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信念，就不会觉得累。一切都是为了“蛮可爱蛮可爱”的中国……
本组稿件转载自《瞭望》新闻周刊2019年9月23日第38期。
本文来源：瞭望智库
在历史深处，
总有一群人轰轰烈烈、衔命而出。
他们或许普通平凡，亦如你我，
却令人仰望、催人奋进。
1
为了可爱的中国
文 | 徐欧露 刘娟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流动的时间，凝结为历史。历史深处，总有一群人轰轰烈烈、衔命而出。他们或许普通平凡，亦如你我，却令人仰望、催人奋进。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84年前，身陷囹圄的方志敏在受难前，曾用炽热的情感写下：“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这也是一代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中国人的写照。当他们发愤忘食、沐雨栉风，与之共振的，是《可爱的中国》的精诚寄托。
“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是无限的”——几代人的努力让中国甩掉贫油国的标签，成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
“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我们从解决温饱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创造了以不足世界10%的耕地养活占世界18％的人口的奇迹。
“中国民族有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从复兴号日行千里到卫星巡天揽月，从研发首台千万亿次超算“天河一号”到5G专利申请数量居全球首位，来自中国的创新与开拓，正使世界受益。
“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让充满生机的画卷在大地上铺展。在方志敏创办的革命根据地所在地江西省横峰县，村级光伏电站和万亩葛根园，让“欢歌”“笑脸”遍布乡间。
“呼喊”飘荡84载，没有落空——“我们民族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
没人能计算出，为了理直气壮地说出这句话，多少人付出了一辈子。以沉默，以奉献，以倔强。在这个古老国度每一寸土地上，在这个顽强民族每一次前进的脚步中，我们只是看到，成片的花在大地上“摇摆”。每一朵都那么渺小，当他们连成一片，风也要驻足，云也要致敬。那是可爱的中国。那是为了可爱的中国的“可爱的你们”。
2
在暗夜中坚信光明
文| 徐欧露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方志敏同志大义凛然地站在敌人法庭上
3 月28 日，失明老兵程樟柱在江西省德兴市龙头山革命烈士纪念馆内给前来参加革命传统教育的学生讲解方志敏精神（胡晨欢摄/ 《瞭望》新闻周刊）
一边和死亡打着照面，一边勾勒出朗日晴空，在“江山破碎，国弊民穷”的时刻，方志敏相信，“蛮可爱蛮可爱”的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大多数红军战士，像方志敏一样，没能见到他们为之拼命的“好日子”，没能等到春风拂柳燕归来。他们只是摸着黑，用自己的命为这个国家的诞生探好了路。
墙上，对着天空有两道玻璃窗，屋里的光线空气都不算坏。很多时候，方志敏会站在窗前，望着“围墙外那株一半枯枝，一半绿叶的柳树”。
一看到浓绿的柳叶，他就“猜想出遍大地的树木，大概都在和暖的春风吹嘘中，长出艳绿的嫩叶来了”，然后，“似乎得到一点儿春意”。
但只能遥遥感受了。这是一间囚室，而他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出去了。
1934年10月，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由方志敏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的红十军团，成为牵制敌人兵力、掩护主力转移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清楚使命的凶险，他在遗稿中写道：“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
11月，长征开始一个月后，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国民党军重兵围困。1935年1月，方志敏被俘。
英国人在中国出版的《字林西报》的记者曾到监狱中探访方志敏，他写道：“这是一个奇特卓绝的人物。他向我说：‘各人都有自己的信念，我很高兴为自己的信念而牺牲生命。’”
1899年，方志敏在江西上饶出生。一年后，八国联军的铁蹄踏破北京。断壁残垣、满目疮痍记录下了一个民族的耻辱：“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在苦难和挫折中上下求索。究竟哪一种主义才是拯救国家的良方，究竟哪一个政党能够承担起民族复兴的使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诞生了。至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当1924年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时，“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
愤于上海租界公园“华人与狗不准进园”，根据地一创立，他就为老百姓修了一个公园，里面有游泳池，每年举办运动会。根据地内教育免费，“隔日有肉吃”，还发行了股票。
他要“为光明奋斗”。就像囚室开了窗，有人遥看柳叶，向往春天。
同一个囚室中，还有刘畴西等三个红军高级干部，他们下棋、谈天、写文章。“死是无疑的了，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砰的一枪，或啪的一刀。我们常是这样说笑着。”几人早早准备好了临刑前的口号。即使当时没人知道，为之赴死的那个新的中国到底会不会来。
不过，这个中国应该已在方志敏的心里描绘过无数次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用敌人让他写“供状”的纸笔，方志敏写下一篇长文，不是遗书或对挚爱女儿的交代，而是《可爱的中国》。
在“江山破碎，国弊民穷”的时刻，他相信，“蛮可爱蛮可爱”的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这是一边和死亡打着照面，一边勾勒出来的朗日晴空：“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
明白自己“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来写自己的“死”：“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方志敏写下这段话时，红军正在抢渡金沙江。
96天后，方志敏牺牲。被押解至刑场时，他在赣江边默默站了几分钟，然后转身说：“来吧。”
“我的父亲，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斗。”方志敏的女儿方梅说。
他牺牲那天，中央红军正在召开沙窝会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第一次使用“长征”一词，并重申北上方针——他们正想尽办法将革命火种延续。
到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成功会师，这支队伍已经跨越了中国15个省份，翻越了21座雪山。他们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人迹罕至的草地，渡过了三十多条河流。他们一路遭遇战斗四百场以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
这群指挥员平均年龄不足25岁、士兵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革命者，展示了人在死亡来临时坦然无畏的种种可能：会用流畅的英文花体字给妻子写贺年卡的红军军官，为掩护军团机关转移牺牲；过草地时只能以草充饥，为避免毒草，他们专门成立了试吃小组，参加者必须是党员；翻雪山的路上，缺衣少粮，军需处长将棉衣都给了别人，自己被冻死……
他们不知道这座山后还有几座山，不知道漫漫长途何时结束，甚至不知道革命能否成功。“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踏上长征路时已经50岁，他随身带着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过草地时，御寒的毯子都扔了，他仍把印章挂在脖子上，完好地带到了陕北。
很多人心里都“挂”着那枚“章”。被问到为何要长征时，一位老红军说：“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
这段总里程远超两万五千里的征途最终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13年后，新中国成立。
大多数红军战士，像方志敏一样，没能见到这个他们为之拼命的“好日子”，没能等到春风拂柳燕归来。他们只是摸着黑，用自己的命为这个国家的诞生探好了路。
后来，方梅常常问自己：1935年的初秋，行刑前的最后几分钟，父亲方志敏站在赣江边想了些什么？
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她曾告诉记者：“那几分钟里的思绪，父亲想的肯定是他梦中的新中国。”
3
为了新中国，前进
文| 刘娟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绘画作品)
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一级飞行员张超（2016年1月27日摄） 李力强摄/ 本刊
“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把隆化拿下来！”
他们，如你我一般有着血肉之躯，却为了信仰舍生忘死；他们，以自己的鲜血与生命，矗立为中华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1948年5月25日凌晨，苍茫天地间刚露出一线曙光，河北隆化城外的阵地上一片寂静。19岁的董存瑞和他的战友们静静等待着总攻开始。
这一年的2月，大部队东进辽宁朝阳，董存瑞所在连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第32师96团2营6连，他被任命为6班班长。
5月初，为了配合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掩护华北战场杨罗耿兵团东进，11纵队奉命以迅速果断的行动消灭国民党十三军，解放全热河，切断华北与东北的联系。
隆化，是冀东战略要地，承德的北大门。解放隆化，对解放承德、解放热河，牵制东北敌军，扼住敌人咽喉至关重要。
在隆化周围，国民党部队修了坑道、堑壕和密集的碉堡群，有些特殊构筑的暗堡还被称为“模范工事”。隆化中学是敌人防守的核心。
“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把隆化拿下来！”开战前，练兵比武中的“爆破元帅”董存瑞向连长请缨：“打隆化，我要争取送第一个包。”
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战斗开始了。我军强大的炮火，压住了敌人火力，董存瑞带领的爆破组连续摧毁了三个炮楼和五个碉堡，扫清了隆化中学外围工事。
突然，敌人的机枪像暴雨般横扫过来，把战士们压在一条土坡下，抬不起头来。隆化中学东北角横跨旱河的一座桥上，喷出6条火舌。桥上有个伪装得十分巧妙的暗堡，拦住了冲锋的道路。
负责突击的3名爆破手中弹负伤，一位战士冲上去时被敌人击中炸药包，牺牲于一片火光中。
“连长，我去!”看着战友牺牲，董存瑞急得满头大汗。连长摇了摇头，他知道董存瑞刚完成艰巨任务，需要休息。
时间一分一秒逝去。不拿下暗堡，就不能攻破敌人阵地。
“请批准我去!”董存瑞又喊起来。
连长紧紧握着他的手点点头，嘱咐道：“小心点!”
董存瑞挟起炸药包，弯腰冲了出去。在战友的掩护下，他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又借着手榴弹的烟雾站起来一阵猛跑。暗堡里，国民党军的机枪越打越紧，子弹带着尖利的啸声，从他的耳边掠过。
董存瑞中弹扑倒了，战友站起刚要向前冲，却见他猛然爬起，一阵快跑跳进旱河沟，进入了国民党军的火力死角。
他顾不上鲜血直流的伤腿，抱着炸药包冲到桥下。这桥离地面有一人多高，两旁是砖石砌的，没沟、没棱，找不到安放炸药包的地方。如果把炸药包放在河床上，又炸不着暗堡，河床上又找不到任何东西代替火药支架。怎么办？
这时，嘹亮的冲锋号声响起，进攻的时间到了。
董存瑞抬头看了看桥顶，又看了看身后一个个倒下的战友，身子向左一靠，站在桥中央，左手托起了炸药包，使其紧紧地贴着桥底，右手拉燃了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
火光闪过，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山摇地动，浓烈的硝烟把太阳都遮住了。烟雾散去，只能看到一堆破碎的水泥、砖石和还在燃烧的木头。
暗堡被炸塌，进攻的通道打开了，战友们跳出战壕勇猛冲锋，将红旗插进了隆化中学。
董存瑞牺牲的地方，战友们徒手扒了很久，没有找到他的遗体，哪怕是一块零碎骨肉、一片衣服布料……
董存瑞，是河北怀来县南山堡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的“四虎子”；是儿童团里的“抗日小英雄”；是“我把这辈子交给了党”的共产党员。他，更是一名战士，一个军龄刚满两年又10个月的兵。在短短的岁月里，他立了三次大功，四次小功，获得三枚勇敢奖章和一枚毛泽东奖章。
爆炸声消弭于历史中，英雄的魂魄长眠于隆化县北郊。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朱德总司令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四尺长的棺木里，安放着一块红布包裹的楠木，上面用朱砂写着“以此木代替烈士遗骨”。
陵园西侧有个角亭，是为纪念在解放隆化战斗中牺牲的五千余名烈士而修建的。隆化县总面积5497.30平方公里，在这场战斗中，每一平方公里就有一名战士牺牲。
“一个人的勇敢来自他的觉悟。”曾任董存瑞所在的32师副师长的天津警备区原政治委员曾威少将这样追思他的战士。
“我们这三千多人就是全牺牲了，也要牵制住敌人，让红一、红四方面军顺利北进！”这是红25军长征时对战友的承诺。
“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这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牺牲前给叔父写的一封信。
“为了人民，愿作胜利前的最后一批牺牲者！”这是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时的誓言。
“让我去”“跟我上”“向我开炮”“我在阵地就在”“铁军来了”“让我再救一个”“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铿锵的话语里，燃烧着忠魂。一个个烈士的名字，山河记取，天地见证。据不完全统计，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约有2000万名勇士为国捐躯，有名可考的仅193万余人。
从解放战争中的董存瑞，到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黄继光，到建设发展时期的雷锋、李向群，再到新时代的林俊德、张超、申亮亮、杜富国……他们，都是肉体凡胎，因为信仰舍生忘死；他们，以自己的鲜血与生命，矗立为中华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4
我把青春献给你
文 | 徐欧露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在大庆会战初期，“铁人”王进喜为了保住钻机，不顾左腿重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奋战3 个多小时制服井喷（资料照片） 摄影/ 本刊
大庆一处湖边的采油机正在作业（资料照片） 王建威摄/本刊
“我没有文化，看资料也不懂，我就不相信，石油都埋到他们国家地下了？我们国家就没有油？才怪了！”
这些人发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把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大多数人，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他们留下的，是新中国的朝气蓬勃。
1959年9月。北京沙滩红楼。36岁的石油工人王进喜蹲在马路边哭了。
作为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他来首都参加国庆观礼，却发现街上的公交车都顶着一个大包。包里是煤气——因为缺石油，公交只能靠煤气行驶。
“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把我压醒了。”王进喜说。
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彼时，石油的短缺正卡住年轻共和国的咽喉。1952年，国产石油产品只能满足所需的1/4，进口油品所花外汇上升至进口产品第一位。随着国外封锁日紧，空军飞机甚至因油料紧张不能进行正常训练和执勤。
王进喜被煤气包震撼的同一月，松基三井喷出工业油流，大庆油田正式发现，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会战随即展开。王进喜从玉门油田赶来，要到大庆“一拳头砸出个井来”。
仅用5天零4小时，王进喜就率队打完第一口井。新华社记者穆青当时写道，“这是用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方法打出来的油井”：钻机到了，装卸工具不够用，王进喜说，“拿脑门子拱地也能把井架拱起来！”绳子拉、撬杠撬，真把38米高、22吨重的井架竖立在了荒原上。
要开钻了，水管没接通。大伙儿说，用盆端。有人不同意，“你们见过哪个国家端水打井的？”
“就是我们的国家。”王进喜说。一天一夜，一群人用脸盆、水桶、头盔，往井场端了50多吨水，提前开钻。
第二口井钻到700米浅气层时，突发井喷。压井要用水泥提高泥浆比重，可水泥加进去不能融合。王进喜拖着伤腿，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因为里面有烧碱，被拽上来时，疼得几乎昏过去。
他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有些外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就说我们中国是贫油国。我们听见就生气。我没有文化，看资料也不懂，我就不相信，石油都埋到他们国家地下了？我们国家就没有油？才怪了！”
“才怪了”，成了新中国的倔强。
“铁人是个突出的代表，广大职工实际上也都那么干的，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也不怕死。”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党委书记朱鼎科曾回忆。
在大庆会战之前，已有上万青年，穿着露着棉絮的破棉袄、坐着马车，汇聚到玉门油田、克拉玛依油田。仅大庆油田会战，就有来自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的石油人，和退伍解放军战士、转业军官等4万多人参与。一位普通工人听说新疆克拉玛依发现了大油田，通宵睡不着，打包行李，要去支援。
大概在戈壁滩还是海洋时，才有过可以比拟的热闹：夜晚的灯火像是新出现的星座，荒原上到处飘荡着年轻的歌声：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
油田都在戈壁荒滩上。大庆的冬天，最低气温到零下四十多度，钻井边、棉袄边挂着长长的冰楞，十八九岁的“娃娃工人”冻得哇哇大哭。哭完了，用冻僵的嘴喊：“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
缺粮，职工家属自己开荒种。缺房，向当地人学“干打垒”。缺衣，自办缝补厂，“一件棉衣里子用40多块旧布拼成”。
更难的是国外封锁，设备和人才奇缺。
没有量油桶，就用罐头盒改装；修井设备不足，七八十人背着钢丝绳，把四五吨重的抽油杆和油管从井底一节一节往上拉；井打完了要用水泥固井，没有运输带，新中国第一支女子钻井队的姑娘们每人肩上扛一袋、怀里抱一袋，一路小跑。
没有人才，就自己培养。改编而来的石油师某团1237名指战员中，有1226人通过人均26个小时的集中训练考取了驾驶执照，“几乎在一昼夜的时间里就掌握了方向盘”。
这些人发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把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真的是用“双手”——朱洪昌，一位工程队队长，用手捂住管道裂缝，堵住了漏水。奚华亭，一位维修队队长，在一次油罐着火时，跳上油罐，扑灭了火焰。毛孝忠和萧全法，两位通讯工人，用身体连接断了的电线，接通了紧急电话……
大多数人，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
他们留下的，是新中国的朝气蓬勃：1955年，克拉玛依1号井喷出高产工业油流，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诞生。两年后，新华社从兰州发出电讯——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工业基地在玉门建成。王进喜“砸”出第一口生产井的2个月后，大庆油田首车原油外运。
这些石油炼制的产品被送到中国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座制造大型机床的沈阳机床厂、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
1963年12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
听到这个消息，王进喜乐坏了。他说过，“只要上午拿下个大油田，哪怕下午倒在钻台上也痛快。”
他到处同人谈论这件“大喜事”。然后和其他石油人一样，爬上钻台、握紧管钳，不吭一声，埋头干了起来。
5
苟利国家生死以
文 | 徐欧露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中国核物理学家邓稼先（1986年6月23日发） 王辉摄/本刊
1971 年10 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出席大会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左）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无比欣喜。摄影/ 本刊
“我的梦里经常有两个场景，一个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一个是妻儿们欢笑的场景。”
那一代人，敬业、奉献。一定要把它做好，哪怕生命都不要了。妻儿们的欢笑，许多人依然在错过。但因为他和他们的选择，更多的中国人，坦荡荡地挺起腰杆，笑出了声。
1958年8月的一天，夜深了，邓稼先辗转反侧，望着明月。他喜欢月亮。
突然，他起身，将手轻轻放在妻子手上，说：“我要调动工作了。”妻子许鹿希问：“调到哪去？要干什么？在不在北京？”邓稼先连说三个“不能说”。
很快，他又说了一句：“家也顾不上了，我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它”来自不久前的那次会面。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将邓稼先叫到办公室，问了一个问题：“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这位美国普渡大学核物理博士立刻明白，国家要造原子弹了。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打破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增强国防实力，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毛泽东说：“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因此，当好友杨振宁在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同被称为“天才”的邓稼先选择隐姓埋名，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从此没发表过一篇论文、没做过一次学术报告。
为严格保密，和邓稼先一起“消失”的，还有著名力学家郭永怀、著名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等数十人。他们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或光明的学术前景，脱下西装，换上土布服，转身走进了与世隔绝的戈壁滩。
当已有重大发现、几乎站在诺贝尔奖门槛前的物理学家王淦昌被问到，是否愿意放弃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时，他没迟疑，说道：“我愿以身许国。”53岁的王淦昌自此改名王京，隐身17载。家人能联系到他的，只有一个信箱代号。每当孩子们问起，爸爸在哪儿？妻子总是回答：他在信箱里。
即使如此，研制原子弹这样的尖端科技，中国的基础仍然太弱了。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中国人捡起他们烧毁的图纸碎片，一点一点拼起来看。要知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队伍仅诺贝尔奖得主就有14人。
这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原子弹被起了这么一个外号——“争气弹”。“当时有一种气概，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没赶上，可是这个我赶上了。自然是非要做出来不可。”参与原子弹研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方定说。
一穷二白的国家，为科学家们提供的条件，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当时位于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海拔3000多米，环境恶劣、物资紧缺。邓稼先有两身衣服，新一点的要穿去看女儿，平时总穿的那身破了，就用医用白胶布贴上。基地很多时候只有酱油汤泡饭，他很快饿得全身浮肿。有一次，同事带来火烧，大家一阵哄抢，他忍了许久，终于还是说：“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
严谨的理论设计必须落实到每一个部件的加工中，头发丝粗细的误差都不允许出现。“精密复杂”就出自原始的工具和浪漫的想象：马粪纸上涂上墨汁，探索空间滤波器的研制；猫的胡须也能当红外地平仪探测器的装配工具；精确计算时用的是手摇计算机、计算尺和算盘。演算纸扎成捆，堆满了几个屋子。
对于这些“苟利国家生死以”的人来说，享受和名利太渺小了。核试验最危险的是为核弹安装起爆雷管，如果发生意外，人将立即化为气体。每一次，邓稼先都安静地站在现场，操作工人换班他不换，有时一站就是一天一夜。
不只是他。“巨浪之父”黄纬禄由于过度劳累、身患顽疾体重减轻了11公斤；为中国核弹、导弹和卫星实验都作出巨大贡献的郭永怀，不幸遭遇坠机，人们在飞机残骸中找到遗体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分开才发现，郭永怀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
“那一代人，只要把他放到这个岗位上面，都要这么做。敬业、奉献。一定要把它做好，哪怕生命都不要了。”核技术工程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书记高潮说。
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国人成功把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上了太空。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个月后，在中美大使级第123次会谈上，美国代表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谓。“东方红一号”升空的第二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从1958年的那个月夜，到1986年因受辐射影响离世，邓稼先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原子弹研制成功后，他回了一次家。许鹿希发现丈夫已是一头白发。她伸手去接包，邓稼先习惯性地紧紧攥住，没有放手。两人拿着同一个包，相看无言。
邓稼先曾说：我的梦里经常有两个场景，一个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一个是妻儿们欢笑的场景。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像他那样，让那朵“蘑菇云”升了空；200多颗中国在轨卫星沿着“东方红”开辟的天路巡天遥看；中国的宇航员早已遨游太空；我们自己研制的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这次，世界第一。
妻儿们的欢笑，许多人依然在错过。但因为他和他们的选择，更多的中国人，坦荡荡挺起腰杆，笑出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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