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维︱夏莲居晚年事迹
在2017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上读到彭程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集到的涉周作人档案六则。其中第四则为1938年5月11日外务省参事官堀内从北京发给外务大臣广田的《关于文化团体华北行的报告》。报告中说：“当地特务部为了在学术上实现日中提携，使日中文化团体一元化，并使文化团体的成立和退出有序地进行，自去年年底开始逐步团结和组织了部分中国学者，使他们能引导中国的学界，现在决定成立以汤尔和为中心，由王克敏、余晋和、何其巩、周作人、夏莲居、王谟、鲍鉴清、庞敦敏、黎世蘅、钱稻荪等21人担任委员的东亚文化协议会，由日本方面负责居中联络……”关于东亚文化协议会，周作人曾撰文专门讲过，系由伪华北政府和日本方面各出三十万经费成立，“是一种议论的机关，能提议而不能执行”，汤尔和和周作人先后任会长，“协议会名义很是堂皇，组织庞大，可是实际上里边很是空虚，并没什么事可办，我做会长也只是应个虚名，十天八天去上一次班罢了”。
上述名单提到的夏莲居先生（原名夏继泉，字溥斋，号渠园），谈他的人不多，或许我可以说一说。
这是位跨界的人物，早年从政（辛亥时参与山东独立运动，二十七岁年纪就被推上山东各界联合会会长的高位。继而先后出任长芦盐运使、国会议员、北洋冯国璋政府秘书长、张绍曾内阁内务总长、山东盐运使。又以盐务收入与梁漱溟筹办曲阜大学。1925年因与山东军阀张宗昌政争，被迫流亡日本两年，从此退出政坛），后半生又成为佛学界有名的居士。雅好收藏书画古董，并擅古琴。
夏莲居著有《弦外音》一集，专收涉及古琴的诗文。其中提到，丙寅岁末他从日本归国途中，曾在大连一日商手里得到出自某亲王府的西晋“猿啸青萝”琴。他与古琴家管平湖约定，如果后者能把古琴曲《幽兰》《广陵散》打出谱来，就以此琴相赠。解放后管氏果然打谱成功，夏则兑现承诺，并举行了赠琴仪式。当时京中多位琴友到场观礼，又有好事者作《名琴授受图》。同时夏莲居作《题〈名琴授受图〉》九首以志纪念。
严晓星在《近世古琴逸话》中写道：“《世说新语》一般的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事后，夏溥斋忽然托人带话给管平湖，说这琴当年是一千元买来的，现在总不能白送，给六百吧。管平湖自然无力偿付。又把价格让到四百，还是拿不出，最后是向王迪借钱还上的。”本来是宝剑酬知己的雅事，一下子被拉回讨价还价的可怜人间。
又过半世纪，此琴现身2010年嘉德春季拍卖会，以一千九百零四万元成交。价值一千九百万的宝贝要送人，心有不甘似也可以理解，何况是为了兑现二十年前的约定，这二十年又是如此天翻地覆的二十年。
给一位古琴界朋友打电话，他说对此老印象不佳。曾闻诸某前辈，早年济南有一古琴家，藏名琴一张。因受权贵觊觎，不得已携名琴走避深山，敛踪匿迹。故事里仗势压人的霸道权贵就是夏莲居。
不过，我几年前在冷摊得到过一份与夏莲居有关的资料。在这份档案里，对古琴的得与失，夏溥斋呈现的又是另一番面目。
这是夏的弟子兼秘书黄正明女士在“文革”中撰写的交待材料。她说：“我同他学古琴。他曾在1963年把一张明朝潞王琴送给我弹用。那张琴是个坤琴，当时我接受了。他对我说，你什么时候不使用了，可不许出卖，还还给夏家能弹琴的后人。如果没有人承用，你就送给能琴的人。1967年我搬出68号时，就把这张琴交还夏莲居的二子夏润生，完璧归赵。”（按：68号指夏莲居居住的帽儿胡同68号）
夏莲居有《题潞琴》诗：“潞藩三百今余几，飞鸟群中孤凤凰。”潞王琴当然不及猿啸青萝琴名贵，不过从诗中可见，此琴亦是渠园先生斋中珍爱之物。肯将其送给能琴的人，亦不能算不慷慨。
黄正明比夏莲居小十六岁，终生从事教育，原为北京大翔凤小学校长。四十年代即追随夏莲居学佛学琴。1955年开始借住在夏家。夏莲居组织的种种佛事活动，她都是主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来求夏莲居学佛、学古琴的初学者，都由黄正明接待。
黄女士身世颇为凄凉。她是满洲旗人，年幼即父母双亡。结婚不到一年，丈夫又因肺结核去世，其后就一直守寡，真正的孤苦伶仃。接触佛教后，她在其中寻找到了精神寄托。她崇拜夏莲居，视其为导师，父亲。除了唯一的心传弟子黄念祖，夏莲居最得意的女弟子就是黄正明，常人前人后夸她有慧根。
作为一个女性，她在不同时间、多次书写的交待材料中所作的回忆相当细腻，这让我们得以窥见一口山东话的大居士夏莲居的诸多言行。比如：
“他对毛主席一直表现不尊敬，不重视。在他的住室内，从来没有悬挂过毛主席像，没有毛主席的著作，更说不上读和研究，从来没有宣传过。”
“什么东西都是外国的好。在见到处理旧货摊上的旧钢铝锅，他都抢着买，用起来赞不绝口说好。”
“在大跃进时，对炼钢方面，他认为做得过火，白浪费人力物力。在农业生产上试行密植时，不可能生长的好。报纸上报道，有的地方丰收的成果上，可以坐上人，他说这是虚假骗人的事。”
这样的见识，绝非当时一般昏头涨脑的知识分子可及。
当然，这并不妨碍夏溥斋在自己的诗文集里唱赞歌。如“解放后1952年我第一次参加代表会，看见大礼堂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九个字，当时激动得眼泪都要出来了”，“在解放后，更觉得在政治社会上，只有这一条路，一心拥护社会主义。我当时的诗中曾有两句，是‘徘徊瞻顾总无聊，只有当前路一条’，可以证明我的心理”……
大概这就是在一份检举信里，中国书店一店员形容夏老先生“为人滑溜”的原因吧。
再说回黄正明。一名单身女性借住在夏莲居家，易被人嚼舌头，黄正明当然得交代两人的关系。七十岁的她检讨道：“为了同夏莲居学习，就经常同他到各文艺商店或是去故宫看历代的文物字画，并在返回路上，有时同他吃小馆子或者看电影、看剧等活动来满足自己的爱好和享乐。”“从1955年来到夏莲居家养病，犯下的错误更大了，悔恨自己不知检点，同夏莲居共桌吃饭。他的老爱人，双目失明，不在一起吃。在这情况下，自己就应当有个分寸，要避免嫌疑才对，而却粗心大意，留下很不好的影响，这完全是我的错误，只有老老实实的向人民悔过。”
她又说：“在经济方面，彼此都划的很清楚，我入他们的伙食，每月付给十元伙食费。我借住他家的房子，在1962年我退休时，向他提出每月按一间房五元付给房租，是合理的办法。但他不接受。因为我在锣鼓巷储蓄所，用夏一翁的名字存了一个付房租存折，于是向我大发脾气。说是给他找麻烦，说是等于骂他。因此就把这件事作罢了。以后就在其他方面补报人情。他卖出扁担厂房子时，曾给过我四十元，也给了曲善堂和张康侯，他说因为你们都同我看过房子，就应当有这份的享受。还有一次出售了一部佛教续藏经，因为在慈德小学存放着给以保管着，也应当给以酬劳费，非给我四十元。我不能接受，但是因为他的脾气，是不敢回驳，我只暂为存留。还有一次，他买汉古铜盆，少了一个脚，卖不上高价，过了一个时期我打扫卫生从墙角扫出来了，古盆出售后，送给我二十元。这是没有理由要的，前后共一百元，我就捐在他印制他所作的‘念佛诗抄’一书中的印刷费了。同时我自己另外加上一百元。”
从黄正明的叙述来看，夏莲居并不小气。
最有画面感的一幕是：1957年全民灭四害打麻雀，当时整个北京城锣鼓喧天，哄赶麻雀，想把麻雀累死。人们抬着成框的死鸟从街上走过，一墙之隔的帽儿胡同68号院里，大居士夏莲居却正指挥全家主仆，轮流敲击院里那口刻着金刚经的铜钟，为死去的麻雀超度亡灵。
夏莲居解放后被吸收为东城区政协委员，主要靠收房租、卖古董过日子。在他撰写的个人简历里，主要社会关系填的是梁漱溟、陈铭枢和李济深（梁漱溟是多年好友，梁漱溟日记里曾记请夏莲居为他诵咒，他也为夏的《集本大经解》题签）。
黄正明和其他几位弟子之所以被要求交待和夏莲居的关系，其由来还要回溯到解放初。1953年1月，尚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日伪时期高官江亢虎（伪国府委员）、邹泉荪（伪北京商会会长）分别检举夏溥斋是汉奸、特务。江亢虎说夏莲居“由日寇佛教徒峰籏良充（驻华北军事机关特务，在东北教书多年）特务头子，给予他二十万元的开办费，在北京嵩祝寺组织佛教同愿会，扩展以佛教为掩护的特务势力，打入人民心脏。曾由日寇捧他做伪华北政委会的委员长没有成功，但他手下的一批特务信徒，都散布在各伪组织里，所以他与日寇始终是勾结得很密，专门做反共的活动和卖国的勾当，如2360监犯潘毓桂说‘他在1924年间曾写信给徐树铮说可用共产党嫌疑来打倒冯玉祥’……”（按：峰籏良充在鲁迅日记里亦数次出现）
上海市公安局将这份检举材料列为重点，立刻转给北京市公安局，并申明：“此种检举材料来自犯人，本局无法肯定其真伪，为使对犯人的奖惩正确有效，务请惠予配合，将该材料效果情况及时函覆本局（劳改处）为荷。”如果检举有效，大概算几位犯人的立功表现。
北京市公安机关随即对夏莲居展开了调查，焦点是他在日伪时期担任北京佛教同愿会理事长一事。
日本佛学家道端良秀在《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中说：“同愿会是以北京的佛教居士为中心的佛教团体，昭和13（1938）年12月30日在北京广济寺组织成立。成立仪式有中国、日本的军、官、民300余人参加。”“同愿会的组成人员是：会长安钦活佛、副会长王揖唐、名誉会长印光法师、王克敏、靳云鹏、周学熙。理事长夏莲居、副理事长现明法师、全朗法师。评议长江朝宗、副评议长余晋和、汤芗铭。常务理事周叔迦等5人；……全是政界、实业界、高僧、博学之士等等头面人物，阵容堂皇。”“其事业有法会、翻译经论、出版佛教书刊、调查各地佛教情况、调查保护佛教古迹、文物、古书等。”其实，参加成立大会并致辞的日方代表，除了文章开头提到的外务省参事官堀内，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即力主增加驻华兵力，并起草《对华宣战声明》的北支派遣军总司令杉山元。后来检举夏莲居的邹泉荪此时亦在现场。他当时在同愿会中担任评议委员，并且在次年曾代表同愿会访日。
同愿会发行有会刊《同愿学报》。《学报》上刊登了夏莲居在成立大会上的致辞：“在很久以前，王揖唐居士、靳翼青居士、和野崎先生，就属以弘扬佛法的工作，约我参加。彼此研究考虑、经过数月之久，我总不敢追随，因为自己知道学业修为，精力时间，种种都不够，所以屡经审慎，不敢自任。后来因为安钦上师以大悲心，答应担任会长，内政部总长王揖唐居士，又答应担任副会长，又有许多在家出家诸位大德善知识参加指导，莲居才不敢辞，在最近几天，才定发起本会，这是本会成立的经过。”
《学报上》罗列的同愿会工作内容有：举办各种吉祥道场；建议政府重兴僧政；募修坛城；中日两国共修念佛；设立佛学讲座；广播宣讲；监狱布道；发行会刊及各种特刊；征集写经佛像；筹设佛教学院；筹设佛教图书馆；施送般若茶大悲水；发起华北救济联合会（夏莲居任副主席）；吉日禁屠；筹设佛教工艺传习所等等。并制定了详细的五年发展计划。
从《学报》上发表的《本会成立以来纪事简表》可以看出，夏莲居是同愿会实际上的核心和负责人。
同愿会规格很高，每次年会均有日本佛教界代表参加。比如1939年12月1日召开的第一届年会就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王揖唐、夏莲居和日本的大僧正林彦明都在会上讲了话。会期五天。会毕，全体人员在中南海怀仁堂集宴。
黄正明女士被认为是江亢虎检举信中所说的夏莲居“手下的一批特务信徒”。她在交代材料里回顾了参加过的同愿会活动。如日方组织了一些中国矿工，由黄正明对他们宣讲佛法。黄正明说“这完全是老虎戴念珠——假慈悲，实际是用佛法毒素麻醉他们的思想”。她又提到，1945年佛诞日，夏莲居在北海团城举办过一次熄灾念佛道场。七天七夜不间断唱诵《无量寿经》：“惟愿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劫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民无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每天参与的人数众多（夏莲居有《苍生泪》二首咏此道场，说每日参与者近万人）。实际上，这段时间，同愿会组织了多次道场。比如1943年9月5日的《申报》曾报道当年中元节（8月15日），同愿会在北海举办道场的盛况：“最热闹的要算是北海的天王殿永安寺。以前曾为各次内战的死难英灵招魂，今年则为大东亚战争的烈士普渡。据新北京报记者的描写，当日的情形‘门前设高大牌楼，上书盂兰盆法会……天王殿乃昨日最盛之地，将近园门，已闻梵音满耳，而经坛四周，即满布旗旌，随风飘扬，宛如列阵……永安寺则由菩提学会佛教同愿会主办，规模宏大，秉意虔诚，而灯烛辉煌，佛像森严，极为壮丽……迄九时莲灯随流而下，岸上万众欢呼，与寺内佛声法乐相应，别具一番风味。夜十一时始烧法船……’。”
此外，每月初一夏莲居还组织数十名佛教信徒在东安市场森隆饭庄举行一次素餐会（森隆饭庄的老板张森隆也是夏莲居的信徒），饭前由夏领着先唱一遍佛经回向文，祈祷中日和平。
北京市公安局几经调查，最终，夏莲居并未因历史问题受到什么冲击。政府在对待宗教界人士时一贯比较慎重，另外夏莲居的军属身份也为他加了分（他的一个孙子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也幸运地在文化大革命到来的前一年病逝。根据遗嘱，儿子把父亲收藏的部分古画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中一幅佚名宋画《秋山红树图》，被收入故宫1999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夏莲居在生前就曾数次捐献文物给故宫、山东省博物馆和老家郓城）。
除了书画和古琴，夏莲居的佛教文物收藏也是一大特色。同愿会成立之初，在办公地嵩祝寺举办过一次规模空前的佛教美术展览会。展品分五大类：佛像、法器、经籍、书画和古物。提供展品的有周肇祥、夏莲居、周叔迦、陆宗舆、张伯英、傅增湘、关祖章、萧龙友、日人峰籏良充及北平法源寺、嵩祝寺等寺庙。其中周肇祥与夏莲居藏品最丰，前者一百三十九件，后者亦有一百〇七件。夏莲居的展品包括宋造鎏金毗卢遮那佛铜像、宋造普贤、文殊菩萨铜像、宋代白玉造宝相佛像等各种佛像、法器及唐卡。
渠园先生除了佛学方面的著述，又将一生诗文整理成渠园外篇十种，油印行世。黄正明在《艺林漫兴》书后述其缘起：“先生所为诗文，率皆口授，向未分类。……兹届先生八旬诞辰，同人咸愿分任收辑录存，为献寿之资。”十种书从收录早期作品的《鲁东賸稿》到四九之后所作的《欣然录》，还包括一卷与时俱进的乐府长诗——歌咏舍身救火女英雄向秀丽的《秀丽辞》（首发于《光明日报》）。这些油印本均流传稀少，我几年来也只觅得其半。第一种《鲁东賸稿》，可以辨认出书名为康生所题。夏莲居有《纪事诗十四首寄郭沫若院长》，其中一句“两种题签感康老，百忙思见佩陈公”，即指此事。郭沫若在报上读了夏莲居的《说砚诗》，就登门拜访。夏莲居在回访时，得知郭沫若妻子于立群的祖父是故交于式枚。两家的关系就更近一层。郭沫若请夏莲居欣赏家中所藏碑帖，在谈论碑帖法书时，不免提到夏的山东大同乡，对书法相当自负的康生康老。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下，夏莲居请郭院长代求康老题签。“陈公”指陈毅。夏莲居与他的交往，也是缘于陈毅读了夏的《秀丽辞》，即邀来设宴款待。夏写诗答谢。一唱一和，文人之间就算订交了。就这样，夏溥斋先生到了晚年，仍能凭借一手漂亮的诗文，与政界保持着联系。
说到这里，似乎该结尾了。不过在2018年泰和嘉成春季拍卖会上，居然出现了一册康生批校的《鲁东賸稿》。康生不仅题签，对夏莲居的书还很感兴趣。书中有一篇讲述琴人王露事迹的小传。王露出身诸城王家，与康生的张家，俱为诸城望族。康生与王露早有交往。他在小传后面用朱笔写道：“此公对王露似非深知者。露之为人，豪放奇特，绝不类隐者。其怒时如虎，喜时如童。兴来则抚琴终日，兴去则终年不弹。喜豪华，厌山林，爱青年，恶绅宦，好歌唱，拒女色，终身不与夫人同居。疏狂高傲，与人交，爱人欲加诸膝，恶之欲之欲投诸渊，奇人也。露与予家为亲眷，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极力支持我等之新文化运动。我与孟超弟所组织之明星戏剧社，推露为名誉社长。”
1965年12月14日夜，夏莲居在念佛声中安然寿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