人类创造出艺术，也是思想的提炼、经验的总结”。
技术永远是便捷人类应运而生的，就像过去十年手机摄影在蓬勃发展，这里蕴含着许多机会和变化，包括对摄影本身的影响，如果我们回望一百年前徕卡发明便携式的相机，实际上起初正是Osker Barnack为了便捷自己行动不便的身体，尽管这是源于个人诉求，但对整个摄影史、人类史是革命性的，因为，他让摄影的可能性得到了极大的扩充。
一百年后，当摄影的便捷性已经浓缩至手机里时，它又让时代有了新的变化，每个人都在记录自己的生活、这个社会和世界的变迁。但往往又带来新的问题，就是所有人都意识到的图像的泛滥，仿佛，就其源头的“罪魁祸首”就是手机科技的发展，我们总是对图像泛滥产生焦虑以至于自我否定和反思，而李昌竹站在科技的立场提出了另一种观点：“首先，没有利用好这些图像和管理这些图像是技术的不够，就像河边的沙子永远是沙子，但当你有了手段，沙子可以用来建造，当你有了更高级的手段，沙子甚至可以用来做芯片，我们面对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悲观地任由其扩散，而是如何用技术处理这些信息，推进技术和管理图像的进程来做出努力”。
法国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曾经写道：“艺术与科学的真正不同在于特有的形式，同样一个对象，它们给我们提供的方式完全不同：艺术以‘看到’和‘察觉到’或‘感觉到’的形式，而科学则是以知识的形式（在严格的意义上，通过概念）。”他强调了艺术与科学认知方式的差异。事实上，技术与艺术是自艺术诞生之时直到现在都在缠绕的问题。尽管从技艺到技巧再到技术随时代的语境已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但如今看来，那些古老的问题就好像从未消失过，只不过一个时代仍然会有属于这个时代问题，它只是换了形式，但仍然引人不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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