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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伊朗西部⑨|加兹温:鹰巢下的故都
马特
2019-10-04 13:17  来源:澎湃新闻
在马拉盖天文台时,我们提到,旭烈兀将纳斯尔丁·图西从阿拉穆特城堡带到了马拉盖,聘请他作为顾问,让他进行天文研究。那么,阿拉穆特城堡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图西这样的天才会在那里进行研究?这指引我前往阿拉穆特所在的加兹温。
提到阿拉穆特城堡,更有名的恐怕不是图西,而是这样一个传说。塞尔柱帝国时期,有三个年轻人,分别叫阿布·阿里(Abu Ali Hasan ibn Ali Tusi)、哈桑·萨巴赫(Hassan-I Sabbah)和欧麦尔·海亚姆(Omar Khayyam)。这三个人在一起学习,关系很好,他们商议,如果其中有人身居高位,一定要提拔另外两个人。后来,阿布·阿里成为了塞尔柱帝国的维齐尔(注:相当于宰相),改名为尼扎姆·穆勒克(Nizam al-Mulk),他想提拔另两个朋友,欧麦尔对政治不感兴趣,更愿意从事学术,尼扎姆给他建了一座天文台,资助他的研究。欧麦尔成为那个时代著名的通才学者,但更为人知晓的是他的诗歌《鲁拜集》。而哈桑却觉得尼扎姆给他的利益太少,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离开尼扎姆,来到阿拉穆特山修建了一座城堡,在上面招募刺客,也就是著名的阿萨辛刺客集团(Hashshashin),阿萨辛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哈桑的追溯者。哈桑也被称为山中老人,他第一个要刺杀的人就是尼扎姆。
当然,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个传说并不一定真实。从三个人的年龄、出生地和早年经历来看,他们不太可能是同学,彼此的关联也更多基于政治因素。
哈桑是一个传奇远远多过史实的人,有人认为,他在城堡中用大麻控制年轻人,给他们制造天堂的幻象,利用他们刺杀自己的敌人,但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指控,可能只是他的敌人们贬低他。也有人认为,阿拉穆特城堡是一个学术中心,受到主流教法学派排挤的学者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研究,其中就包括纳斯尔丁·图西。在真实的历史中,哈桑本人并不是一个刺客,而是一个宗教学者,他写过一本自己的传记,但没有保留下来。
在零散的资料中,人们知道,他出生在库姆,早年在中东各地游学,主要是在开罗法蒂玛王朝的宗教学院学习。当哈桑回到波斯之后,尼扎姆下令逮捕他,主要是因为哈桑反对塞尔柱王朝的宗教倾向。哈桑逃到阿拉穆特山区,买下一座城堡并进行了扩建,称为鹰巢。在接下来的35年里,直到去世,哈桑都没有离开过阿拉穆特城堡。这里更像一个学院,人们在这里一起学习、祈祷、翻译研究,这种氛围吸引了很多学者前往。
哈桑所在的教派是什叶派-伊斯玛仪派-尼扎里派(Nazari),伊斯玛仪派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也叫七伊玛目派,与主流十二伊玛目派的分歧在于第七任伊玛目的人选问题。在法蒂玛王朝时期,伊斯玛仪派不断分裂,在1094年,由于哈里发继任者的分歧,王子尼扎里被弟弟穆斯塔法处决,他的儿子从埃及逃到阿拉穆特,尼扎里的支持者们被称为尼扎里派。
阿拉穆特城堡。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我们沿着山路从加兹温开车两个多小时,经过重重雪山,到达了阿拉穆特的半山腰,接下来要徒步走到山顶。现在这座城堡正在维护中,只有非常简易的围栏台阶,以及没有修好的缆车轨道。在陡峭的山顶,一条蜿蜒的小路盘桓向上到山顶,这是进入城堡的唯一通道。城堡外部和上方都被脚手架覆盖着,被顶棚笼罩的主体部分分成两边,中间有一个向下的通道,可以进入一个地下室蓄水池,遗址中残余着少许的墙砖和门廊。从城堡向下望,会发现城堡有一个向下倾斜的坡度,这个斜面让城堡难以被从下向上攻克。
哈桑统治城堡时,加固了防御工事和供水系统,加大了山谷的灌溉和耕作,让城堡可以独立抵抗很长时间。哈桑所在的尼扎里派在伊朗西北部有多座城堡,阿拉穆特是其中的总部,也是抵抗到最后的城堡之一。
一部分学者认为,哈桑与尼扎姆的矛盾是波斯什叶派穆斯林对塞尔柱王朝不满,尤其是塞尔柱统治者对波斯工匠征收重税,以及重用突厥人。在这样的背景下,阿拉穆特更像是一个本土民族的抵抗运动。在蒙古人到来时,哈桑·萨巴赫早已去世,旭烈兀必须攻克这些城堡才能进攻巴格达,此时阿拉穆特城堡已经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结成了同盟,一些野史中认为,他们试图刺杀蒙哥汗而激怒了蒙古人。在被蒙古军队围攻之后,最后一任伊玛目鲁克赖丁库沙(Rukn al-Din Khurshah)投降后被杀,蒙古人拆除了这座城堡,非常遗憾的是城堡的图书馆被毁掉,很多资料消失。
阿拉穆特城堡
离开阿拉穆特城堡下山,我回到加兹温城里,这座城市曾经短暂做过萨菲王朝的首都。之前在大不里士时提到过,萨菲王朝第二任君主塔赫马斯普一世时期,将首都从大不里士迁到加兹温,他的孙子阿巴斯一世又迁到伊斯法罕。今天在加兹温市区还保留着一座小小的四十柱宫,就是塔赫马斯普一世的皇宫,在卡扎尔王朝时期进行了重建。塔赫马斯普一世在任期间,大不里士在连年的战争中损毁严重,为了远离与奥斯曼对抗的前线,他与奥斯曼签订了和平条约,将首都迁到远离前线的加兹温,同时逐渐疏远萨菲王朝起家的土库曼部落军队,开始重用本土波斯人。
在皇宫西侧不远就是加兹温巴扎,现在的巴扎一部分改造成旅游区,开设了一些手工艺店铺、餐馆和咖啡馆,另一部分还在延续着传统的生意。加兹温曾经是丝绸之路重要的一站,来自东方的商人把货物传递到这里,再由波斯商人继续向西方运送。巴扎里的商人们按照货物品种聚集在不同的区域,部分店铺下面还有地下室,可以存放一些需要阴凉保存的货物,而一些珍贵的货物会存放在可以锁住的房间里。巴扎里的商人们是一个个商团联盟,巴扎其实不仅仅是市场,也是商团们制定价格、交换信息的场所,和很多城市的巴扎一样,加兹温的巴扎中心是一座清真寺。
加兹温巴扎内的清真寺
我到达加兹温时,美国政府刚把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从而进一步制裁伊朗的经济,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仅是一只武装力量,同时深度参与了伊朗的经济建设。一位加兹温本地人士告诉我,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巴扎供养起来的。
在之前的君主制时期,国王的军队常常用于镇压民众,卡扎尔王朝末期,国王将国家利益出卖给外国人,损害了以巴扎为核心的伊朗本土商人们的利益,引发了商人阶层和教士阶层联合的抵抗。到了巴列维王朝,尤其是第二任君主穆罕默德·礼萨时期,大量引入外国资本和西方价值观,同样引起商人和教士联盟的不满。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后,需要一支真正属于民众的武装,由市民阶层的基础——巴扎和教士提供支持,不会为了统治者而出卖民众的利益。所以这其中的关系,并不是革命卫队掌握伊朗的经济,而是伊朗民众供养革命卫队,作为属于人民自己的武装。
在伊朗,我很喜欢窜街头、逛巴扎,观察商人们交易的方式,陌生人之间怎么打招呼。尽管伊朗也是高度体制化,但民间的自组织生命力依然发达。这或许因为波斯人历史上最擅长的是发明秩序,当人们能自己发明秩序时,无论统治者什么样,民众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形成社会来制衡公权力。相反,如果人们不能自己发明秩序,就只好由统治者来制定秩序。波斯人的幸事,就在于他们能发明秩序,甚至可以向外来统治者(比如阿拉伯人和蒙古人)输出秩序,对一个民族来说,这是很重要的能力。
加兹温的巴扎里有一家艺术馆,里面展示着泥塑作品,大部分表达的是菲尔多西的《列王记》中的内容。其中有一个像后羿射日造型的雕刻,描写的是伊朗古代的英雄阿拉什(Arash),在一场战争中,双方决定由伊朗人射出一支箭,箭落下范围内的土地都归伊朗人,阿拉什射出的箭从黎明飞到日落,他成了英雄,伊朗很多地方都有他的雕像。还有一件作品,讲的是波斯传说中英雄鲁斯塔姆(Rostam)的故事,他击败了中国可汗(Khaghan of China),泥塑上中国可汗骑着大象,倒是像印度人的打扮,按照历史的对照来看,鲁斯塔姆对抗的应该是印度-斯基泰人。
在巴扎改造的游客区中,有很多文艺的咖啡馆。我在一家欧式风格的咖啡馆点了一份英式早餐,却另外给我端上来一份伊朗大饼。在伊朗酒店里,早餐必不可少的是大饼配上黄油、果酱、蜂蜜,还有黄瓜和西红柿的沙拉。这并不稀奇,大饼是伊朗很重要的食物,也是政府进行补贴不会提高价格的食物。
加兹温巴扎内的咖啡馆
伊朗人对大饼非常热爱,无论点什么餐都会端上来一篮子大饼。有的餐馆会用小袋子装好,比较卫生,很多便利店门口都会挂着一袋袋大饼售卖。当然巴扎里的作坊现烤的大饼最受欢迎,只是要排队很久。不同地区的大饼也各有不同,在南部胡泽斯坦是很薄的饼,只有一层,有点像中国的煎饼,而北方的大饼则是很长很厚一张,早上能看到很多人拿着半米长的大饼在路上吃。
一个群体如何在最感性的层面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应该就是说的语言和吃的饭。说外国人的语言,吃外国人的食物,然后谈本国民族主义,这是很多精英统治阶层的失败。从这一点上讲,巴列维国王试图引入西方现代化的问题,在于他并不热爱自己的民众,觉得他们落后而愚昧。在现代政治中,作为国家精神象征的君主,最大的错误可能就是看不起自己的乡亲们。
我离开巴扎向东走,有一座曾经的东正教堂,是属于俄国教会的康托尔教堂(Kantour Church)。为了把伊朗的城市连接到欧洲,卡扎尔王朝时期开始修建现代公路,加兹温的公路由一家俄国公司承包修建。这座教堂在一个公园旁边,建于1905年,是为加兹温修建铁路的俄国工程师使用的教堂,教堂由红砖建成,康托尔的意思是办公室。
康托尔教堂
教堂从平面看是传统的十字形,大门上方和两侧墙壁上装饰着东正教十字架,正门是一栋三层的钟楼,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绿色圆顶,钟楼后面有一个比较低矮的拱顶。教堂前面有两座纪念碑,一座是纪念一位在这里工作死去的俄国工程师,另一个是1906年死于飞机失事的俄国飞行员。现在的教堂内是一家商店,售卖一些小礼品,还保留着一个小小的祭坛。
经过了萨菲王朝时期与俄国的时战时和,俄国向波斯大规模移民,要到十月革命之后。很多抵触苏维埃政权的俄国人(但不一定是白俄分子)从俄国到了波斯北部的吉兰、马赞达兰、阿塞拜疆和呼罗珊。十月革命前,德黑兰有两座俄国教堂属于大使馆,还有一座俄国墓地的钟楼,整个伊朗有大概五十座东正教堂。20世纪40年代,俄国移民在德黑兰筹建了圣尼古拉斯教堂(Saint Nicholas Church)。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新政府驱逐了教会成员,后来圣尼古拉斯教堂被逐渐废弃。
我从东正教堂回到巴扎,路过犹太四先知墓(Tomb of the Four Prophets),这四位先知将耶稣基督的消息从耶路撒冷带到东方。在十一世纪末,这里被改造成一座清真寺,建筑有一个青色塑料质感的拱顶,内部也是典型波斯陵墓的华丽风格。
犹太四先知墓
从四先知墓往南走过几条街,就到了伊玛目宰德侯赛因陵墓(Imamzadeh Hossein)。这座陵墓更像一个宫殿,院子里有一个凉亭一样的八角形喷水池,建筑正面被蓝黄色的瓷砖覆盖着,中间是19世纪安装的镜面。男女朝圣者从两边不同的小门进入,里面的墙壁和顶棚也都覆盖着镜面,建筑中间是宰德侯赛因的陵墓,同样是亮闪闪的。
伊玛目宰德侯赛因陵墓
宰德侯赛因是伊玛目礼萨的儿子,他在和伊玛目礼萨前往加兹温的途中去世,埋葬在这里。这里原本有一座建筑,蒙古入侵时被破坏了,萨菲王朝时期修建了现在这座清真寺。清真寺后面是一排排军人的墓碑,每个墓上有一个小小的龛,里面放着家属留下的纪念品、照片和死者遗物。
我看到一对老夫妻来看望亲人,老奶奶擦拭着墓碑,老爷爷坐在旁边凝视着。在墓地的另一端,有一件金属艺术品,一个穿袍子的妇女隔着栏杆张望,栏杆上有很多锁头。锁头是思念的意思,这件艺术品应该代表着对死去亲人的思念。

责任编辑:冯婧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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