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通话税”抗议浪潮之下，是不能承受的教派政治之重

当地时间2019年10月21日，黎巴嫩的黎波里，当地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 视觉中国 图

自10月17日起，因不满政府征收新的“通话税”，黎巴嫩爆发了全国性的示威抗议浪潮。即使政府很快收回增税计划，抗议却丝毫未能平息。不仅是拟议的增税，黎巴嫩目前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急迫的反腐局势以及民众越发恶劣的生活条件都使得这场大规模示威成为必然。尽管如此，黎巴嫩的此次抗议仍难以成为改变黎巴嫩发展进程的所谓“革命”。

回顾历史，1975至1990年，黎巴嫩经历了惨烈的内战，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政治势力在付出了极大代价后选择了相互妥协，结束内战。但时至今日，黎巴嫩依然没有走上国家稳定发展的道路，国内各教派之间的纷争愈演愈烈，国内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仍没有建立，全国电力供应极为紧缺，而政党、地方及中央政府却建立在教派甚至是家族利益之上。国家因此不再成为各教派的首要认同，社会不再由教派组成，而是被教派撕裂。

教派政治已成为政治发展的负担

黎巴嫩是中东地区教派、族裔构成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当前得到黎巴嫩政府官方承认的教派或族裔群体共18个。现代黎巴嫩的政治体制通常被称为“教派体制” 或“教派分权体制”，在黎巴嫩的政治实践中，教派与族裔事实上很难区分。

1920年4月，法国获得对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后，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以确保其对黎巴嫩的殖民统治。但是，法国的分治举措却无法阻挡黎巴嫩民众强烈的独立诉求。1943年11月，黎巴嫩宣告独立，成立黎巴嫩共和国。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战场局势的变化以及英、法殖民帝国在黎巴嫩的争夺主导了黎巴嫩国内权力斗争的进程，最终塑造了战后黎巴嫩国内的权力分配格局及作为其制度保障的宪政框架——《民族宪章》，确立了教派分权的政治体制。《民族宪章》规定，共和国总统为基督教马龙派，议会议长为伊斯兰教什叶派，总理为伊斯兰教逊尼派，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议会议席的比例是6:5。

但是，教派政治却成为了黎巴嫩政治发展的负担，为了所谓的“选举民主”而仅仅让不同的教派在议会中占有一定席位，但实际上并没有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来沟通各教派的话语与利益，于是教派政治不仅滋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并蜕变为阻碍社会整合的因素。

1948年阿以战争的爆发，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前往黎巴嫩，黎国内各教派的人口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1975年，基督徒在黎巴嫩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40％，穆斯林在黎巴嫩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上升为60％。

黎巴嫩教派人口比例的变化，对黎巴嫩的教派分权政治体制构成严重的挑战。人数不断增加的穆斯林普遍要求实行政治改革，改变基督教马龙派主导的国家权力分配原则，以分享更多的国家权力。与此相伴的则是马龙派总统为强化其威权政治而不断削弱总理的权力和议会的地位，排斥穆斯林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从而致使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对立不断加深，并最终导致内战的爆发。

1989年10月签订的《塔伊夫协定》尽管给黎巴嫩带来了和平与希望，进而成为黎巴嫩共和国从内战走向新生的重要标志，但各教派最终以合法的形式对黎巴嫩政治资源进行了瓜分，教派分权体制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及至21世纪，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的遇刺和叙利亚军队撤离黎巴嫩再度引爆了各政治派别间的潜在矛盾。2005年4月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后，黎巴嫩教派政治运行的系统环境以及国内权力格局等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最终形成以逊尼派为首、亲沙特、亲西方的“3·14集团”，以及以真主党为首、亲叙利亚、反美的“3·8集团”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

从历史上看，黎巴嫩的教派政治制度更为强调权力分享而非政治整合，但是一个多教派社会的宪法设计与制度安排则要为政治精英提供有效的跨宗教、跨地区的政治激励，这样更有利于塑造稳定有效的政体。受制于历史遗产，当前的黎巴嫩仍难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构建。

跨国联系削弱国家与社会认同

此外，黎巴嫩的教派政治导致了不同教派强化了各自的海外联系，这种跨国联系不仅超越了国家认同，而且不断削弱国家与社会认同。

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大批的基督徒移民国外，使黎巴嫩国内的基督徒人口比重骤然下降，马龙派政治力量从而迅速减弱，与此同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利用黎巴嫩南部的难民营作为反抗以色列活动的基地，并在逐渐得到黎巴嫩国内穆斯林民众的支持。这使得黎巴嫩的国际交往线条变得清晰简单，即融入到阿拉伯世界之中。但这一历史进程也导致了基督徒中越来越多的受教育阶层移民海外，国家陷入到“人才空心化”的困境中。

1990年内战结束后，黎巴嫩的“人才空心化”趋势并没有得到扭转，伴随着各行业精英的流失，黎巴嫩国内民众对基督教、逊尼派等教派的执政能力也不再抱有过多期望，而往往更为看重其与国外势力的关系。这也使黎巴嫩政治选举呈现出了极不寻常的现象，即选民行使其选举权利的依据是某个政治集团的海外关系，并非其施政纲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政治衰退。

战后黎巴嫩教派政治的困境让该国的社会重建难以进行，具体体现在以下3点：1、信任是社会最主要的凝聚力，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源。多元主体之间的信任机制是社会重建的重要基础，没有信任民主就会瓦解。多年的内战让黎巴嫩社会中各教派、社区，以及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大为降低，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经济与政治重建皆困难重重。

2、缺乏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重建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黎巴嫩政府运转受教派分权所限，很难在社会重建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其国内的社会组织也受教派政治的影响，往往以教派认同作为动员工具，割裂的政府与社会组织让社会重建难以为继。

3、持久的社会重建需通过维护和促进个人之间、团体之间的有效合作与合理竞争，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公共精神，即公民的参与和责任。参与公共事务，贡献自己的力量，追求更大的公共利益，这是社会成员应当行使的权利和必须尽到的义务。但黎巴嫩教派的跨国认同的持续强化，使得国家公共精神严重衰退，公共事务中的背叛、猜疑、逃避、利用、孤立、混乱和停滞等互相强化，社会重建的公民基础难以建立。

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在政党林立的小国黎巴嫩，“民主”的涵义彻底发生了变化，没有得到应有发展权的绝大部分普通民众，已经成为教派政治的牺牲品。一个教派如没有将本国民众的利益放置于首位，在事实上就丧失了获取更多政治权力的资格。

黎巴嫩如果要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政府应推动改变现在以教派为基础的政党组建模式，尝试开展什叶派和基督徒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并在社会中逐渐培养超越教派认同的国家认同。只有如此，才能通过国家的发展使国内民众的切实利益获得真正的保护。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黎巴嫩贝鲁特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