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观察︱电影节越来越多，这对主办城市而言意味着什么

八九月，电影人很忙碌。

当地时间9月8日，第7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闭幕，第44届多伦多电影节与之“撞期”，也在一周后落下帷幕。国内同样，电影导演贾樟柯创办的平遥国际电影节进入第三届，9月16日主办方公布了本届的首批片单。

最早的电影节发生在1932年的威尼斯，不到一个世纪，世界各地电影节的数量已经超过了500个。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电影节有了更为丰富的形式。不少地方的公共部门愿意投入大量资源，致力于将电影打造成城市品牌。

但作为全球性的文化现象，这些电影节对于主办城市而言意味着什么？如何衡量其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

尽管威尼斯和戛纳电影节都诞生于1930年代，但直到二战后它们才逐渐兴盛。这源自战后欧洲各地的经济复苏和都市重建。

对于主办城市而言，电影节能够促进旅游和消费。在最近《卫报》的一篇分析文章中，作者Sarah Jilani分析了电影节的“微观经济学”：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小城市能够促进商业发展，增加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并开拓国内和国际资源。

最近，纪录片《美国工厂》在国内引发热议，它出自圣丹斯电影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正是在今年的犹他州帕克城（Park City）买下了这部纪录片，成为其制作人。每年圣丹斯电影节于1月下旬举办，今年的访客数量约有12.2万人。而国外游客的消费额超过了1.49亿美元（约合10.56亿人民币）。

圣丹斯电影节为帕克城创造了3052个就业岗位，也让这座城市变得知名。

经济效益之外，电影节还鼓励多元文化和先锋审美。不少影评人眼中，一个理想的电影节应该是自由表达的空间。

一些电影节关注少数群体，比如英国电影学会主办的LGBT电影节，以及吉隆坡的生态电影节。那些因政治、性别、种族或是宗教而被边缘化的群体或许能从中找到归属感。Jilani称，在一些相对保守的社会中，这些电影节能产生一种“社区属性”，是为数不多的自由之地。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人权纪录片电影节讨论一系列复杂的议题，去年的主题关于人权和数字化。电影节的协调人Olga Birzul相信，电影节鼓励批判性思考，这在一个后苏联时代的城市有助于创造一种独特的市民精神。

但另一方面，电影节也带来了一些烦恼，比如深受士绅化影响的威尼斯。

当然，威尼斯的士绅化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电影节。这座城市本就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价值每年丰富的文化艺术活动，电影节、艺术双年展和建筑双年展等等。每年约有2000万名游客涌入这里，随之而来的是高档餐厅、酒店和奢侈品商店，它们能够负担得起更高的店租，迅速占领街头。被挤压和驱逐的则是原本面向本地人的杂货铺、药店和餐馆，而居住者也因水涨船高的房租被迫搬离。

这座城市已经尝试过多种方式试图控制旅游业的过度膨胀，比如对一日游的游客收取最高10欧元的“着陆税”，但大多收效甚微。人们担心，这座城市仍免不了成为一个驱逐了原住民的“水上迪士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