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铁路上，那些远行的人

朱英涛

作为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铁路全长9288公里，从东欧的莫斯科一路绵延到太平洋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串起了大大小小许多城市。这是背包客的终极体验，是铁道爱好者的朝圣之旅，也是无数普通人的归乡之路。

对我来说，那些匆匆出现而有分开的过客，与这场七天七夜的奇妙旅途一起，在我的人生中构成一幅难忘的云图。

谢尔盖（Sergei）是我此趟旅行中遇见的第一位有缘人，他是一位在莫斯科工作的心理医生。看起来有40多岁，高而清瘦，有着俄罗斯人典型的高鼻梁和深邃的双眼，看起来十分文艺范。

作为同包厢的舍友，他第一眼看到我时便问到：“Are you Japanese？（你是日本人吗？）”我不禁纳闷：在外游历了将近20天，我已经胡子拉碴，一副邋遢的模样，怎么看也不像是精致讲究的日本男生。

与他交谈才得知，谢尔盖是个对不同语言和文化非常感兴趣的人，除了在大学学过英语外，还自学了法语，意大利语和日语，因此看到我一个东方面孔误以为“练习日语的机会来了”。

与我相似，谢尔盖的一大爱好也是周游四方，他每年都会去意大利和西班牙度假，尤其喜欢佛罗伦萨和巴塞罗那的晴朗天气，充满山丘和丰富古迹的城市。最远则去过日本，花了两周时间在东京、京都和大阪周游。他一直想要来中国看看，但对于他而言最吸引人的却是中国的高铁

他说近年来经常在报纸上读到“世界第一快”的中国高铁，因此梦想着从北京乘高铁去上海，再南下造访杭州、广州和港澳。“中国需要花很长时间游览，比起日本也有更多可看的地方…除了高铁，我还想尝一尝茅台酒，你懂的，我是俄罗斯人。”

经过一夜颠簸，谢尔盖在叶卡捷琳堡下了车。告别谢尔盖后，我身边一时没有英语流利的乘客，所以有将近两天的时间都是发呆中度过。事实上，望着窗外发呆是车上绝大多数客人打发时间的方式，偶尔也能看见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在走廊上看书。

其实对于我们而言，最大的消遣是在每个列车停靠大站时（停留时间超过10分钟的大站），下车散散步，挑挑买买当地农民和小贩兜售的食物和水果。

这样无所事事了两天后，在某个小城市的火车站，上来了一位看起来很有教养的女士。更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她拿着的电脑包上竟然印有中文“发现者工具”。抱着碰运气的想法，我问道：“你说中文吗”

“Yes，当然！”她爽朗的声音中带有一丝惊喜，回答道。

靠着中文的纽带，我和这位女士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她叫做澳利娅(Olga)，中文名叫“梅花”，出自“梅花香自苦寒来”。

梅花毕业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最好的高等学府——国立远东大学，目前在库尔干国立大学担任汉语讲师，这一趟和我相遇是因为暑假回家看望父母。她曾在沈阳师范大学进修一年，还曾带领自己的学生赴北京语言大学比赛，因此汉语水平相当了得，且对中国和中国人有很深的感情。

梅花讲起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可谓滔滔不绝，但让她最难忘的还是在北京的时候，因为她感觉自己中文白学了——

“北京人们的语言太快了，如果他们是考试官，我一定不能毕业！”

作为中文爱好者，梅花自然向我讨教了不少新潮词汇。而我则请她展现一下教师的职业技能，教我拼读俄语。脱胎于西里尔字母表，俄语33个字母和拉丁字母几乎是毫无联系，更迷惑的是手写体和印刷体差异巨大，梅花手写给我的字母，我必须要在她的指引下一个一个照着明信片上的印刷体去对号入座。

除了学习俄语字母外，我还获得了一个俄语名字“максим（马克西姆）“，这个名字从东罗马帝国传入俄罗斯，意为“伟大的人”。梅花说“中国有一群伟大的人”，所以她要给我取这个名字。

在列车上，俄罗斯人经常邀请别人一同喝红茶，吃列巴，聊家常。有了梅花的帮助，我也加入了他们的小桌板社交，虽然听不懂他们的俄语对话，但好在有梅花时不时地帮忙翻译几句。

和我们同包间的另外两人分别叫索尼娅（Sonya）和托利（Toli），两个人看起来都有50多岁了，要去伊尔库茨克和哈巴罗夫斯克。梅花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时不时发出尴尬的笑，一问后才得知，两位大叔大妈非常关心梅花的情感状况，觉得她这种大龄高知女青年在俄罗斯大男子主义社会里要早点解决婚姻问题，果然被长辈催婚这种事情在全世界哪个角落都无法避免啊。

随着列车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我的旅程也迎来了终点。到达时是早上6点，整个城市还沉睡在海边云层下，只有一线破晓的曙光从金角湾大桥边露出。我将从这里返回祖国，到了和梅花告别的时刻了。

“一路顺风，再见，максим!”

“Спасибо，до свидания！（谢谢，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