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通识·校长说｜黄达人：通识教育不等于大众化教育

【编者按】又逢9月开学季，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合作的“复旦通识”系列在开学之初新推“校长说”栏目，集腋了一组海内外大学校长谈大学教育、通识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文章，于开学之初每周一期逐步发表。以下系原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于2015年7月10日在第七届“通识教育暑期讲习班”开幕式上的发言整理稿，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供稿。

我今天讲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和想法，纯粹是一个偶然。我于2011年底从中山大学校长的岗位上卸任，到今年四年半的时间，走访了近40所直属高校、20多所海外高校、7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和50多所高职院校。我手上有200多份录音，每次录音都超过两个小时，都是跟校长、书记的谈话，谈了以后有很多的感想。我自己始终把与大家的交流看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特别喜欢用欣赏的眼光看待他人。现在和原来不一样，原来是看到别人怎么做，回去就自己怎么做，现在只要欣赏、赞美就结束了，不再想回去怎么干。

我的“副产品”是在商务印书馆连续出了五本访谈录，一不经意就成了“高产作家”。《大学的声音》是访谈了部分“985”高校的校长和书记，《高职的前程》是为全国人大提建议，《大学的治理》是对话海外高校的校长，《大学的转型》的主题集中于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还有《大学的根本》，主要讲“985”大学的本科教学。

《大学的根本》是我用半年多的时间重点访问国内十几个一流大学的学院院长，而非校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在国内国外都接受过教育，然后在国内国外都担任过老师。另外，还有几个校长如上海交通大学的张杰、南京大学的陈骏，当时复旦大学的校长杨玉良、当时浙江大学的校长林建华，还有西北工业大学的校长汪劲松。因为我自己当校长期间，对他们几位都非常钦佩，认为他们对教育问题、教学问题有特别深的理解，也请他们谈谈对人才培养的理念。

2015年年初我跟甘阳老师专门谈了一次，我们两个有共同的理念，他对于通识教育的理解使我很受益。当年我们把甘阳老师从香港大学挖到我们学校来，他的工资还不到港大的1/3。我们当时下了决心，我说甘阳老师来了，我们通识教育就开始，甘阳老师不到我们就不做。结果他来了，一直做到现在。我跟他每次谈都能够有很多受益，其实有一个出发点、一个基本点——因为我认同他，我才把他请来。如果我们两个意见不一致的话，我相信中大的通识教育也不会走到今天。

一、一流大学的定位应超越专业视野

从我访问的情况来看，国内一流大学普遍强调宽口径、厚基础。清华大学原来的培养定位就是在通识教育基础上宽口径的专业人才培养；复旦大学提出的是坚持通识教育的培养理念，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自我管理，培养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国际视野、专业素养的人才。他们也非常重视通识教育，而且连专业课程都开始用通识的理念去设计。

再看南京大学，南大的校长亲自抓手推行改革，一开始就把自身培养的目标重新作了调整。以前讲各专业把专门人才的培养作为培养的目标，现在这个目标调整为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而不是专业人才，这是很大的改变。是希望通过大类的培养，使学生的眼光更宽，所以南京大学的通识教育其实也是为这样一个目标而设置的。

为什么定位这么重要？定位以后才会有课程体系的设计。我认为这些学校的人才培养定位由其大学的定位所决定。陈骏校长就认为，通识教育可能不一定适合所有大学，但可能适合于某些一流大学。学校的定位不一样，人才培养的目标也不一样。因为大多数高校主要是考虑学生毕业以后的生存发展，而一流高校承担的是为国家培养各行各业研究型人才的责任，所以不能以一个专业教育的思想来衡量这些学校对毕业学生的要求。我现在理解的通识教育讲的就是国内这些综合性大学的一些做法。

一流大学对人才的培养定位，都要把眼光看得远一点。我访问过北京大学工学院当时的院长陈十一，我专门问他一个问题：“北大的工学院怎么定位人才？”我也问过张杰校长：“21世纪的上海交通大学怎么定位学校的工科人才？”陈十一院长的回答是我们不仅要培养工程师，而且更加关注工程科学家的培养。他的定位不是工程师，而是工程科学家。张杰校长的回答是：“把工科教育变成工科科学的教育。”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学校对于人才的培养是要有定位的，有了定位才有措施。陈十一院长和张杰校长两位的理念其实差不多，都提出了这一类大学人才培养上的定位，就是不仅仅满足于工程师教育。

大连理工大学很明确地提出“精英教育”。现在是大众化教育的时代，我们好像不敢提“精英人才”，其实部分大学就要提供精英教育，要用学校所有优质学科、科研、教育教学资源来为培养这样的精英人才服务。我认为要把两件事情分开来讲，一是中国高等教育整体上已从精英教育发展到大众化教育，这是全面的评价；但是不能把它跟每一个大学自身的定位混为一谈，好像是在大众教育前提下每个学校都是大众化教育，这个观点绝对不行。所以我认为这是整体和个体的辩证关系，在这个整体里不同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定位。

对于所有这些学校也不能用同样的指标去衡量这个学校是办得好还是办得差，比方说大家都要考虑的就业问题等。我专门去访问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钱颖一院长，他说不要用就业来衡量教育的成败。其实，我想他的意思是不要让就业来衡量我们这类大学的办学成败。他认为全国两千多所大学，至少有1%的学校做的研究不是为了今天有用，这当中至少有清华。他说我们绝大多数人是需要工作、需要生活、需要家庭，但是最一流的学校要培养一些人敢于去冒险，敢于去做大事情。所以他也说，统计就业率作为衡量指标一般而言可以，但是应该有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要考虑100%的就业，这对我们这样的学校是不够的。如果都讲就业率，反而会掩盖一些人才培养上的问题，不容易培养创新创业的人才。

二、大学定位不需要有统一模式

我也去过上海财经大学，财大经济学院田国强院长说：“这批不以就业率为主要目标的大学里面，要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看，开展这个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不要太强调就业率。”因为我去过几百所“985”高校、“211”高校、地方高校、高职院校以及中专，就会发现有规律：从“985”高校到“211”高校再到地方高校，再到高职院校，它的专业面向越来越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就业的岗位越来越细。“985”大学为什么要强调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人才培养，它强调的就是宽口径、厚基础，要按大类培养等。但地方本科院校，特别是应用型的本科，它强调要面向通用专业。我还担任了教育部专业设计委员会的主任，我记得北大当年申报一个专业，将文史哲合在一起，但是到地方院校去看，不可能有那么宽的口径。比方说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也有悠久的历史，也有金融专业，复旦也有金融专业，上海财大也有金融专业，究竟不同在哪里？可能复旦的金融专业要上一系列的基础课；而上海立信把一个金融专业分成四个，面向四个子行业：银行、证券期货、保险和信托，将一个专业变成四个专业来培养，就是说对于通用专业更侧重考虑面向行业。

很多地方高校把着眼点放在专业教育上，以专业课作为课程改革的切入点，跟我们以通识作为切入点完全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学校定位不同，就应该有不同的改革方案，有不同的教育改革切入点。

再看高职院校，高职院校不是面向行业的问题，而是面向行业里面的核心岗位。比方说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是大专院校，我就问他们学校的酒店管理跟本科专业里的酒店管理有什么不一样，跟中专有什么不一样。他们以培养酒店前台为例，认为前台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岗位，需要交际能力、外语能力等。所以，他们的课程是按照这个岗位来设置的。再到中职学院，中职学院培养什么岗位，就是培养客房服务员。

我最近到山东潍坊和河南的中职学校，这类学校不仅要强调就业率，还得强调对口就业率。因为学生就学某一门技能，结果这门技能到相应的岗位去不能用，那么就有问题。所以这类学校的定位决定了我们对于通识教育的态度就应该是这样的。

当时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院长胡舒立也说其实不同学校的人才培养定位是不一样的，她是站在传播的角度。她说：一种是紧跟市场的，因为新闻专业作为职业教育，本身就强调上手要快，否则新闻谁来做；但是，我们也有一批大学要强调培养学生人才的养成，而不是人才的开发。同样的问题在各个专业里都存在，所以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人才培养定位，所以在实施的时候有不同的做法。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社会对各种人才都是需要的，不同的人才培养定位都应该互相理解。每个人站在自己学校的定位上有自己的做法，应该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很多一流大学开展通识教育是根据精英化人才培养的定位，但是不要以这个作为标准模式去指责另外一批学校——他们是培养面向职场、面向一线去培养人才的，我们同样应该尊重这些学校，同样尊重由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不同的学校定位不一样。

我特别认同清华大学谢维和副校长所说的，高等学校办学层次的不同体现在服务对象的差异，而办学水平的差异则反映服务质量的高低。水平和定位是两回事。办学层次低不是低水平，关键把定位做好，然后把定位实现了，就是高水平。所以不同学校都可以实现各自的一流，而不要我们有统一的模式。

三、大学的本质：面向每位学生的教育

通识教育应该面对每一个学生。2014年中山大学90周年校庆的主题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校友”。我认为这句话非常好，因为平等对待每一位校友的延伸是在大学里面要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所以我们更加关注究竟是25%的学生还是部分学生，还是全体学生？南京大学陈道蓄教授说，有的老师认为一流学校只要把100个学生中的前25个培养好就足以把我们学校的名声撑起来，这其实是办学的理念问题。他说我们应该关注每一个人，因为他们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100%。复旦大学前任校长杨玉良说，大学应该关注每一个学生，比如说复旦大学对于拔尖人才班的学生一个很重要的做法是始终不让他们脱离原来的班级，不是单个组班，只是增加部分课程。华中科技大学在探索特殊班教育时，不是为了这些特殊的学生，而是为了全校所有的学生能够享受这些资源，作一些探索；在资源不够的情况下，认准一个方向，通过一些试点才能实现。

中山大学也是一样，中大为什么成立博雅学院，一届才30人。我们当年定的就是“三位一体”：人文高等研究院、通识教育部、博雅学院，三个一把手由甘阳牵头。为什么选甘阳老师，是希望在博雅教育、博雅学院对这些学生进行教育的同时，把我们的通识课对全校开放。博雅教育这30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索通识教育的模式，目的要明确，不要认为只是培养这30个人作为榜样，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办学的指导思想一定要清楚。

为什么要谈这个事情，因为这是关于教育本质或大学本质的问题。

究竟我们是学校本位还是教育本位？学校本位出发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部分学生身上，在乎量化指标，但是教育本位是真正以学生为出发点，关心每一个学生。

四川大学校长讲的一句话很有趣，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每一位同学，或许最优秀的学生以后就是院士，一部分学生就是我们的同事，还有的可能以后是我们的董事。所以我们要扪心自问，对每一个学生我们尽力了没有，我们有无按照他的选择给他提供条件？

四、通识教育是教育的第二阶段

现在一讲通识教育就容易联想到素质教育，有一个观点认为通识教育跟素质教育是不一样的。陈骏校长也说：过去强调的素质教育跟现在强调的通识教育理念上是有所不同的。素质教育主要还是专业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的一个补充，它的核心是培养专业人才，是为了使专业人才的眼界更宽一点，技术更牢一点。通识教育并非是围绕专业人才，而是要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清华经管学院的钱颖一院长说，在经管学院开设通识课，定位跟以前完全不同了，不仅仅是专业教育的补充，而是“三位一体”，包括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人类核心知识的获取。

我专门向甘阳老师请教，我觉得他的说法我很能接受，即我们国家最早由华中科技大学提出的素质教育与现在实行的通识教育在根本目标上还是一致的。根本目标都是为了扩大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当时推动的素质教育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确定“985”这批学校里有10个学分必须开设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要是没有当时的素质教育，今天这10个学分就没有空间，这使得现在开展通识教育才有这10个学分作为起点。因此，我们对以杨叔子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推动当时的素质教育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他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通识教育实际上是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对于课程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识教育中，我们现在更加侧重于核心课程，特别侧重于课程质量，这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对于课程质量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所以甘阳老师认为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名实之争其实没有必要，关键是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教学质量的提升，中山大学正是如此，对于通识课的教学要求与专业教育里专业课核心课程的要求一样。至于是叫通识课还是叫素质课，这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每个学校有自己的定位。

我也走访了地方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走访以后很多校长都跟我们说，我们学校也在搞通识教育。我当时有一个印象：他们这个通识教育肯定不是综合性大学的通识教育，是素质教育。但我们不应该争论是什么不是什么，而应各自关心自己做的。所以我说我们对通识教育的定义是不同的，不同的学校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造成做法的不同。我理解的通识教育跟目前的综合性大学的做法是一致的，我更加关注核心课程，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认为地方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做的就不是通识教育。他们的通识教育是对专业化教育的补充，有人文教育的特点。比如西安的西京学院，每个学生都被要求选修一门艺术课程；重庆邮电大学的移通学院更是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就是按照学院制建设，每个学生都要学戏曲、电影、音乐，每人都要会一件乐器，有室内游泳池、IMAX电影院……他们认为学生应该接受综合教育。所以，对于学生的教育，对于学生素质方面的培养是各个学校都在做的事情。没有必要因为视角不同去否定他人。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是个职业学校，他们就提出要把志愿者的奉献精神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这也是素质教育。对于学生除了专业教育方面以外的培养，每个学校都在进行着努力，我们开展通识教育应该看到它的本质，而不要纠结于名词。就像2014年开展的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一样，我们要看到转型的实质是什么——实质就是要走应用型的道路，为国家的需求、为经济建设、为地方服务。要强调应用型，而不要强调这究竞是不是职业教育。

所以，不管是通识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其实都应该重视大学文化对于学生的熏陶。我去海外访问，被访问者都是校长，都是30年前的学生。我问他们：30年前做学生与今天你做校长时相比，高等教育有什么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们就告诉我：互联网。因为获取知识的渠道变了。既然互联网可以作为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或者主要渠道，那么要我们大学干什么？他们的回答很简单：我们认为对学生的培养90%在课堂以外，但是在校园以内。这就是大学存在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大学文化对学生熏陶的意义。

可以试着把通识教育理解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侧重在“识”，把“识”放在首位，通过传授专业课程以外的知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这是原来我们提的文化素质教育；第二个阶段侧重在“通”，通讲究融通，希望学生掌握新学的这门课、专业思考问题的方法、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这对我们人才的培养才是有用的，这样可以把素质教育和我们现在推行的通识教育联系起来。

五、如何改革？课程数量还是质量？

很多学校都在提完全学分制，而且到现在的改革方案里还是频繁出现我们实施的是彻底学分制、完全学分制，但是学分制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完全没有搞清楚。学分制最关键的是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选专业、自主选课程、自主选老师、自主选进度，所以完全学分制的核心是供大于求。学校有充分的优质的资源让学生选才是完全学分制的目标。不是计分的方法，不是拿到学分的手段，而是专业、课程、老师、学习阶段的数量上都是充裕的，而且必须是高水平的，才有可能实现学分制。如果学分制的本质没有搞清楚，就讲怎么计学分，那就是把本质丢掉了。

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主要的差距在哪里？当然部分是在于科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大学能不能像国外一流大学那样提供充分多的高质量的课程，这是最核心的地方。所谓的内涵建设，最重要的是把课程的质量提高，说到底是把每一门课的质量提高。所以，要深化国内的通识教育首先不是增加通识课的数量，而是首先把质量搞上去，先把每一门通识课组织好、上好。例如甘阳老师在中大组织了“中西古典学”这门课，核心是精读，通过助教带着学生讨论，养成专业的思维习惯。

北京大学的饶毅教授和清华大学的施一公教授分别在各自学校开了一门关于方法论和逻辑思维的课程，一个叫“生物学思想与概念”，一个叫“生命科学的逻辑与思维”。两个人都有共识：方法论的学习才是重点。

施一公教授认为，应该更加重视方法论的学习，他说三年不读Science、不读Nature，只是缺这三年的知识，但是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本可以不受影响，因为学生接受的科研训练已经有了。所以，研究方法论的培养比知识的更新更加重要。

（本文根据2015年7月10日黄达人校长在第七届“通识教育暑期讲习班”开幕式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