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停战日︱王琼颖：“彗星年代”的欧洲拼贴画
大约在1900年前后，奥地利画家古斯特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1862-1918）开始确立自己的肖像画风格：他的人物除了面部和裸露在外的身体某些部位之外，其余的躯干部分总呈现出一种平面构成的意味，然后再以色彩明亮的细小几何图案或线条纹饰填充这些部分，最终形成一种被称为“画出来的镶嵌”（Malmosaik）风格。而这种绘画风格也一直伴随着克里姆特，直到1918年他生命的终点。但就在他逝世不到半年时间，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8年11月11日，德国人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签署停战协议，历时四年余、席卷五大洲、仅军事人员丧生就高达1600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宣告结束。
大战虽然摧毁了旧世界，但新的世界秩序却并未随战争结束建立起来，甚至在停战之初战胜国内部处置战败国的价码也没有谈拢。在局部地区（如英国和爱尔兰、波兰和立陶宛、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以及苏俄内部），战争则仍在继续；除此之外，还有革命和流感。然而在这个充满了动荡与不安（在德国尤其如此）的时代，到处充斥着对新观念、新欧洲、新人的渴望。只不过因着无人知晓前路在何方，无论是为了维持现状，抑或是为了创造（乃至拯救）未来，当时人的种种行动间便无可避免地孕育着新的暴力与牺牲者。
正因为战争结束、重启和平带来了机会，也潜藏着危险。《彗星年代》的作者丹尼尔·舍恩普夫卢格（Daniel Schönpflug）选择以德国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 1879-1940）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作品《巴黎彗星》（Der Komet von Paris, 1918）作为本书的起点：这幅画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走钢丝的人，在他的脚下是象征人类世界与统治的巴黎埃菲尔铁塔，而在他的头顶则是代表不受控制、无法预见的彗星——它预示着“历史性事件的爆发，影响深远的变革，抑或是彻头彻尾的灾难”。而画中的走钢丝者则代表着生活在1918年这个在“狂热与失败主义”氛围中来回摇摆时代的芸芸众生。
尽管在舍恩普夫卢格看来，《巴黎彗星》是体现介于战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内心惶恐与心理落差的绝佳例子，但他在落笔之时却采用一种类似克里姆特式的镶嵌手法，以一个个时代见证人的亲身经历与体验，呈现1918-1923年这个被他称为“彗星年代”（Kometenjahre）的时代的急速变化与不确定性。
“彗星年代”的“走钢丝者”
《彗星年代》的叙述对象即“走钢丝的人”，书中共涉及23位主要人物，还有许多人以各种关联人的面貌出现。而在这些“走钢丝的人”中，有政治家、艺术家、音乐家，有女作家、女性报人和名媛，还有普通士兵、军官，未来的阴谋家和民族解放斗士，他们之中既有声名显赫的名人，也有普通人或至少在当时尚岌岌无名的人士。这些人物共同描绘出一幅在欧洲各国政治和经济遭受严重打击，革命热情与民族自决意识（乃至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时代摸索前行的人物群像。
政治家与自由军团成员
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1875-1921）和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ß, 1900-1947，《彗星年代》一书译作“赫斯”，但为避免与同名的纳粹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Rudolf Heß, 1894-1987]混淆，本文译为“霍斯”，特此说明）无疑是书中的主线人物。前者是个人命运与战后初年德国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政治家；后者日后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但在一战结束之初还是刚走下战场的年轻小伙。尽管这两个人在现实中从无交集，却在本书的语境下构成了战后至二十年代初德国社会充满紧张与对立的两极的重要象征。
虽然埃茨贝格尔对外并不放弃为德国争取利益的抱负与尝试，对内也从不推诿政治重任，但作为1918年11月11日签署停战协议的德国全权代表，1919年5月主张接受《凡尔赛和约》对德处置方案以保全德国的政府高官，以及从1920年起主导财税改革的国家财政部长，他越发成为德国政坛不受欢迎的人，被视为“令人作呕的叛国者”甚至是“社会的痼疾”，不仅遭到右翼分子和媒体的敌视和排斥，甚至连一贯反对暴力、对德国能够摆脱混乱迈向民主共和国保持希望的女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1867-1945），也在1920年时相信埃茨贝格尔是以权谋私的投机者。而霍斯的经历则完全是恩斯特·冯·萨洛蒙（Ernst von Salomon, 1902-1972）小说《亡命之徒》（Geächteten,1929）的现实写照：从溃兵到阴谋者再到罪犯，最后加入纳粹党卫队。1919年背叛家庭的霍斯很快加入了一个叫“罗斯巴赫”自由军团，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并于当年秋天前往巴尔干。当成千上万的德国的军人发现自己的职业生涯在战后走向终点而新政府对此无能为力，一方面他们作为军人的荣誉感遭到伤害，憎恨执行“妥协政策”的共和国，因此不惜加入自由军团诉诸暗杀和暴力，另一方面，为了谋求生计和荣誉，他们前往波罗的海投入新的战斗，然而当《凡尔赛和约》签署断送了这最后一条生路，这些军团成员对于当局的仇恨就越发强烈。
1921年8月26日，埃茨贝格尔被两名前自由军团成员、右翼分子杀害。而在本书正文的最后则记述了1921年5月31日夜晚霍斯枪杀了一个被认为出卖了自己同伴的“叛徒”的过程。霍斯给出的理由是“既然德国法庭不可能审判他，我们就按照一种由我们这些生于患难年代的人自我赋予的未成文法来审判他。埃茨贝格尔的死与霍斯的谋杀行动由此构成了某种特别的相互印证关系。
女报人与女作家
大战的行将结束首先给予年轻的法国姑娘路易斯·韦斯（Louise Weiss, 1893-1983）突如其来的机会，一方面，她的个人职业生涯在1918年出现重大转折：当年1月，由她一手创办的政治周刊《新欧洲》（L’ Europe nouvelle）创刊号问世，只不过由于没有女编辑的先例，韦斯只能以“编辑部女秘书”的头衔投入工作。虽然连她的母亲都不能理解她在这方面的出人头地，但以女性的身份闯入男性主导的新闻界仍足以让她成为20世纪早期争取男女职业平等并付诸实践的女权先驱之一。另一方面，1919年巴黎和会演变为战胜国争取利益、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结果让她十分失望，她发现自己追求的欧洲团结与新秩序远未到来，相反各国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战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放逐之后，她从满怀赤忱的理想主义者转变为更务实的记者和杂志经营者。
战争与和平的重大转折同样也为英国人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带来了职业突破：她成了一名职业作家，随着小说作品的畅销，逐步在文学圈站稳脚跟，还成为社交圈的红人。但与身处大陆的韦斯不同，伍尔夫所在的里士满与世界大事距离遥远，她只是从担任政府要职的亲戚那里掌握时政消息，战争和战后岁月对她的生活并不构成重大冲击：实实在在的变化可能仅限于战后“由罢工导致的雇人难”或是某些甜点的市场供应增加。尽管如此，在伍尔夫看来，无论是1918年的停战庆典，抑或1919年庆祝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不过是满地垃圾、乱哄哄的下等人狂欢，是一种安抚民众的手段，她开始通过笔下人物的意识与心理，传达自己对战争爆发的社会根源及其对英国社会影响的思考。
民族独立人士
随着俄罗斯、德意志、奥匈和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全面崩溃，不仅一批原本隶属这些帝国的中东欧国家在1918年取得事实独立地位；在遥远的阿拉伯半岛，10月麦加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Hussein ibn Ali, 1854-1931）之子费萨尔（Faisal, 1883-1933）在“阿拉伯的劳伦斯”托马斯·E. 劳伦斯（Thomas E. Lawrence, 1888-1935）的协助下攻入大马士革，终结那里的土耳其人统治，阿拉伯民族的独立似乎也指日可待。而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已在他的“十四点原则”中明确提出实现民族自决，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战胜国内部试图争取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的“少数人”的希望因此也被点燃：在爱尔兰，1918年12月，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新芬党代表宣布爱尔兰独立并发起武装斗争，随后演变为爱尔兰共和军反对英国在爱尔兰统治的游击战。在印度，甘地号召发起全面罢工行动，以抵制英印政府出台压制民众骚乱“罗拉特法案”；随后民众游行示威在1919年3-4月间先后在德里、拉合尔、阿姆利则和孟买多地爆发。
然而这些地方的独立诉求均未取得成功。1919年4月印度阿姆利则的机会就造成了数百人死于英军枪下，行动的失败使甘地在1920年改变斗争政策，从过去号召印度民众不服从转变为不合作——以和平手段广泛抵制英国产品，抗税，拒绝在殖民当局担任公职等。但他以和平方式推翻英国殖民统治梦想随着他1922年以煽动罪入狱而变得不可能实现。相比之下爱尔兰独立运动则表现得更为激烈，由于爱尔兰共和军针对当局的暴力行动已升级为战争，1920年8月，著名的独立分子、科克市市长特伦斯·麦克史威尼（Terence MacSwiney, 1879-1920）以“发布煽动性文章与文件”遭逮捕，为了争取获释他以绝食抗争，尽管得到了全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但英国政府并没有松口的迹象，最终麦克史威尼在绝食74天后去世；而此时的爱尔兰，暴力冲突越发激烈，死亡人数不断刷新。阿拉伯的独立情况则变得更为复杂，尽管费萨尔代表阿拉伯民族参加巴黎和会，但他所要求的叙利亚独立只能是在法国的托管下才能获得承认；而英法对于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中东地区的托管，直接为绵延至今的冲突局势埋下了伏笔。
无论如何，类似麦克史威尼这样的民族独立运动“殉道者”，依然鼓舞了像阮必成（即胡志明，1890-1969）一类的谋求殖民地解放的有志青年；但巴黎和会的结果也让阮必成深切意识到，越南人民既遭受着“与全世界其他劳动者同样的痛苦，同时又是白人眼中的低等民族。”
双面艺术家
还有一些人则与上述人等的人生际遇不同，他们在提出新理念、新文化以彻底变革旧世界，自己却并未成为自己口中的“新人”，这种矛盾性首先体现在先锋艺术家身上。亲历战争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 1883-1969）以一种革命者的姿态倡导用新的建筑样式改造德国社会，并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了包豪斯。但在他试图创立美好新社会的愿景背后却隐藏着他对犹太人的排斥。而他当时的妻子、名媛阿尔玛（Alma Mahler-Gropius, 1879-1964）则一边憎恶革命，怀恋过去的秩序，另一方面又充分享受着新时代对于婚姻和性关系的宽容。阿尔玛也从不掩饰自己对犹太人的普遍厌恶，但她却能与个别犹太人保持良好关系，例如创作如无调性音乐的作曲家阿诺德·勋贝格（Arnold Schönberg，1874-1951）；还先后嫁给两位犹太人——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和诗人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 1890-1945）。这样一种对犹太人又排斥又存有好感的奇怪态度同样表现在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身上，他一面将犹太人称为魔鬼附身的民族，甚至咒骂阿尔玛是“犹太人的奴仆”；一面又是勋贝格的挚友和忠实粉丝。对此康定斯基给出解释是，人们对于犹太人普遍看法并不适用于“这位非凡的维也纳作曲家，他的朋友阿诺德·勋贝格”。事实上，这种将犹太人割裂为魔鬼民族和“我的朋友”的态度直到纳粹统治时期都始终存在，尽管这使得小部分人得以逃脱被送往集中营的命运，但根本不足以改变整个极端的年代。
拼贴“彗星年代”
舍恩普夫卢格在《彗星年代》的致谢中特别提到自己参与制作的电视电影带给他不小的启示，他呈现给读者的本书也确实仿如一部六集长、有关一战初年的历时性纪录片，但与声光影结合的影像作品最大不同在于，这是一部以文字呈现的“纪录片”。但本书的有趣之处并不仅限于它的写作方式，而是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作者本人提出的问题，即“历史学家所能拥有的主观性到底有多大？”，这种主观性既来自时代见证人，也源于历史学家自身；而对于作者来说，“主观性不可避免地会与对过去观察混合在一起”。因此他选择对一战结束初年的整个世界加以横剖，利用自述、回忆录、学术著作等材料，通过场景、人物的转换，呈现出1918-1923年这个动荡时代。
那么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体现在哪里？尽管作者本人坚称，“本书绝不能被视为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叙述，它应该作为证言的拼贴来阅读”，但在拼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的选择取向。围绕1918年前后爆发事件，《彗星年代》采取的是一套双重的叙事方法：时代亲历者与时代记录者，由此我们看到德国皇储威廉1918年9月面对德国即将战败时的心理活动；也看到阿尔玛·马勒和珂勒惠支经历卡普暴动时截然不同的心境。但无论是亲历者还是记录者，都是作者为《彗星年代》所精心挑选的：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那些在传统史书上反复出现的人物，例如在德国废除帝制的场景中，舞台上的主角是威廉皇储，而他的父亲威廉二世则被淡化为背景中的身影；而在卡普暴动中丧生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则通过珂勒惠支的日记加以传达。而他所选择的时代记录者不仅有成名已久的知名人士，也有普通人，例如女哥萨克马琳娜·于洛娃流亡期间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思考和水兵理查德·施通普夫对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看法。除此之外，在《彗星年代》中，美国成了动荡不安的欧洲的对立面。
这种看似“平面拼贴”的手法，却因为作者有意识地选择和组合，使得本书所叙及的战后初年有了强烈空间感和色彩感，一如克里姆特的绘画所带给人的观感：克里姆特刻意利用二维的装饰性构图结合形体的重构，以此强化绘画内容背后个人情感与内心感受。《彗星年代》所要传达的恰恰是：这是一个躁动不安的时代，而且正在酝酿更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