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摩诃︱《旧话》向谁传：川南土匪、袍哥、军阀往事
隔壁刘二婶大喊着：“李佩璜，快来看啊，这儿有两条蛇打架！”一个瘦弱的小男孩答应一声，飞一样奔去看稀奇。回到家，迎面的却是一脸惊恐的妈妈。“刘二婶叫你去看蛇吗？”“是的。”“你为啥要应声？”她的声音带着战栗，几乎要哭了。原来当地人相信，看见两蛇相缠，便要得大病，甚至丢命，除非他马上喊另一个人的名字，而那个人又答应了，那么灾祸自然转到应声人身上。亏得邻居曾婆婆传授了一个解禳之法：把小男孩裤带解下，拴在蛇纠缠的桑树上，作为替身，这个后来叫李伏伽的孩子才大难不死。为什么刘二婶选择他呢？无非是他们孤儿寡母，又被执掌门户的叔父赶了出来，是谁都可以踏上几脚的。那时的李佩璜还不知道，在他人生的“八十一难”中，这不过是最微末的一劫。
上面的故事不是小说，它来自李伏伽先生的前半生回忆录《旧话》。书于1993年由成都出版社刊行，已成绝版。所以前两天在旧书店瞥见它，必须以极大的定力抑制可能的心跳过速，才得以从反复盘算的老板手中，用十块的价格买到。
李先生是我敬仰的故乡前辈。二十世纪，敝乡走出了一些声名赫奕的文化人物，郭沫若、曹葆华、陈敬容、李源澄、贺昌群、隆莲法师等等，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李伏伽先生不能同他们比肩。但要论人生之笃实坚卓，人格之高尚，胸次之旷达，则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矣。
他的书，我中学时代读过诗词集《涓埃集》和小说散文集《曲折的道路》，并不知道还有回忆录。买到书的当晚，把手边的工作略做了一阵子，就取过捧读，一气读到夜里一点，的确吸引人。不但作者的人生历程，而且二十世纪上半叶四川社会的风貌物情，都从畅达生动的笔致下流出。从汉彝杂错的荒蛮小县到成都重庆这样的通都大邑，作者所遭逢和听闻的汉彝人物，袍哥乡绅、土匪军阀、新旧知识分子、市井众生，形形色色，粉墨登场。所经历的事情，既常常让异时异地的我感到匪夷所思，而其中人情世态，又觉得那样熟悉。
1908年，李伏伽出生于川南山区的嘉定府马边厅（今乐山市马边县）。他的祖父是一个旧式商人，有三个儿子，正好走出三种人生之路。老大操袍哥，凭借厚实家底，成了仁字公口的袍哥大爷。老二、老三都遵循父亲“富而优则仕”的理念，赶上清代废除科举之前，考中最后一科的秀才。不同的是，老二继续外出读新学，回故乡办新式小学堂。老三则混迹本地官场，很快成为劣绅的代表。老二把自己活成时代的隐喻，他为闭塞的马边贯注了最初一点新鲜空气，却二十多岁就生病去世，留下寡妻和孤儿李伏伽。
马边地处群山之中，这里汉彝杂错，向来容易发生民族冲突。而民国以来，更大的危机来自中央权威的消隐，省内军阀混战，地方自治力量薄弱，乡绅、袍哥、军阀、土匪，各种力量起伏消长、你争我夺，深受其害的，当然是一般民众。与沈从文笔下蕴藏着勃勃生机、包含着一种明朗质朴力量的湘西不同，《旧话》中的马边偶尔能看到人性的光彩，更多时候则几乎是鬼蜮世界。这里鸦片的种植与吸食同样普遍，赌场遍地，是掌权者的财富之源。土匪与军阀轮流进驻县城，土匪自封县长，还要约束一下手下，不至太过放肆。而军阀的部队则内斗火并，无日无之，敲骨吸髓，比土匪更匪。而无论绅商还是军匪，共同的身份则都是袍哥。所以第一次土匪进城，保护李家的土匪营长，正是当年受恩于大伯的一个外地袍哥。
前几年风靡一时的电影《让子弹飞》，根据马识途先生的小说《夜谭十记·巴陵野老：盗官记》改编而来。小说也好，电影也好，都有点革命浪漫主义的味道。如果编剧和导演能看到《旧话》，会发现马边真实发生过土匪当县令的事，书中至少详细记载了两次，对第二次记述尤详。正义感指数爆表，外加点罗曼蒂克的土匪并不存在于现实中，倒是三叔这一干劣绅与土匪的斗法，精彩不逊于银幕，而真实感则过之。
1935年第二期《川边季刊》有一段简略的记载，说：“民国六年，云南永宁河的土匪杨骁（名霄齐），僭称汉军统领，率众窜扰马边，攻破城垣，知事孙保（浙江人）率镇边营出走，城中被劫一空。”这是土匪第一次入主马边城。而《旧话》中所记载的详细情形则曲折复杂太多。这位杨司令实际在城中自封为知事，代行县事。到接受招安要撤走之前，“杨知事”奉行“岩鹰不打窠下食”之原则，颇能约束部众，只是照章收税。临走前，才提出最少要六千银元的开拔费。乡绅们日夜合计，谁也不肯拔自己的毛，最后关头，三叔在大烟榻上想出办法：
我们可以用全县人的名义，给他送一把万民伞，称颂他在马边的功德；另外举行一次公宴，排长以上的在县议会开海参席，一般的弟兄伙在关帝庙和抚州馆摆九大碗，外加鸡鱼。临走时，全城挂彩放火炮，我们士绅亲自送到武侯祠。
这也是一种手段嘛，即使不行，也没有害处。常言道：“伸手不打笑脸人”，我们这是给他捧玉带，吐寿字，未必还把毛毛抹反了，惹得他更加发火？要是这一步不行，又再说下文嘛。
这伙吝啬鬼高估了自己和土匪的情商，结果：
当在县议会恭候的士绅们正惊疑不定的时候，突然开来一排人把县议会包围起来。大门上两支比一般步枪长一倍粗一倍的洋抬炮的炮口针对县议会的议事厅。两个兵服侍一管炮，卧在地上作瞄准之状。与此同时，四城门关闭，全城戒严；匪兵们在大街上堆积柴草，把洋广杂货店里的洋油桶子提出来，宣称就要放火烧全城。
本来静若处子的乡绅们，动若脱兔般想出了钱款的摊派办法，乖乖掏钱消灾。这种更贴近历史真实场景的记述，正是回忆录的胜场。
《旧话》中对日常人情的记述同样生动。大伯是典型的四川袍哥，跟王笛先生在《袍哥》一书中描述的雷明远颇相似。他们讲义气，对弟兄伙出手阔绰，更要处处绷场面，从而渐渐耗尽家产。但大伯至少还讲义气，等他一死，三叔掌家，不多久就先后把寡母孤儿赶出了家门。学堂自然没钱再上，被人欺侮也无力还击，文章开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失学两年后，父亲的同窗好友，日本留学回来作县视学的冯斗山，偶然在街巷的尘埃污泥中看到故人之子，从此命运再得转机，回到小学继续学业。
回忆录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从出生写到小学毕业，是在马边的生活。毕业后，冯斗山又推荐李伏伽到泸州的川南师范就读，在泸州时参与了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后来多次辗转，投考成都师大，最后就读四川大学外文系。在师大时，因为参与学潮被捕，同关押的师生十六七人，已经枪毙到第十五人，突然暂停，捡回一条性命。就读川大时，碰上军阀刘文辉、田颂尧在成都的巷战，川大校区是反复争夺的主战区，在枪弹林中困守一日夜，万幸没被流弹击中。
1935年大学毕业，去井研中学任教三个月，就与校长一道，被成都大学毕业的新县令和本地旧士绅联手逼走。当时井中的校长廖次山先生（廖宗泽，号次山，1898-1966）是井研大儒廖平的次孙，更是廖氏经学的传人，学养与声望在当地一时无两，仍是容身不得。民国四川县一级的政治生态的腐朽，那时一般年轻人堕落之迅速，在这一事件中得到清晰呈现。
之后是几份报纸的记者生涯。1936年，在《星星报》，赴川北报道大旱造成的大饥荒。1938年，赴鄂西南山区，担任政治宣传工作。所谓政治宣传，其实无所事事，但目睹当地百姓的愚昧贫苦，以及被拉壮丁所恶化的生计状况。凡此在回忆录中都有真切描写，有些文字直接抄录通讯和日记等材料，尤为可信。
1940年，马边创办了有史以来第一所中学，首任校长聘请的是抗战返回乐山的贺昌群先生。1941年，李伏伽返乡接办马中。除了中间离开两年，前后担任了七年校长。“学生年龄一般偏大，有二十出头的，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离开小学多年，男的多在社会上流荡过来。他们呼朋结伴，讲袍哥，拜把子，抽烟，喝酒，也赌钱，习气很坏。”至于县里的官吏，与从前离开时相比，并无多大差别。这就是李伏伽七年校长生涯每天要对抗、要改变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坚持不懈，不能不让人佩服其坚卓弘毅之精神。他到校不久，创作了校歌歌词：
凉山峨峨，马河汤汤，大哉吾校，肇造其旁。劳动、创造、战斗，自觉、自治、自强。同心同德，相亲相爱相将。要作光明先导，挽边区滔天罪恶之狂澜。
这是其教育的基本精神，至于具体做法，回忆录中自有详述。
以上只是回忆录中所记之事的大要，具体经历与人事细节才是真正吸引人之处。以一己之经历，贯穿社会的发展变迁，做详细、生动而冷静之描摹，这显然与李劼人、沙汀、艾芜等四川作家的小说创作一脉相承。在成都时，李劼人先生曾为作者介绍工作，使一文不名的青年安顿下来，创作上的承继当首先源自现实的接触。
回忆录不是小说，写的是一己的人生，不可能将叙述者隐藏在文字之后，从而保持客观冷静，所以不少回忆录常常有抑制不住动情的时候。比如王鼎钧先生著名的回忆录四部曲，写少年的第一部《昨天的云》，其中激浊则峻冷，扬清则肠热，将旧日中国的血脉和情味展现得颇生动，时时让我动容。不过王作有意为文的意味比较浓，文字用心雕刻，文字背后的情感也比较明显。而《旧话》则风味自别。单就记事写人的手段讲，李先生比不过王先生，但《旧话》的文字，尤其是上部写马边生活的文字，朴茂流转，很可以见出写作者旷达高远的胸次，我以为这是非常珍贵的品质。
作者屡遭大难，备尝艰苦，他却不拿苦难来煽情，更不会咀嚼痛苦，哀吟控诉，以图感动读者、感动自己。作者是不自恋的，所以回忆录的克制冷静并非有意为之，而是顺其自然，情深而不溢，一切点到为止。比如他写到母亲遭受三叔夫妇的虐待，深夜里向自己哭诉，他说：“以下，她又在埋怨父亲，又在向观音菩萨许愿。我觉得头很重，眼皮很涩，怎么也坐不稳。我倒下去，她把我拉起来；我又歪歪斜斜地倒下去，睡着了。”比如回忆自己初到成都：
终于有一天，当我把最后一个铜元用去之后，就只有抱着肚子饿了。我自来就迂拙，缺乏营谋自己生活的能力，而且，也很怪，愈是穷愈不愿意开口向人借钱。我只是躺在床上闷睡。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原川南师范博物教师朱晓沧先生那天有事来师大，顺便看看川南师范同学。他见到我，诧异地问：“你是咋的？病了么？”我摇摇头。“有什么事？”我不吭声。“哦，你有钱吗？”我埋着头，仍不吭声，可心里不断翻腾，眼泪涌进眼眶，快要撑不住了。他看出我的实情了，便笑笑，从怀里掏出三枚银元递给我。我没有接。他又笑笑说：“唉，看你这人，太迂了！”便把钱放在枕边。他走了后，我才用被子蒙住头，哭了好一阵。
非常动人的一幕，只有事实本身，再无多的话语。但每个读者，想必都会永远记取朱晓沧先生。
不但如此，作者也不矫饰，不自辩，非常真诚地写出自己曾经的“恶”。一般回忆录中常常有太多自我表扬、自我辩解的文字，《旧话》中看不到，只是从容叙事。比如三叔刚刚赶走母亲，还单独留下作者在家的时候，三叔夫妇在客人面前数落母亲的不是，客人们看着他，点点头，啧啧两声，作者的反应是：“我忍不住恨起我妈来。这样，就是要以后他们放松对我的控制，我也不去找她了。有时，在街上，当远远看见她时，我也像鱼鳅一样，一窜就溜走了。”非常真实的心理，罕见的真诚。读书时，我稍微停顿，想象着，李伏伽先生写到这里时，眼里应该含着泪水。但或许也没有泪水，人生到了这种境界，已是云在太空、水归大海，原原本本检点生平，轻易不会落泪了吧。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作者的妻子廖幼平（1908-1994）是廖平的二女儿，他们是否是在井研中学时相识，又如何恋爱而结婚，我非常渴望在回忆录中看到较详细的记述。结果仅仅找到一句：“她是于1942年来马中的。为了共同的理想，我们于次年结婚。”
读完最末一页，我熄灯睡觉，却通宵不曾安稳入眠。纷繁的人物和情事不断在我头脑中进进出出。这不但是一部史料丰富的回忆录，也是动人的文学作品。想起来从前读过的李伏伽先生的诗词和散文，我知道他后半生同样经历了巨大的磨难，那他有没有后半段的回忆录呢？会不会在其中补叙夫妻情事呢？忍不住摸出手机查了起来，果然有的，书名“风乍起”，可惜只是内部印刷品。
早上起来又查资料，在1999年出版的《四川省志·大事记述》下册看到，1966年4月中旬，四川省“文化革命七人小组”依照《二月提纲》的精神，提出的《西南局、四川省委文化革命七人小组关于四川开展学术批判的意见》（即四月意见），并以西南局的名义发西南各省执行。会议还决定将李伏伽（前乐山地区文教局副局长）、徐中舒（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卿希泰（四川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作为学术批判的对象。不久，省委得知《二月提纲》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立即撤销尚未发出的《四月意见》，并指示按中央新的精神重新组织“学术批判”。
从4月26日起，《四川日报》连续刊文批判李伏伽的在《四川文学》上发表的《师道》《曲折的路》《凌云大佛、苏东坡》《夏三虫》《灯》等作品，指责这些作品是“毒草”，号召大家，特别是工农兵，踊跃参加批判。李伏伽荣登四川“三家村”之首是有预兆的，早在1965年5月到7月之间，《四川日报》就连续发表了五篇文章，批判其小说《师道》宣扬资产阶级的“师道”。《师道》发表于1962年8月号的《四川文学》，次年被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四川短篇小说选 1959-1962》，1982年又收入李先生的小说散文集《曲折的道路》。记得从前我曾一目十行地看过，觉得太红色，太“十七年”。何以首当其冲而获罪，也许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好题目吧。
1966年起，经历四年的隔离审查后，李伏伽被遣送回马边监管劳动。我读过这一时期他写给其子的一封家书。信里说：“我有什么罪？我没有罪。我从那个污浊的旧社会中走出来，而仍不失为一个真正的人。”“我想起东汉范滂临刑前对儿子说的话：‘吾欲教汝为善，则善不可为；吾欲教汝为恶，则吾生平不为恶。’我能向你们说些什么呢？”“我现在的态度是：不失望消沉，不自暴自弃，人间总有真理，颠倒了的历史，总要颠倒过来。我的冤屈，我坚信，总会有澄清之日。当然，历史上尽有长背黑锅，沉冤莫白的。但只要内省无愧，又算什么——这样说，也许有些阿Q气吧，不过，我想，如果人家一蹂躏，自己也就趴下去，成了软体动物，那才是最可悲的。”
在牛棚中，李伏伽先生写了不少诗词。1976年以后，仍创作不辍。这些作品同回忆录一样，很能表现出作者的人格与襟怀。录一首1972年2月所作的《鹊踏枝》：“细雨如烟迷峡谷，无限关山，枉纵登临目。芳草春来依旧绿，江头日日风波恶。 世事无凭随转烛，鹿苑花枯，雀角穿华屋。忽然报朔方坠一鵩，楸枰又看翻新局。”而我最喜欢的，是他晚年游峨眉山所作《江城子·清音阁》：“翠屏叆叇倚晴空，鸟玲珑，树葱茏。高阁长廊，缥缈绿云中。多少行人过去矣，朝复暮，尽匆匆。 清溪流水接天通，似双虹，下苍穹。终古潮音，汩没几沙虫？自有一心坚不动，凭激荡，意从容。”峨眉山中有黑、白二水，汇流于清音阁，有双拱桥跨于两水之上。交汇处，又有一巨石，状如牛心，稳卧当中，激荡巨流，终古轰鸣不绝。刘光第至此，曾撰联云：“双桥两虹影，万古一牛心。”词作下阕所写，正是此景。
李伏伽先生已于2004年归道山，他一生遭际万端，而卒臻百龄，“仁者寿”，斯人之谓欤？我生性疏懒怕人，在故乡的时候，耳闻过不少这位前辈的嘉言懿行，却从来没有想到要去拜谒。十五年后读他的回忆录，仿佛侍坐老人跟前，听他娓娓话旧。“溟涨无端倪”，老人已是“虚舟有超越”，而我则有“春水船如天上坐”之感。李伏伽先生在国内并非籍籍声名之士，如书以名行，则其书自不得行于世间，如书以实行，那我相信此书早晚会得到更多人的喜爱珍赏。也许有朝一日，《旧话》与《风乍起》能合成全璧，重版出来，再好不过。陶公云：“今我不述，后生何闻。”既已述之，希望将来的人们会知道李伏伽和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