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寻“常”记忆1960-1969

常州赋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三日,常州解放江山换颜,中吴龙城欣逢盛世,奋建国之威,天地呈祥,春暖人间,龙城大地为之一新。
凡七十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厚德开泰,奋发图兴,绘砥砺奋进历史画卷,谱披荆斩棘奋斗赞歌。续民族工商业发祥之势,城乡比翼,书香人杰,白云间轩楼耸起,绿荫里长街宽广,奠中小城市学常州之基;扬改革开放之帆,前波后浪逐长风,早潮晚汐催远帆,小桌子上唱大戏,九龙欢腾展宏图,勇立潮头兮,创苏南模式,科技长征兮,筑科教硅谷;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旗,强富美高再攀新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路兮,道德讲堂,全域文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兮,勇争一流,耻为第二,迈高质量明星城市之途,彼岸无限风光,蓄势远谋再出发,放眼量,全面小康,民族复兴,一袭画卷。
走在前列,近悦远来,万般气象,且雄壮,慨而慷,美好如常!

1949—2019,70年弹指一挥间。因为有解放后一代代人荜路蓝缕、胼手胝足地不懈奋斗,才有了中国的沧桑巨变,从解放前的一穷二白,到今天雄踞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历史性跨越。历史的细节丰富而复杂,历史记忆却总需要象征性的节点。常州作为东南沿海重要城市,和新中国一起走过了艰难而辉煌的历程。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今天起,常州发布将连续推出特别报道《1949-2019常州历程》,与您一起回顾常州这70年走过的峥嵘岁月,回味那些深藏于常州人记忆中的吉光片羽,向历史致敬,向祖国致敬——
新社会新风尚

1961年新年开工的前一天的夜里,常州同新布厂的薛鹤亭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他是一名电气工,虽然元旦假期里检修了机器,但在开工前一夜,他总想着厂里的电器设备是否正常。万一有一只马达坏了,要妨碍几十台车运转啊!
他一骨碌起了身,这时钟表上才指向四点半。薛鹤亭早早赶到厂里,从布机车间到准备车间,一只只马达、一盏盏电灯,进行详细试验。在北车间灯芯绒车间,他发现有只日光灯有些暗淡,便立即检查处理。开工后,大家发现,全厂30只马达只只正常运转,175盏电灯盏盏放光芒。
感受到新社会中人们善意的还有王根源,他是戚区运输公司的支农干部。1960年12月29日,他在八仙浴室洗澡。突然间,王根源感到四肢无力、晕倒在地。发现这一情况后,浴室服务员王林法立即放下工作,用小板车把王根源送到第一人民医院急救,让他脱离了危险。
还有家住正觉寺10号的一位陈老太,她多次收到了青果巷菜场营业员唐金娣亲自送来的蔬菜。陈老太体弱,老伴儿又不能走动,多亏唐金娣送菜,“她真是胜过自己的亲生儿女!”

新社会里有新风气。
1962年初,广缆厂金工车间的工人张蕴平准备结婚,同事们都问她要喜糖,还问她婚礼的事。但是她和爱人商量后决定,现在用不着的、可买可不买的,坚决不买。尽管婚期一天天临近,但是张蕴平还是定定心心生产,一个多月来也没有出过废品。姊妹们问她:“你什么时候请婚假啊?”她答:“和你们一起,工作到节前最后一分钟。”
为了过一个不一样的节日,1962年春节前夕,来自常州轻工机械厂的蒋金生、周伯熙、徐瑞生、孙金联、李福先、曹绍华还订了一个春节回乡公约,其中内容包括:保证节前生产定额天天超额完成,带着捷报回家乡、回乡宣传常州和本厂的生产建设成就,还要把农民对工业生产的意见和要求带回厂等。
此外,他们还约定,回乡不摆阔气、不乱花钱、不损坏农作物、不指手画脚,老老实实和社员交谈。
那年夏天,常州二中开了一次大会,动员学生在农忙假期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学校还派专人到支农地点——西林公社西林大队,商定下乡时间、安排吃住问题。老师们还提前整修了100多把镰刀、70多把锄头和钉耙。
拆旧翻新也是一种新风尚。
1961年的一天,拖拉机厂的一位女工拿着一件破旧西装,来到红星服装中心店新光门市部,要求翻改一件女式上衣。缝纫师傅们把西装拆开,将破损处剪掉,再添一尺多灯芯绒,就改成了一件美观的青年女式上衣。这位顾客十分满意,回去后到处宣传修旧翻新的好处。
这一年,红星服装中心店开展拆旧翻新业务,推广节约棉布经验,把修补翻新项目扩大到20多种,如长衫改中山装、中式马褂改女西裤、旗袍改青年衫、老式大衣改西式大衣、棉衣翻新、单衣翻新等等。
新社会影响着每一个人,不分行业,无论空间。
1963年6月,常州八中教师刘金银决定为同学们义务理发。他看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先进事迹,很受感动。“好八连的张振才战士,没有理发技术,还请求当理发员,为大家义务理发,而我以前曾经学过理发。”他向党支部表了决心,愿意用以前的理发手艺为同学服务。后来,每逢周二、四的课外活动时间,八中的同学们都有了免费理发的机会。
1964年3月,杨柳巷9号的一口公井,井水忽然变红,附近的机绣厂印花工场在冲洗花版时,把化学色素渗入了阴沟内,蔓延到井里。居委会派人到厂里联系处理,张静英、吴渭英等18名社会青年,则借了水桶、绳索等工具,把污水从井底弄光,再放入明矾、漂白粉,井水又变清了。
1964年,南大街华昌五金店收到一封表扬信,是陕西旬阳县电站张世生发来的。
他从陕西来常州打算购买柴油机配件和一些工具。路过华昌五金店时,进去问了问有没有他要的东西。女营业员房根娣热情地接待了他,虽然他买的东西没有,但是房根娣表示,可以帮忙代购。张世生将要买的东西写在登记册上,留下住址。就在当天晚上,华昌五金店打来电话,表示东西可以代买到,这让张世生终于找到了在其他地方没买到的材料。
在新社会,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在发生着改变。1964年6月,芦墅公社新建队纪富银添了个男孩,家人要为孩子做满月,但是因为天太热耽搁了。后来,又要办百日。
纪富银在农干校学习,他准备带头移风易俗。抽了个晚上,他回家给家人做思想工作。先算酒菜钱和外地亲戚们的路费,又对家人进行阶级教育,还提到大哥在解放前因结婚办酒借下六担稻谷债的事情。最终,他说服了母亲和爱人,不再给孩子办酒。
激情燃烧的岁月

王春娣一辈子也不会忘记1964年。
作为常州协源布厂的一名织布工,王春娣获邀参加当年10月在北京的国庆观礼。更重要的是,她3次见到了毛主席。
她9月26日抵达北京,先是出席国庆招待会。当毛主席等领导人步入宴会厅时,掌声响彻整个宴会厅。王春娣也无法控制情绪,她先是坐着看,后来站了起来,最后索性站到了椅子上。
国庆节那天,王春娣站在天安门观礼台。当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她再无心观看台下,急忙向同伴借了望远镜,向毛主席检阅游行队伍的方向望去。
到了10月5日下午,国家领导人接见参加观礼的劳模代表,并合影留念。恰好,王春娣就在队伍的第一排。她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微笑着向大家走来,步子稳健,红光满面。
此前的一年,常州运动员、国家女子篮球队队长毛阿宝与队友们一起,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勇夺女子篮球第一名。

这一年,常州在各厂开展“学上海、赶先进”活动。恒源畅布厂以上海绒布厂和无锡和新布厂为学赶对象,多次组织人员学习取经。同时,他们还总结本厂劳动模范颜秀珍的十项经验并认真推广,有效促进了产品质量提高。
对标上海的学赶活动给职工们带来震撼。九丰染厂割绒车间的保全工邱德洪,被派往上海绒厂学习。他曾经以为,人家只是质量稍好些,并没什么先进之处,心里不怎么服帖。
一进人家车间,看到墙上喜报,只见他们的产品质量又比以前跨了一大步,发现自己厂已掉在后面很远,邱德洪吓了一大跳。“他们车子还是老车子,人还是那些人,可是在不断前进,生产发展这么快,我们自己呢,却是坐井观天。现在才晓得天外有天。”他决心老老实实学习,半个月下来,掌握了整平割绒车和割绒导针镀络等先进经验。

1963年12月至1964年1月,常州市区1250名知识青年响应号召,赴丹阳练湖、白马湖、灌云东辛农场。
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
1966年初春,天寒地冻。可江南运河常州段的疏浚工地上热气腾腾。开工第一天,西仓分队第三小队正准备往工地出发,队长拿出30多双新草鞋发给大家。这是宣家弄居委会居民、退休工人黄有才提前为大家赶做的。他说,1951第一次开河没赶上。这次他一定要做点贡献。62岁的老红军侯厚生,也到来工地,帮助运泥拉板车,还发动周围十多个小孩子到运河上帮助推车、挖泥,干得热火朝天。
60年代的常州人,也关心国际局势。1964年1月16日至19日,常州各界群众2万余人,分批集会游行,声讨美国军队屠杀巴拿马平民的罪行。
那个年代,人们把革命英雄当做自己的偶像。
1965年5月,大成一厂的工人谢云娣观看了电影《雷锋》,她不禁流下了热泪。“对照一下自己,我很惭愧。以前,我工作的目的性不明确,眼睛只看到家庭小圈子。看过电影,我要以雷锋精神鞭策自己。”她是前纺磨盖板工,只要提高磨盖板的质量,就能减少棉结杂质。谢云娣说,自己一定要虚心向先进学习,在技术上练出硬功夫。
除了雷锋,当年还有另外一个英雄——王杰。1965年底,钟楼区粮管所的几位青年,学习了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先进事迹,受到很大教育。在王杰精神鼓舞下,他们争着多做好事。所里新调来两堆鲜山芋,其中少数变质,需要及时处理。9名青年组织突击队,主动利用周日上午进行分堆整理。营业所营业员王欣媛也放弃了个人事情,一早就到所里参加义务劳动。
焦裕禄是那个年代的另一位楷模。在读了报纸上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后,常州市木农具工业公司党委书记王营生的心情极为激动。“对照焦裕禄同志那种完全、彻底革命的精神,我自感有愧。”
王营生是从部队转业过来的,一年多来,他感到企业基础差、行业复杂、分散性大、工作有困难,“不知何时能搞出几个大庆式的企业来”,他分析原因,“主要是欠缺像焦裕禄那样心里装着全体人民,没有忘我精神。”
时代洪流
1964年9月5日清晨,常州火车站。6000多人汇集于此,“走董加耕道路”、“当革命青年”的巨幅标语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常州市首批知青奔赴农业第一线的出发现场。
几天前,市一中的女同学绣了针线包,在上面绣上了“革命到底”、“向董加耕学习”的豪言壮语。40多岁的教导副主任缪剑君,患视力萎缩症多年,但她仍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赶绣了针线包,送给下乡青年。
林启英来自三中,她的父亲在上钢一厂工作,这次专门从上海赶回来为女儿送行。临别他对女儿说:“要红在农村,专在农村。”
19岁的李静,是戚墅堰铁路中学应届初中毕业生,他个子矮小了一些。领导曾让他留在城市,但看到同学们整装待发,急得他坐卧不安,最终,领导批准了他的下乡请求。
队伍快出发了,钟楼区医药中心店职工王国政叮咛儿子王俊元,“我们家祖祖辈辈是农民,你不能忘本。”
这一次,共有302名应届高、初中毕业生下乡。
时代洪流滚滚而来。
同样是1964年,读者俞禄裕在报刊上发文说,他看到上海为了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迹,将一批路名和商店换新。而常州也有一些地名,如爵禄旅馆、鸿运旅馆、得财园茶水店、大庙弄、药庙弄等,都与当前的时代精神不符,建议全部换掉。到了1966年10月,常州的天宁、广化、钟楼、戚墅堰区,分别改为东风、向阳、胜利、卫东区。许多街道也改了名称。
体育教学也要“政治挂帅”。1965年3月,常州市体委女排教练赵启光看了徐寅生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文,其中的一句“只学技术,不学政治,政治不挂帅,球也打不好”说到了他的痛处。“过去我当运动员,打球是为了好玩,扣一个好球想得到大家喝彩。一旦球扣不好,就会产生这下完了的想法,越打越不好。”
通过学习,赵启光意识到,“教练和球员既要思想上过硬,技术上也要过硬。而且要明确打球为国争荣誉、是革命工作,而不是单纯为一次比赛去训练,这样,个人患得患失才不会产生,对待工作才会干劲冲天。”
两年后,国营常州百货商店正式取消店休制,实行轮休制。店里的职工说,这是商店革命职工活学活用“老三篇”、破“私”立“公”的结果。
在三初中毕业生儿子范一鹤下乡时,父亲范可新写信说道:“你立志务农,我非常高兴,也可说是生平中得到了一次少有的安慰。”这位父亲表示,虽然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还没有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每个人都有责任来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年轻一代。“现在,党号召知识青年到农业第一线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正是你们献身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好机会。”
“我完全支持你下乡务农的革命行动,希望你坚定不移,扎根在农村。”这位父亲还送给儿子三本书: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还有一本农历日历本。

1965年2月17日,戚机厂试制的120马力内燃机先行机车通过国家鉴定
到了1968年,全国掀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新高潮。至12月中旬,常州已有70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先后到农村安家落户,新近又将有4000多名知识青年下乡插队。
这年底,常州雕刻社花费了20多天功夫,赶制了一批毛主席语录塑料图章。这批图章有40多种,比橡皮图章更耐酸耐用,且式样庄严大方,更加适应革命人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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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常州手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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