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大火与原住民问题②｜玻利维亚：左翼政府的原住民困局
八月的一场大火，让亚马逊引发了全球震动，它带出了公众对亚马逊近年来惊人的毁林速度的警觉。亚马逊作为地球巨大的储碳池，其破坏将给整体人类带来无法预测的危机，然而它却分属于不同的主权国家之内，其命运与这些主权国家的政治生态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它也是众多原住民的家园，原住民在亚马逊的过度开发中权益一再被损害。不少媒体注意到了巴西右翼政府奉行的对亚马逊雨林的“采掘主义”与这场大火之间的隐秘瓜葛。但与此同时在亚马逊大火的另一个重灾区玻利维亚，其左翼政府的原住民总统莫拉莱斯对亚马逊的态度，却和博尔索纳罗一样，追求其采掘资源的生产性价值。
当博尔索纳罗右翼政府频频喊出西方对亚马逊的关注是削弱巴西主权、是“殖民主义的回声”时，巴西自身恰恰未完成“去殖民”，这里始终延续着对非白人族群的歧视与排斥。持续掠夺原住民土地的定居者殖民结构，同时反过来支持了殖民地式的种植园经济，最终造成了生态浩劫。而在玻利维亚，秉承传统左翼理念的原住民总统莫拉莱斯通过社会运动上台，一度被视为新自由主义在玻利维亚的终结，然而事实证明这个左翼政府不过是重构了新自由主义。它以再分配为名进行的土地改革，最终制造了农民与原住民的虚假对立。两个政府对大火的反应成为了一对镜像，让人看到左右意识形态迥异的政府的殊途同归。在这场困局之中，当我们重新审视以原住民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将原住民视为“历史行动者”而不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或许会为我们提供新的启发。
玻利维亚土改：变革中的深层延续性
8月28日，正当切克塔尼亚热带干燥林大片化为焦土之际，玻利维亚历史上对华出口的首批牛肉启运。莫拉莱斯出席了当天的启运仪式，表示“这是个历史性的日子……我们将加倍努力为所有玻利维亚民众谋取福利，创造更多经济收入。”但这个历史时刻却被抗议者打断，他们高呼的口号是：“每一棵被砍倒的树背后都有一个笑着的牧场主。”
玻利维亚的毁林，直接的原因在农业垦殖，但根源在于长久以来该国农业、土地政策与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层延续性。去殖民是巴西未完成的任务，而玻利维亚原本旨在去殖民的尝试，迄今也未能超越不公正的秩序。
1999年，玻利维亚爆发了声势浩大、持续多年，经常涉及整城暴动的抗议活动，抗议自来水价大幅上涨、天然气出口，同时伴以古柯农民对美国在玻利维亚实施的旨在根除古柯种植业以实现其所希望的遏制毒品可卡因（古柯提取物）的目的的抗争。这些运动高举反对私有化、伸张原住民权利、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不断在街头政治中联合并壮大自身。在这些社会运动的强大支持下，2005年12月，由古柯农会领袖、艾玛拉原住民（Aymara）埃沃·莫拉莱斯领导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ovimiento al Socialismo, MAS）赢得大选。次年1月，莫拉莱斯成为玻利维亚历史上首位原住民总统。MAS的胜选，被世界左翼普遍认为是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昭示着一场真正的激进变革，新政府被认为是一个“社运的政府”，公正、包容、参与性并且尊重原住民文化，是与服务于资本家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彻底决裂。用MAS自己的话说，它是一个“后新自由主义政府”。
然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自2006年以来的执政的记录，却未能印证以上乐观的判断。驾驭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浪潮，玻利维亚的经济发展速度在此期间持续跻身南美最快之列，公共支出显著增加，贫困率大幅降低，原住民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但与此同时，激进的社会主义变革并未发生，既有的发展模式大体得到了维持，经济仍然基本上依赖于自然资源出口并受制于外国资本的控制。有学者认为，莫拉莱斯政府扮演的只不过是一个中左政府的角色——试图在自然资源采掘产业中多分一杯羹，而并不寻求挑战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
这鲜明地体现在它的土地与森林政策中。在过去六年中，莫拉莱斯政府出台了不下六个总统令、颁布了四部新法将森林付诸农用。仅仅在2015年之后，森林砍伐就上升了200%。在现有的制度下，针对非法开垦的罚款只有每公顷6.6美元，而复植森林的成本则达到约每公顷1000美元。作为结果，例如东北部亚马逊地区的贝尼省2015年的非法砍伐面积就比2012年增加了32%，而合法砍伐面积更是增加了近8倍，从2012年的9600公顷直线上升到8.3万公顷。
与农地毁林扩张同时发生的，是土地分配倾向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农场。在今年火情最严峻的切克塔尼亚，2011到2018年间确权颁证的700万公顷土地中，57%被授予了中型到大型地主，只有28%给了小农。从不同生产方式所占比重来看，在莫拉莱斯政府第一个任期内的2006到2011年间，玻利维亚国内工业作物比重上升，而农民农业比重下降。从空间分布上看，东南部平原地区出口导向的资本密集型农业大省圣克鲁斯占全国农业比重也同样上升，而同期，农民农业生产方式主导的中、西部山谷和高原地区的比重却下降了。
政治学者Honor Brabazon和Jeffery R. Webber在一篇2014年的论文中指出，在农政改革这一关键议题上，莫拉莱斯政府从2006年起实际上是延续了贡萨洛·桑切斯·德洛萨达（Gonzalo Sánchez de Lozada）政府由1996年所颁布的《全国农政改革机构法》（简称“INRA法”）形塑的新自由主义土改政策。
这部1996年的法律，原本试图将土地分为两大类型加以甄别和管理。第一类土地被认为具有“社会功能”包括糊口型农民（subsistence peasants）的宅基地、糊口型农民集体拥有的土地，以及所谓的“原住民社群土地”（tierras comunitarias de origen, 简写为TCO）。这些土地被认为服务于社会功能，因此不能免除税负，同时也不能被进一步划分或抵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出售。另一类土地被认为具有“社会-经济功能”，它们可被商业化使用，用于资本密集型的农业、林业、生态旅游等等，需要缴税、可以出售、划分和抵押。
但是，尽管《INRA法》的意图是在土改的过程中使两种土地类型并行，但事实上，在世界银行和大地主的压力下，接下来十年的土地确权过程却极大地偏向于确立和保护个人土地产权。同时，那些具有“社会功能”、非个人产权的社区土地的确权则被严重拖延。这不仅是因为官僚机构的严重腐败、无能和不敢于触碰有地阶级的利益，也是因为很多贫穷落后的原住民、农民社区缺少参与确权过程的能力，而一些得到土地确权的社区，则在缺少社区成员共识的情况下就将土地卖掉，反倒加剧了土地的商品化。所有这些，都使原本似乎试图观照土地的社会价值的《INRA法》反倒是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权力，加剧了玻利维亚的土地矛盾。正是这些矛盾，壮大了2005年帮助莫拉莱斯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赢得大选的广泛的社会运动。
可是，莫拉莱斯上台后实施的土改，却也未能扭转围绕土地的权力关系。
这轮土改的两份基础性制度文本，2006年的《农政改革社区更新法》（Ley de Reconducción Comunitaria de la Reforma Agraria）和2011年的《生产性社区农业革命法》（Ley de la Revolución Productiva Comunitaria Agropecuaria），两者声称试图建立国有、社区所有、合作社与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并存的农业经济。这需要首先将规模过大的或处于闲置状态的庄园土地分配给原住民和农民社区。但是由于种种漏洞，比如只要缴纳少量税金就可以使土地不被认定为“闲置”，这种再分配并未充分展开，原住民和农民所分得的土地大多为国有土地，这些土地通常处于东部亚马逊地区，土质低劣。此外，《生产性社区农业革命法》还明确要求原住民社区为拟申请的国有土地制定农业发展规划，这些国有土地通常是林地，法律引导了原住民社区毁林。
结果，虽然这场土改声称同时兼顾土地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但是经济功能最终占据了上风，这种土地产权格局助长了资本密集、大规模、出口导向的大豆等大宗商品生产，而供本地消费的水果、蔬菜、根茎和草料等农产品比重则趋于萎缩。在雄心勃勃地拓展农业前沿的同时，玻利维亚也正在为自己的大宗农产品开拓海外市场。在8月对华出口第一批牛肉之前，从去年7月起，两国还相继签订了藜麦、大豆和咖啡的输华协议。
尽管莫拉雷斯政府标榜支持原住民权益和环境保护——甚至在2011年通过了一部《大地母亲法》，赋予自然与人同等的权利，是世界首部此类法律——但是在施政实践中，却只不过是从旧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架构和全球化的初级农产品和原材料贸易中获取收入，来用于国内经济资源的再分配。在此过程中，原住民的土地权，以及更广泛国民的环境权被放到了次要位置。因此，政治地理学者Pierre Gautreau和Laetitia Perrier Bruslé在他们2019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莫拉莱斯政府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矛盾——改善再分配意味着中央层面的权力整合，而发展地方民主则恰恰意味着地方性的分权，加强对包括土地、森林政策在内的地方性民众参与。
许多研究者都指出，无论莫拉莱斯政府表面上宣扬的是何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之前30多年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延续。以至于前述政治学者Brabazon和Webber指出，它所谓的“后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重构的新自由主义”（reconstituted neoliberalism）。
在重构的自由主义政策下，莫拉莱斯与极右翼博尔索纳罗都采纳了一种延续殖民地经济模式的“采掘主义”（extractivism）经济路线，片面强调大规模生产初级农林牧矿产品的用于出口，而疏于发展对这些产品的本地加工，这使它们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
慷慨的多元文化主义，保守的再分配改革
这里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既信奉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同时又歌颂多元文化价值。这两者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先后出现在桑切斯·德洛萨达和莫拉莱斯治下的玻利维亚。
1994年，在桑切斯·德洛萨达首个总统任期的第二年，玻利维亚修订了宪法，改变原先的文化同化政策，首次将自身定义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国家。随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被认为自相矛盾——一方面不断强调文化上“解放”原住民，承认其语言和传统文化权利，而另一方面则通过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加深他们的经济困境。
而莫拉莱斯政府，以总统本人的原住民和农会领袖身份，将文化和经济平权作为执政纲领。但是，执政多年后，不仅土地改革留下一堆问题，而且原先生机勃勃的社会运动也趋于瓦解，甚至还受到官方的干扰和镇压。最著名的例子是2011年当原住民为了保护森林和传统文化，抗议政府修筑一条穿越伊斯博洛-赛古尔国家公园原住民领地（Territorio Indígena del Parque Nacional Isiboro-Sécure，简称“TIPNIS”）腹地、有可能带入大量森林砍伐与开发活动的公路的计划之时，政府回应以暴力镇压。
土地政策对多元文化的强调还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后果：
对切克塔尼亚大火的报道中经常涉及当地原住民指控从西部安第斯山去迁徙而来的小农实施烧垦引起林火。这事实上揭示出玻利维亚90年代以来原住民和农民之间因为身份政治而引发的土地冲突。
在玻利维亚，原住民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达到220万。原住民社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血缘、语言和文化的同一性，而所谓“农民”（campesino）则已经因为文化和血缘的混合而失去了这种同一性而被以其职业身份来定义。上世纪80年代，与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政治实践相伴随的，是种种关注少数社会群体和身份认同的后现代思潮，其中就包括对原住民及其文化的关注。1989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原住民和部落民族公约》，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具有约束力的涉及原住民权利的国际规约。《INRA法》对原住民土地权利的外在强调，即受到了这份玻利维亚参与签署的公约的深刻影响。在莫拉莱斯第一个任期内颁布的2009年新宪法进一步提出，不同人口具有“差异性的权利”，赋予原住民特殊的土地权，可向国家申请大片的原住民领地（TCO），作为对他们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的承认和保护。
但是，政治与社会学者Lorenza Belinda Fontana在她2014年的一篇论文中揭示出，这套将土地视为文化和身份认同载体，因而在权利上区别对待的逻辑，却无法说服将土地视为赖以谋生的经济资源，因而要求对它进行公平的分配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冲突，造成了将土地视为生产要素的农民，与将土地视为身份根基的原住民之间的土地冲突。
玻利维亚西部安第斯山区有200多万农民，当他们的土地随着人口自然增长而日渐细碎化、肥力日渐衰退，而环境恶化又进一步限制了土地的生产力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寻找新的土地。他们发现自己永远无法像原住民那样取得大片土地，感到在土改中受到歧视，要求政府一视同仁，并逐渐将拥有大片土地的原住民社区视为“新的大庄园主”。需要说明的是，原住民虽然拥有大片土地，却一般不会像农民那样将森林视为开垦对象，让它释放农业生产力，他们对森林的利用方式是低强度的农林复合经营、狩猎与采集，因此土地的经济价值对两者来说非常不同。
当原住民身份在土地权益问题前变得“有用”，各种宣称乃至构建原住民社群身份的努力纷纷涌现。当土地争端从可以以多寡衡量的资源分配问题上升到民族/身份问题，它就变得不可协商、无法让步了。于是，原住民社区与组成为农会的无地农民之间的土地冲突，甚至变得比这两个群体与大庄园主的冲突更加尖锐，成为玻利维亚土地冲突的主要形式。2005年，原住民团体与农会曾团结在同一个阵营中支持莫拉莱斯与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竞选，而在后者掌握政权之后，这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并未消弭。在原住民奋起保护自己的森林及其生态环境的同时，来自安第斯山区无地农民则在要求土地和发展权。由于安第斯农民是莫拉莱斯政府最主要的政治基础，政府不断满足农民对东部平原地区的土地要求，一旦原住民的领土主张与农民的相互重叠，冲突一触即发。
这里的问题，绝不是农民的土地权和原住民的土地权，或者基于经济公平的和基于文化保存的土地分配原则谁更正当、孰先孰后的问题。如果当局没有采取激进的拓展农业前沿政策，如果对大型种植园土地的征收与再分配不抱如此多的保留，将其更多地分配给农民，农民与原住民的土地矛盾也就不会如此尖锐。
政府有时还使用农民的话语来来捍卫自己的发展主义、采掘主义政策。8月，莫拉莱斯在为自己签署允许烧垦的政令辩护时，就站到农民立场反问：“小农户如果不用烧垦，靠什么活？他们是种半公顷木薯、一公顷玉米来糊口的小生产者，这就是小生产者的处境。”尽管话中描绘出一个勉强糊口的自给型农民的形象，但是，在玻利维亚东部平原地区，有大量小农早已加入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被绑上利润最大化的战车，受制于全球性大宗农产品——尤其是大豆——的市场规律。
在一份荷兰外交部于2016、17年间制作的关于玻利维亚农业基本面的报告中写道：“（玻利维亚）有1.4万户大豆生产者，几乎全部集中在圣克鲁斯省。80%是小型生产者，其中大多数没有自己的储存设施。这些生产者依赖于大公司和跨国企业且几乎没有机会自己决定售价。”报告稍后写道：“增长中的大豆生产是毁林的主要原因”。加入大豆产业链，迫使农民身处缺少议价权的境地而不得不追求产量，因而必须扩大耕种面积，向森林要土地。这时候，正如莫拉莱斯所说，烧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便宜可行的方法。
十四年后
10月24日，莫拉莱斯宣布在新一届大选中获胜，取得第四次连任。且不提第四个总统任期本身的争议，这次他赢得并不轻松。14年以来，选情第一次从开局就进入焦灼态势，而他最终仅以47.08%对36.51%仅10.56%的得票率优势刚好避免使投票进入第二轮——按照规则，如果领先优势小于10%就必须进入第二轮。如果进入第二轮，由于落后政党之间的政治交易，结局如何就会十分不确定。另外，反对派指控这刚好略多于10%的优势来自舞弊——最高选举法庭不加解释地暂停播报选情长达24小时，以至于莫拉莱斯宣布胜选后，拉巴斯、圣克鲁斯等大城市爆发了抗议。
莫拉莱斯这次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在2005年广泛而激烈的社会运动中被迫下台的前总统卡洛斯·梅萨（Carlos Mesa）。卧薪尝胆14年的梅萨此次主要的竞选策略是指控莫拉雷斯的反民主，其次是指责他开拓农业前沿、开发矿产和油气的政策破坏环境和原住民权益——亚马逊大火显然让他的指控变得更有分量。
而在第四个任期中的莫拉莱斯，处境将比之前任何一个都艰难得多。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玻利维亚的财政收入下跌、赤字高企、外汇储备空虚，同时，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失去了国会多数议席，靠采掘和出口资源维持的经济发展和再分配模式恐怕将难以为继。如果政府被迫缩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那么 10月在厄瓜多尔（在上届左翼政府慷慨的再分配政策后，当前中间派政府应IMF要求试图削减公共开支）和智利（30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表面的富裕下极大的经济不平等、极高的生活成本和薄弱的公共服务）因社会福利削减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或是玻利维亚自己在2005年所经历的动荡，或许就将重演。
作为历史行动者的原住民
8月刚去世的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晚年的长文《全球左翼：过去、现在和未来》（澎湃新闻思想市场9月发表的中译）中写道：在20世纪最后十年和21世纪最初十年，由于美国地缘霸权的衰弱等原因，一大批左翼和中左翼政府上台，“与此同时，这些左翼、中左翼，当然也包括少数右翼政府都追求发展主义目标，涉及侵犯原住民传统领地的采掘主义政策。后者指责左翼政府在这方面和它们的右翼前任一样坏，而左翼政府则反过来指责原住民运动客观地和故意地在地缘政治上与国内右翼团体和美国步调一致。”
这依然能够描述2019年亚马逊大火时玻利维亚政府的反应。但原住民对自身文化的捍卫与新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恰巧重合，未必就意味着原住民运动必然被右翼政治劫持，正如巴西右翼对原住民也有同样的指责。沃勒斯坦在文中多次提到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认为它在90年代初全球左翼哀鸿遍野之际，以1994年元旦北美自贸协定（NAFTA）生效同日的揭竿而起，为全球左翼运动带来了新的生机，启发了后来十几年中世界各地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动。
沃勒斯坦指出，这一波新的全球左翼运动，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和2001年在巴西阿雷格里港揭幕的世界社会论坛为代表，采纳了一种新的斗争理念。不同于过去“老左派”的垂直模型——各种追求社会公正的运动应当先服从于一场主要的运动，压抑或推迟自己的部分诉求，等到共同夺取了国家政权——无论是通过武力还是选举——然后再实现各自的目标。沃勒斯坦指出这种老左派“两步走”战略大体上是失败了，“第二步”通常迈不出去。而这波新的左翼运动则采纳了一种“水平模型”——拒绝派系主义，接纳任何反帝、反新自由主义的运动，支持任何受压迫的群体，认为其诉求具有同等的优先性。
原住民群体，由于其所遭受的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压迫，他们的文化和生活环境的生态脆弱性，无法承受被“垂直模式”给遮蔽和牺牲的代价。因此，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不仅选择与右翼政府抗争，而且持续地批评左翼政党，认为中左翼民主革命党同样支持新自由主义议程，因此自2005年以来坚决抵制投票给该党候选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ópez Obrador），在2018年还推出了自己的原住民女性总统候选人。他们因此在墨西哥曾被指责为“分裂左翼”。但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看来，在议会政治框架下，无论什么政党掌权，资产阶级都控制着局面，因此在2005年就提出跳脱选举政治框架，代之以“从基层、为基层”建设一种能够抗衡新自由主义所能带来的破坏的新的左翼政治，其中包括直接民主的自治和地方性的合作经济。
今年元旦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起义25周年纪念日，也是历经14年终于当选总统的奥夫拉多尔就职之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这天宣布：将与这位中左翼新总统的破坏性的观光铁路项目展开斗争。而且它还在壮大。8月17日，副司令莫伊塞斯宣布：扩大在根据地恰帕斯州（Chiapas）的控制范围，建立11个新的自治区。
与此同时，亚马逊的大火开始熊熊燃烧。这场火不仅告诉世人，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府共同的采掘主义、发展主义的破坏性，而且，当另一种破坏性的全球化——气候变化——变得愈演愈烈，当采掘主义和发展主义引发的生态系统破坏和碳排放的持续增加带来全球性灾难性后果的时候，建立在资源民族主义和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发展”和再分配就愈加失去合法性，遑论进步性——无论是处在这条全球产业链上的哪个位置，生产、投资，还是消费。这时候，原住民开始成为某种“历史行动者”（historical actor），支持他们的诉求不再只在于纠正对他们的历史不正义，而是为这个处在环境危机和仇恨政治肆意生长中的世界提供关于民主、生态和共生的思想和实践知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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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os Balderrama Mariscal et al., Rural Migration in Bolivia: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Economic Crisis and State Policy (IIED 2011)
Andreucci, D., Radhuber, I.M., Limits to ‘‘counter-neoliberal” reform: Mining expansion and the marginalisation of postextractivist forces in Evo Morales’s Bolivia (Geoforum,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