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伊朗西部⑩｜哈马丹：西部腹地
离开加兹温，我前往伊朗之行的最后一座城市——哈马丹。25天的旅行太短暂，来之前看别人游记都拍得美美的，来之后，我觉得伊朗的迷人之处绝对不是美，很多地方在我看来都算不上美，甚至规划非常糟糕，但伊朗的迷人之处是一种更深的东西。
这个国家的气氛中有一种悲伤，常常隐藏在人们的热情、浪漫乃至油嘴滑舌背后。这种悲伤的气氛，一面来自历史的苦难，另一面来自宗教的使命感。而很多伊朗年轻人会觉得，这种苦难恰恰来自被强加的使命感本身。然而就历史来看，从不会因为人们想要轻松欢愉的生活，苦难或使命就会消失。
哈马丹的城中心是一座广场，向四周辐射着商业街和巴扎。哈马丹有点像伊斯法罕，北面历史遗迹地区相对贫穷，现代化的城区和店铺都在城市南边。这座城市在1928年由德国工程师卡尔·弗里希重新规划，城市结构是从同心圆中心向外辐射六条道路。新疆伊宁的六星街也是类似的结构，也是德国人设计的，二者差不多同一时期。
伊朗和德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关联，除开所谓的雅利安人，更多是被德国命运牵连。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迫切需要突破英国和法国在欧陆的优势，因此大力拓展向中东地区奥斯曼和波斯的外交。在德国人看来，英国与法国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扩张触怒了穆斯林，而德国则和穆斯林没有矛盾，是天然的盟友。
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出于自身利益，主动加入了同盟国一方。而波斯虽是中立国，但因为奥斯曼、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也被动卷入战争。由于英国和俄国对波斯主权的侵犯，使得波斯对德国更加产生好感，德国驻布什尔领事瓦思穆斯在亲德的波斯宪兵队支持下，组织武装对抗南部的英军，导致英国和俄国共同出兵分割了波斯。
到了二战期间，巴列维王朝的开国君主礼萨竭力主张伊朗独立，为了摆脱英国控制，而更倾向于德国，包括航空、邮政、铁路和银行业的诸多合作。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为了牵制英国和苏联，加强了和伊朗的联系，包括军事合作、留学生和科技输出。虽然二战爆发后，礼萨国王选择中立，但1941年伊拉克的亲德政变促使英国和苏联联合入侵伊朗，控制了从波斯湾到里海的通道。伊朗军队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礼萨被迫将王位传给儿子，然后被流放到南非。伊朗境内的德国人全被逮捕，英国支持南部的部落分离势力，苏联则在北部支持亲共的伊朗人民党。
哈马丹城市中心广场的西侧有一座伊朗犹太人的圣地——以斯帖和莫迪凯之墓（Esther and Mordechai）。这座陵墓有一个圆顶，上面曾经覆盖着蓝色瓷砖，但现在大部分已剥离，只留下石砖。我从一道厚厚的石门进入建筑内部，里面是祈祷室，内室里面就是以斯帖和莫迪凯的墓。之前在舒什提到过旧约中记载的犹太人先知但以理墓，以斯帖的年代比但以理稍晚一些。
旧约中记录了以斯帖和莫迪凯的故事，他们是在波斯的犹太流亡者后代，以斯帖嫁给了波斯君主亚哈鲁随（一般认为这个人指的是薛西斯），君主的首席顾问建议杀死犹太人，而以斯帖保护了犹太人免遭屠杀，这一天成为犹太人的普珥节。今天在伊朗居住的犹太人大概不超过一万，我之前去德黑兰和亚兹德，都有犹太教堂，但除宗教活动外都不开放。
伊朗犹太人与伊朗的渊源来自居鲁士大帝时期，犹太人作为巴比伦之囚被掠夺到巴比伦，波斯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后，让犹太人重获自由，并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圣殿没有建成，居鲁士就去世了，在他的儿子大流士时代，圣殿建成，很多犹太人回到故乡，但有一部分人留在波斯，《以斯帖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
中心广场有长长的步行商业街，两边的艺术雕塑展示着这条街的古老行业，茶摊、铁匠、鞋匠、车夫等，最北面靠近遗址区的雕塑则是古代武士的形象。广场最中心的部分，是传统的巴扎区。傍晚时，这里是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人们在这里散步逛街、吃晚餐，广场外沿则是现代化的店铺。因为不是礼拜时间，巴扎里的清真寺里没什么人，一个胖胖的小男孩过来和我打招呼，带我参观清真寺的尖塔、瓷砖装饰和古老的盛水石盆。
沿着步行街，走到最南边的小广场，就是伊本·西那（Ibn Sina）的陵墓，一座高耸的尖塔。西方人把他称为阿维森纳（Avicenna），伊本·西那是伊斯兰黄金时代最伟大的通才学者、最重要的博学家，他出生在布哈拉，主要成就在医学、天文学等领域，翻译了大量希腊罗马作品，并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有深刻的研究和探索。有人评价，伊本·西那的知识好像出生前就在他的脑子里，出生后慢慢回忆写出来。对那个时代的学者来说，学习是一件特别需要天赋的事，因为没有那么多资源和制度让你慢慢补拙，而伊本·西那显然是一堆天才里最出众的那个。
这座陵墓并不是古建筑，而是1952年修建的，纪念伊本·西那诞生一千年。虽然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反对巴列维时期的民族主义，但霍梅尼本人很尊敬伊本·西那，所以保留了他的陵墓和命名。
中心广场东边是海格马丹奈山（Hegmataneh），要走到广场最北面绕过去上山，经过一片米底亚和阿契美尼德时期的考古遗址和博物馆，小路尽头是两座教堂——圣玛丽教堂（Church of Virgin Mary）和格雷戈里斯特凡教堂（Stephen Gregory Church）。这两座教堂是来自伊斯法罕的亚美尼亚人和哈马丹的俄罗斯人修建的。
格雷戈里斯特凡教堂修建于1676年，1932年进行了返修重建。正面是一个钟楼，铁皮的屋顶，属于亚美尼亚教会。我前往这座教堂时，教堂内并没有人，半掩着门，我就进去待了一会儿。在宗教管理比较严格的伊朗，宗教场所开门但无人看管，是不太常见的事情。旁边的玛利亚教堂属于福音派教堂，建于1886年。正面是一个两层带阳台的建筑，一个铁皮色的小尖顶在建筑中间。现在是亚美尼亚移民博物馆，但我去的时候并不开放。
在哈马丹城区北面也有一座墓塔建筑，靠近与伊本·西那陵墓遥相辉映的另一座尖塔——诗人巴巴塔哈尔的陵墓（Mausolemu of Baba Taher）。这座建筑是阿拉维家族的陵墓（Alavian Dome），最初是一座清真寺，阿拉维家族在塞尔柱帝国时代修建成家族墓塔。
这座墓塔曾有一个圆顶，但后来消失了，现在是一个立方体。建筑内部的墙壁上装饰着灰泥铭文，入口上方有蜂窝形状的图案和花卉，刻写着古兰经，四根柱子在建筑的四个角落。最里面有一个向下的台阶。从这里进入地下室，就是墓穴的所在地，墓葬上面覆盖着绿色的丝绸。
哈马丹城的东南角有一座狮子雕像。这座狮子雕像在一座小山丘上，是亚历山大大帝建造的，来纪念他的亲密伙伴赫菲斯提安的去世，这里也是城市的旧大门，但大门已被拆毁了。狮子原本是一对，其中一只在试图移动时被损毁了，就剩一只了。
狮子形象在伊朗很常见。中国的石狮子雕刻就来自波斯，唐朝时一些波斯人加入了皇帝的禁卫军，石狮子就是他们的象征，所以用来看大门。而且中国的石狮子没有雌狮形象，都是带鬃毛的雄狮，因为这些禁卫军都是男性。当然，也有说法认为，石狮子更多来自佛教影响，雌雄一个模样，是中国画师以为雌雄狮子长相没有区别。
尾声
在伊朗的最后一站，我去了伊玛目霍梅尼的陵墓。这座陵墓还没有完全修好，却已成了伊朗人郊游的地方。周围有不少冷饮店，很多人在里面坐着聊天或祈祷。陵墓除了体量巨大之外，内部样式和伊朗随处可见的每一座伊玛目或烈士陵墓完全一样。
今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四十周年，也是霍梅尼去世整三十年。我最初计划伊朗西部之旅时，原本期待走访建筑遗迹和宗教场所，以及少数族裔和移民社区，但一个月的旅行之后，更让我关注的反而是伊朗的当下。我探访了伊尔汗国、萨菲王朝、卡扎尔王朝的遗迹，亚美尼亚人移民的开端和目的地，奥斯曼和俄罗斯两个相邻帝国的影响，还有民众对君主的革命，这些最终塑造了今天的伊朗。
我在伊朗西部中小城市与德黑兰有不同的感受，一个国家的首都往往会聚集起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但他们不能代表这个国家，他们过于活跃却缥缈的社会见解无法落实。也许能代表这个国家的是真正的乡土阶层，他们秉持着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商业运作，巴列维国王没有搞清楚，那些巴扎里面土里土气的小商贩，那些一本古兰经就可以指导全部生活与道德的百姓，才是这个国家不可撼动的根基。
来到伊朗之前，诸多媒体文章告诉我，这里是一个专制且宗教保守的国家，但有热情淳朴的民众，以及渴望自由开放的年轻人。而在我的亲身观感中，这种描述视角已经带着一种不恰当的审视，以自认为“正常”的标准去套用在他者身上。事实上，如果一定要说伊朗的特别之处，那么这种特别不在于表象，而来自更深层的世界观。
在伊朗的旅途中，我发现这个社会虽然带着抗拒和哀怨，但也流露出民族自尊心以及崇拜牺牲的价值观。今天，我们接纳了一种最现实也最功利的价值观，认为人该活在当下，不该沉浸在历史中，也不该寄托于对未来的期盼。然而，这世上还有其他价值观，告诉人们要回归到历史的传统中，等待着自己使命的到来。
如果有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某些族群就是拥有更伟大的使命，同时也要承受“伟大之迷途”，那么问题就在于，那里的人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一点。
我来到伊朗时，是诺鲁孜节的最后几天，一个象征新开端的节日。而我离开伊朗时，是什叶派十二伊玛目马赫迪的诞辰，也是基督教复活节，同样带着末日救赎的情绪。我就这样在欢庆中带着焦虑与低落到来，又在欢庆中带着迷茫与困惑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