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部落归来，“乡土重症记者”终返滚烫的脸庞村庄
本文荣获＂故乡纪事·爱故乡非虚构写作大赛2019年度故事奖＂
刘楠曾是央视记者，这种身份注定她因为职业的需要，更多以他者的眼光审视现实。在《异国部落归来“乡土重症记者”终返滚烫的脸庞村庄》中，她终于将眼光投向了出生的村庄，这本身就意味着作为知识者的刘楠，对自身精神资源的重要清理。该文从陈村出发，但不限于陈村，她的背后，有一个更为宽阔的世界；该文以特写镜头的方式，聚焦了卡车司机、乡村教师、医生等乡亲群体，但不仅仅限于乡亲，而是力图以此揭开不为人知的角落，让更多的人互相看见。刘楠新闻人的素养，体恤和悲悯的姿态，传递着学者对于他人温暖而理性的关注，在学术性与文学性兼具的文风中，她以自己的文字，拓展了非虚构写作的边界。——颁奖词
文 | 刘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国家公派留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前央视记者、媒体主编，探村博士联盟发起人）
2018年农历十一月初六，暮色初降。车子在豫北陈村外公路停住，我开始“笨拙”的返乡之旅。爷爷生前开的琉璃瓦厂旧址，新建了“富豪古建瓦厂”，牌子旁挂着“就业扶贫基地”。道路两侧，满堂堂的，烟囱、工厂、雕花灰瓦。通完村里的路口，竟也找了半天。
陈村，我出生的地方，连同没有棱角的村名，一直被我狠狠地漠视。
时光倒退一年，我留学研究北美边缘村庄，混迹在印第安人抗议政府工程的队伍中，穿当地袍服在“拒绝高科技”的美国阿米什部落蹲点。时光再倒退十年，“重症问题村”几乎是我记者生涯的刻度尺，“盲井村”、“凉山童工村”——我会用五年跟踪“砍手党村”，记录被砍断脚筋的“黑头目”出狱后振兴村庄的历程。
潜意识里，也许是我功利主义的嫌弃。陈村，这个中原默默无闻的小村，干瘪而无新闻点。转折点是2018年，母亲一场大病手术后，我开始带她游走阿米什部落等地散心。
途上，她无意中说起：“你知道吗？陈村你出生的西厢房都快要塌了，他们说拆掉吧。我说不中，得留住，给楠楠一个念想”。
2018年底回国，我决定目光如炬地返乡。故乡，是生命永恒的“疤记”，滚烫而真实。
（一）卡车晓伟和塔吊小匪的“网络组织”
从瓦厂向南，步行路过干涸多年的水库，征地新修的火车道，十分钟就到400多口人的陈村。残垣断壁的老房子，很多复垦成耕地，东一块西一块，点缀在房屋间，起起伏伏。
中原大地文化悠久，以陈村为中心，半径10公里之内，就有苏东坡父子“三苏坟”，宋代官窑神垕古镇，广阔天地知青园等。而我印象中，陈村的人们，世代在贫瘠的盐碱地上刨食，种点玉米花生豆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闷声不响。
多年未亲近，突然懵懂归来，该怎样“进场”陈村？卡车司机晓伟，是我选择的一号人物，微信群“美丽家园陈村”上百人的群主。
四十出头的王晓伟，是村里的能人。同样花30万，他家的楼房就比别人家气派，欧式装修，地板铮亮。如果不是在地下赌场“输了一个厂，一辆车”，他可能不需要现在这样“拼”。重振旗鼓，他贷款买了50万的卡车，从背着氧气瓶的青藏线，开到广州往返跑运输。
晓伟最在乎的，是微信头像上印的身份：“卡车协会分会长”。从广州出发，农历腊月二十五，晓伟把货车开到陈村山脚下空旷地。第二天一早，他就带领村附近的卡车司机们，去协会总部河南某县会师，参加春节联谊会。
四五百名从各地赶来的卡友和家属，在红色签名墙上写下名字。音响轰轰，彩灯闪耀，摇臂专业拍摄。现场直播地址打开，各地卡友的点赞评论跃出。
“咱们协会的追讨部，2018年成功地帮卡友们追回20多万工钱，体现了抱团取暖的精神”，卡车协会会长发言致辞，“中国有三千万名卡车司机，互助组织很多。像我们一样正规注册，有2万多人的协会，非常少有”。
“卡车协会专用酒”摆上桌，现场表演中西合璧、南北融合。东北二人转先热场，然后是高大上的歌曲《中国梦》。参加过湖南卫视大咖秀的模仿者，跳着杰克逊太空舞，烟雾喷出，变脸又模仿起獠牙恶鬼。
一面面锦旗被卡友们送上台，前来主持的河南电视台主持人，略显激动地解说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卡车司机朋友们无论是遇到故障、翻车、还有乱收费，协会微信群消息一发，卡友们能帮忙的都赶来，有时送一个零件，就解决了燃眉之急”。
分会长晓伟被被颁发了优秀管理奖，水晶奖杯上是竖大拇指的图案，他举着给我拍照。在激昂的颁奖音乐中，卡车司机们从T字台上场，被颁发荣誉证书，有的还穿着厚绒睡衣。
联谊会最高潮的环节，是自称“文化水平不高，只会说感谢”的司机点燃的。他叫东子，运输途中遭遇车祸，妻子不幸去世，留下年幼的孩子。协会一号召，卡友们给他家捐了4万多元。分会长讲这个故事时，现场鸦雀，然后是如雷般的掌声。
“前一段卡车司机小辉辉夫妇去世，上万卡车司机送行。他们出事的青藏线我也跑，缺氧难受。”同桌的晓伟感慨，“外人很难理解卡车司机的心酸，有的运蔬菜水果，一点不能耽误，连续驾驶。有的运危险化工品，要考专门执照，处处小心。最气人的是欠钱”。
卡友们说，现在的运输信息大多在网站获得的，有时打个电话就成交，也不签合同。货主登记他们的身份证、驾驶证，装货运到目的地，卸货后才打款。有的借口货品有损害等理由，克扣工钱，甚至不给钱。
易会长解释：“卡车司机文化水平大多不高，走法律途径时间拖不起，很多都是一人养一家，月月要还车贷，成立追讨部，就是应广大卡友之需。“”
追讨部设置专门的事实核查员，都是义务志愿。他们先核实情况，收集证据，再电话去跟货主沟通。遇到老赖，就要用“集体轰炸”的土办法了。
晓伟琢磨：“最笨的办法最有用，协会微信群动员司机们，都给老板打电话。老板每天接单子各种信息电话不敢错过，一接就是要钱的。生意没法干，他们想着就还钱”。
专门负责追讨事务的余副会长，说现在遇到了新麻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被卡友集体骚扰过的老板，现在开始了智能设备“反攻”。
“像协会负责人电话在网上是公开的，有的老板报复我们要钱的。用隐蔽号码发消息打恐吓电话，说什么要把你整的怀疑人生。我们压力很大。”
联谊会最前桌，是协会邀请来指导“非暴力维护权益”的维权专家王金伍。被央视节目多次采访、参加过国家部委座谈会的这位河南老乡，被大家格外尊敬。
王金伍义务支援卡车司机，却对卡车协会的追讨办法，表示担心。“合理，但是不提倡。电话集体讨债，属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还是要签合同，拿好证据走法律渠道”。
晓伟觉得王老师有道理，现实却有众多无奈。车贷分期付款，一个月要还1万多元。一人开车，积劳成疾，腰椎间盘出问题，和老赖走法律途径实在拖不起。
最开心的，是卡友们用对讲机或手机微信群聊天。天南海北的，想办法约在一个地方，晚上喝个小酒，聊路上遇到的新鲜事。比如一些卡车司机，拍摄日常竟然成了快手网红。
“我们带着小煤气灶，路上可以做饭。以前有一次堵车堵了两天，我把面包分给路上小姑娘。饿着肚子，第二天才有卖饭的来，一份蛋炒饭卖35元。”
春节前夕，晓伟一样的打工中青年，候鸟一样归来。寥落的村庄，麻将场的几张桌子很快坐满。烟雾缭绕中，我发现了童年小伙伴小匪。
小时候，敏捷调皮的他是我乡土知识的启蒙者。热天抓“老咕哝”（蜕皮前的蝉）烤做美食，雨天抓天牛灌瓶子里，墙角探寻一种叫“地灯”的类蜘蛛动物。
如今，他是从郑州工地回来的塔吊工，两个孩子的父亲。
“再过几年，我干塔吊就没人要了”，小匪利索从麻将场出来，带我到家，讲他的心事。
塔吊工人小匪这十多年，带着“建筑工地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他辗转在上海、浙江、郑州等地。悬在几十层楼高的机车中，他要精准操控，把木材、钢筋等重材料吊送到位。机器坏了，要爬到陡峭的前臂去维修。
“很危险，靠的是手劲，眼神，体力。到四十多岁，这个活工地就不好找了，人家要年轻精力好的”。工作不稳定，小匪说现在找活儿主要靠塔吊微信群，工友们会转发招工消息。“找工作，现在靠微信。看到群里哪里说有活儿，就打电话去问”。
在郑州工地，包住小匪一月工资六七千元。工地有时赶工期，一天干十多个小时，钱也不多给。微信圈抱团取暖的工人们，他们会选择用脚投票。
“工地上没有啥八小时之说，老板凭良心。哪个老板孬种，这么多塔吊工人，群里一发他的信息，大家都不去他那工地，看他咋找人”。
塔吊微信群“塔吊这个工种对工地特别重要，有时要通宵加班，工资却很低，干一天才一两百元。微信群大家说，跟老板谈加钱，不中就一起不干”。
小匪说这次微信群的联合，立竿见影。“这事后，老板真的加钱了，我的加了几百吧，不过也不是长久之计，得有组织化管理”。
如今，手机不仅是农民扩展视野，寻找工作机会的“新农具”，也成为拓展弱势群体表达话语、争取权益的新渠道。即使在美国“活在现代的古代人”阿米什部落，科技也在慢慢嵌入。在传统宗教信仰下，不用汽车、电视、电脑等高科技。如今，新技术经过教会开会讨论，如果达成共识可以适当采纳。在美国宾州兰卡斯特，我看到一些阿米什人用手机交流，用软件约车。我认识的朋友雪莉，正是阿米什人信息网站的编辑。凯文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一书，写到一个故事。年轻的阿米什人发邮件给他，探讨前沿科技。
（二）私校竞争下的教学点“屏幕攻略”
“生存还是消灭？学生要是掉到个位数，这里是不是就被撤了”。
在11个人的村教学点，李占永校长和刘老师夫妻，是全部的师资力量。学校怎样办下去，这个问题总在心头隐隐作痛。
校门上方的红漆名，已经斑驳难辨认。进门，迎面是一大片土地，荒草间有绿色植物拱出，李校长介绍是“乡土教学基地”。右侧，排着一溜儿废弃的教室，是上世纪60年代的老房子，刷着“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标语。
穿过旧房子，还有十几间房子。操场上，高高的杆子上，飘着五星红旗。操场上，唯一的体育器材，是一个乒乓球台。
冬日枯叶萧瑟，我端详着空荡的校舍。这里，曾开设初中和高中部，鼎盛时有几百人。我的姑姑、叔叔等人曾在这里上学。1977年恢复高考前，我父亲19岁，是这里最年轻的物理代课教师。那年高考，他是乡状元。
看电视剧《大江大河》时，他感慨：“你想想，那时咱村的中学多厉害，恢复高考那年全县考上本科的都不多，咱村考上好几个，现在村里哪还有高中？”
人气消匿，如今，这里的全部学生，一年级5个，二年级6个。李校长和刘老师每天满负荷，交叉上课。教育局开会、日常校务需要处理时，一个老师外出，孩子不能单独放教室不管。他们把两班合并在一个教室，一年级上课时，二年级做作业。
“一年365天，可以说350天都在这里。每天早上7点迎接学生，一直到晚上下学。真是一对一辅导，手把手写字。成绩不赖，去年有次乡联考，我们得个语文第一，数学第二。”
李占永19岁师范毕业时就分在这个学校，后来辗转在多个小学任教。2015年他又回到了这里，担任校长。教了近30年书，他获奖无数，指导的学生还得过全省奥数奖。
然而，村里一二年级学龄的孩子，有一半都不选择在教学点读书。
陈村是自然村，隶属于1200多人的行政村赵村，这个小学是大村唯一的学校。李校长分析：“现在很多家长打工，没有精力照看孩子，做饭和接孩子耽误做工。干脆送到外面寄宿学校、私立学校，收费高一点，图个省事”。
教学点，似乎被很多村民遗忘。包括我姑在内的几个村民，一脸迷茫：“你去教学点了？咱村那个教学点还在？”
晓伟夫妻常年在外开车，两个儿子分别送去县里的私立小学和中学。“不想上教学点，去外面公立学校又没有附近户籍，上不了。娃们从小学一年级就寄宿了，都是留守儿童。”
小匪的女儿过两年也要上小学，我问他：“去不去村里的教学点？妻子和父母在家都可以照顾。”他斩钉截铁说不。“感觉家里硬实的都把孩子送外面了，去村教学点感觉都是家条件不好的，人太少，孩子上着也没劲儿”。
其实李校长一直攒着劲儿，努力聚拢村里的学龄儿童。教学点离家近，老师水平不差，本该是首选。他曾经在村里贴喜报公布教学点成绩，联合村委会去做家长动员工作，去附近村人多的幼儿园提前宣传等。
李校长心理明镜似的，他甚至统计了2018年在村里办婚礼的有八家。想着六年后，最多8个孩子入学，还不知道几个能来，他又有点神伤。
最大的考验，是私立学校的抢生源大战。随着城镇化发展，县乡的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应运而生的寄宿需求，催生着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每年五六月，私立中小学到各村布阵宣传。李校长形容：“那场面，就跟保险公司推销一样，上门送礼物，校车免费接送，有的还承诺吃饭免费。私立学校最核心动力是啥，教育产业化赢利。有的老师有招生任务，招一个学生给几百元。”
有的当地教师反映：“2016年教育部一名主任入股某乡镇私立学校，分红几十万元，被县纪委查处。有人统计，市里一半的私立学校都集中在咱这个县”。
激烈的竞争中，李校长调整心态，对自己说，最重要的还是教育见实效，孩子们的学习成绩、精神面貌才是“金字招牌”。
中青报引发讨论的《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一文，李校长也看过。他认为，教学还得靠老师言传身教，尤其是农村孩子家庭教育基础差，得因材施教。不过，对于缺师资、缺设备的乡村教学点，多媒体教学资源，可以生动辅助音乐、美术等课程的教学内容。
事实上，媒体屏幕报道之前6年，国家就开始在乡村教学点布局“屏幕”了。李校长最常用下载的教学视频，来自国家教育部的“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网站，这里有人教版、北师大版等版本的同步教材。通过网络音乐课学习，孩子们们绘声绘色唱起了《草原就是我的家》等歌。
“教学点有国家的数字资源项目，都是免费的。不过县乡中心校，多媒体资源更多，有配套老师指导。我们还是有差距，毕竟，教学点就两个老师。”
如今的数字信息化项目是国家的非商业项目，可以同步学习北京等地的优质课堂。这个项目始于2012年，是响应当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精神。意见提到：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多数学生家长反对或听证会多数代表反对，撤并后学生上学交通安全得不到保障撤并后等问题突出的，不得强行撤并教学点。提倡教育信息均衡化，远程网络教学已经惠及村里的教学点。
从2001年开始实施的“撤点并校”政策，显露的问题密集见诸媒体。单我采访报道过的，就有陕西小学撤并后乡村代课老师被辞退、大凉山中心校路途艰辛影响部分孩子辍学、湖北一些地区村民要求恢复被撤并学校等事件。
很多学者认为，撤点并校阻断割裂了儿童与自然、家庭、村庄之间的关系。代表乡村一部分的村落学校的消失，相当于将已经长在身体里面的器官或骨架突然拿走，加速了乡村社会的解组和萧条。而优质教育集中并校的“托拉斯”效应，让乡村教育愈发失去竞争力。
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其实，乡村学校有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
李书磊教授在《村落中的“国家”》一书中，观察变迁中的乡村教育，认为应试教育中土语系统缺失，往往用“小青蛙、小鱼姐姐”代替蛤蟆、捉鱼，温情化减少了一些残酷，也对孩子粉饰了一些残酷。叶敬忠教授在《发展的故事》一书中，提到村庄是教育的理想场所。在村庄中儿童可以直接接触到自然万物和各种社会风俗，并与家庭生活相联系。将孩子“禁闭”在中心寄宿校，孩子连自己的村庄的长辈都不能全部认出，很难想象他们会怎样认知自己出生的村庄和养育自己的父母。
功利化产业化的教育，往往会忽视乡土知识和实践知识的重要。李校长说，在教学点，他倡导陶行知的“教育即生活”理念，引导学生参与自我生活的改造。学生们在校园的菜地种芝麻、红薯、油菜、玉米，收获的食物共同分享。
李校长给我看他制作的视频，带孩子们去山里踏青、辨识植物，介绍蚂蚱的“保护色”，孩子们的笑容，纯真灿烂如花。他还在网络上寻找关于中华传统道德、尊老爱幼等视频，定期放给学生，进行全方位素质教育。
理想丰满，现实却可能骨感。李校长很担心11人是“红线”。乡里现在20个教学点，最少的就是11人。按照当地之前情况，10人以下的教学点就可能面临被撤并的风险。
在教学激情和招生焦虑中，我眼前的李校长，把家安在学校，头发油油的，嘴上起了火炮。也许是我的到来，他第二天就去买了红漆，搬来梯子，把门上的校名描的红艳艳。
他微信给我发来他的自勉语：“如果你是雄鹰，没有掌声，你也要飞翔；如果你是深山的花儿，没有人欣赏，你也要芬芳——”
想起在美国阿米什部落探访时，我观察当地的乡村教育。广袤的田野，黑色的马车，没有电线的乡村农舍，隔不远，就能看到一间精致的教室。经过长期抗诉，阿米什人不参加美国政府的教育、社保、兵役制度体系。他们在居住区创建数量可观的乡村教室，就近上学，小规模班级，由本族人授课，上到八年级。阿米什人自制的教材，强调维护其文化独特信仰，包括平等、团结、劳动创造幸福、家长积极参与教育等。
易兴霞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提到美国阿米什人基础教育给中国的启示，她写到：“阿米什小规模学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与出勤率，这提示我们，小规模学校因其课程的乡土性和灵活性，适合地域偏僻、生源少的地区。”
当数字教育资源普惠教学点，当优质师资力量坚守乡村，当硬件设备丰富孩子文体生活，当乡土特色教育的重要性形成共识，乡村的朗朗读书声能更响亮吗？孩子们求知的眼神能更清澈吗？乡村的情感结构能更温润吗？
（三）麦秸垛、微信群、数字卫生室
记得小时候，村子最南边的小桥，是个很有仪式感的地方。纹路精致的石磨盘、琉璃瓦装饰的青龙爷庙，桥下是溪水潺潺，白鹅天歌。夏日的傍晚，村民们都凑过来，拿碗菜半蹲着吃，聊到天黑，这里是乡村公共信息的传播场所。
那时，石桥旁不远的晾晒场，堆着迷宫般的麦秸垛，孩子们总是钻来钻去。场边住着一户人家，房子破旧不堪，孩子们也总是穿着寒碜，很害羞的模样，很少到桥这边见人。
多年后，在“美丽家园陈村”微信群，当年害羞的孩子之一出现了，微信名“刘三”。他喜欢发红包、推表情，很是活跃。亲戚告诉我，父母去世后，青年刘三去哈尔滨打工，当了上门女婿。路途遥远，家里老人都不在了，一晃儿他十几年都没回村了。
微信群里，刘三喜欢做三件事：寻亲、了解乡情和汇报日常。“伟，你记得我吗，我是你三哥”，“你那陶瓷厂还干着呢，没放假啊？”，“我干装修活呢”。
有一次，他若有所思在群里发了句感慨：“娘在、家在。娘在，天在”。
当年看《出梁庄记》，梁鸿老师分次去探访被城市化进程卷入的老家农民工，了解他们“如何弯腰、躬身，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样远的道路，如何困于劳累和幸福”。如今，通过村庄的微信群，陈村那些在西安、广州、哈尔滨等地的大地亲人，得以数字化联结，思想、情感、爱好跃然网上，乡土中国的网络新型“熟人社会”开始显现。
给五保户盖的扶贫小单间，为啥他不住？养鸡场离村太近夏天太熏怎么办？村民热议的公共事务，通过微信群空间，得以让信息充分流动，大家商讨想办法。去年，村附近工厂爆炸，炸裂了很多村民的窗户。村民相互统计家里损失状况，去向有关部门举报，最后这家工厂被取缔。
陈村微信群，如今还有了“机构入驻”，比如村卫生室。娥姐是村卫生室唯一的医生，也是群里的”公共知识分子”。她发布的信息包括：通知儿童打防疫针，老人测量高血压，贫困户、残疾人到村卫生室检查等。
娥姐父亲是村里的老村医，她兄妹几人继承父业，都学了医。对于村庄，她是医生，更是乡里乡亲的村民。她在微信群有时语音唱个戏，发布的信息也融合着两种身份：
“乡亲们，天气冷了，多喝热水，防止感冒”，“室内取暖防止煤气中毒，不要在大柴火堆旁烤火”。“冬至别忘吃饺子。人生就像饺子，无论被拖下水，扔下水，还是自己跳下水，不蹚一次浑水就不算成熟。”
我去村卫生室找娥姐，路上使劲回想，小时她爸爸给大家看病，喜欢用土黄色的纸包着几颗药丸，叠成三角状，不过几分钱，却很见效。
童年记忆中昏暗光线的卫生室，现在变得有点“高大上”。门口挂着“心理健康服务咨询点”，进屋，满眼信息应接不暇。四周墙上，贴着各式宣传海报：“六道保障线保贫困人口县内住院零花费”、“健康知识问答”、“县健康扶贫远程问诊流程图”等。
娥姐说：“现在交通发达，去县里看病买药都方便，来卫生室的人少了。这里诊疗费一次一元，大多是老人。不过现在，健康扶贫的工作忙得很”。
“抢当贫困户，吓跑儿媳妇；拒当贫困户，荣宗展傲骨”，村里扶贫海报贴起来了，对口的人员都要行动起来。娥姐这小小的卫生室，也是扶贫的重要阵地。
她统计的健康扶贫基本情况，包括村民和贫困家庭两大类，具体分18个项目，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重性精神病人数等。
娥姐介绍：“这几年上面有要求，卫生室诊治信息处方全部上网，录入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我这不会用电脑，学了好几天。来，看看你奶奶的健康记录”。
鼠标一点，奶奶巧妮的网络诊疗记录弹出，上一次卫生室诊断是“消化不良”。这些年，眼不花耳不聋的她，一直不愿去城市，自己在村里种菜，饲养着各种家畜，报喜不报忧。如今，她的“神秘”健康数据被我这个大孙女意外知晓。
离开卫生室时，娥姐在微信群正通知村民交儿童防疫针本，还有一些家长没联系上，我自告奋勇说去带话。她把人名写在一张处方纸上，我隆重地装进口袋，我去一家家敲开老乡的门，第一次真正感觉是“陈村人”，
这些年，我在新闻报道、学术论文中编码的“乡村重症”、“乡村共同体”等词，耸人听闻或文绉绉，而它们都在乡亲的鲜活面庞前黯然失色。这些年，我在河阳乡村研究院考察浙江“乡村春晚”，那里村村有气派的文化大礼堂，而中原村庄贫瘠中蕴含的活力常被我低估。
有部奥斯卡法国纪录片《脸庞村庄》，两位主人公探访一个个村庄的人物故事，收集拍摄大幅农民肖像贴在村砖墙上、集装箱上、工人水塔上。李红艳教授曾说：农民的面目在历史的长河中，几乎都是陌生化的和群体化的。我们也许忘却了农民这个概念背后，活生生个人的“原始”生活。
客从何处来？乡愁是蕴含在基因中的密码。就像我曾经帮有中国血统的印第安马斯魁部落长老寻亲，当81岁的格朗特长老看到自己的广东家谱，还是会热泪扑簌。他说：“我对孙辈说，要记得我们的血脉，记住我们从哪里来，传给下一代人”。
转了地球半圈，2018年返乡，我终于与一张张滚烫的乡亲面庞相遇。正如梁鸿教授说：“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
我返乡的日子，农历十一月初六，凑巧是村里一年一度搭台唱戏的日子。这些年，村里已经聚集了十几家企业，请戏团的钱大多由他们赞助，1000元、2000元不等，丰富村民文化。有的是主动交，有的需要村干部去“化缘”。今年，只有一家国有变电厂没捐。
村干部跟我说，企业捐资赞助文化的传统，是我爷爷生前开办琉璃瓦厂时定下的，延续至今。“那时咱村的厂，是大家的集体企业，每年给村民分红，现在都是私人企业了。”
站在琉璃瓦厂的旧址前，想着老人们给我说的村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爷爷和村里几名长辈，开煤窑赔了几十万，走南闯北又开始新的征程。他们去从浙江买过群羊，从陕西赶回过驴子。有一次，去包头送花盆，回来买了100多匹红棕马。他们包了一箱火车皮，运到市火车站。村里人去车站，把马赶回来，浩浩荡荡，很是壮观。
“马很烈，训练了很久，给乡亲们犁地”。
爷爷刘保健，去世20年。我有时会想，如果他健在，会用怎样的互联网方式再运回这一百多匹马呢？也许只需要用手机点一点屏幕？
本文部分内容曾发布于“刺猬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