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亚斯特王朝、天主教、封建制与波兰的起源
中世纪的时候，人们喜欢对一切做出简单的解释，于是，在波兰人的民间传说中，日耳曼民族是通过本丢•彼拉多的直肠来到这个地球上的。可惜，波兰民族关于自身并没有如此简便而令人满意的起源神话。即使对于他们的邻居来说，波兰民族的起源也充满迷雾。
从黑暗时代发展成形的欧洲绝大多数民族都和周围其他民族互有交流，比如，来自爱尔兰岛的凯尔特僧侣曾将罗马人的宗教传播到了日耳曼地区；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由海路将北海南端的英格兰、法兰西，与地中海的西西里岛和阿拉伯世界相互连通；或者走另一条路，乘船顺着罗斯国家的诸多河流南下，到达基辅和君士坦丁堡。然而，现在属于波兰的地区却是与世隔绝的。
在德国东部、波希米亚、斯洛伐克地区，曾经有多个斯拉夫民族定居。公元1世纪时，罗马商人从南方到此寻找“北方黄金”——琥珀，在他们的记录中，这里的民族不喜欢战争，以农业为生，并生活在“村社民主”的状态中。其中人数最多的民族直接以他们的营生为自己命名，即“田野居民”，在他们的语言中就是“波兰人”（Polanie）。有证据表明，6世纪时萨尔马特人占领了这个地区，或者曾在部分地区定居下来。他们是来自黑海草原上的战士，可能形成了当地波兰人社会中新的统治阶级，也可能只是一个武士阶层。
尽管如此，其他的斯拉夫民族仍然为波兰人提供了不错的缓冲，让他们免受外界的冲击。在周边这些缓冲区的庇护下，波兰人在平静中度过了8-9世纪。
波兰人和其他西部斯拉夫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但是和他们西南方向上的波希米亚人或者捷克人，以及他们东边的罗斯国家的斯拉夫人相比有微小的区别。他们也信仰相同的宗教————基于印欧原始信仰的多神教，他们崇拜自然界的万物——树木、河流、石头等，人们和这些崇拜对象共同生活。但把它们做成偶像的形式，摆成一圈，乃至建起神庙之类的行为并不多见。在波兰人的实践中，这种宗教既没有组织，也不分等级，更不是政治上统一的力量。使波兰人和他们的兄弟民族区别开来的是他们的统治者——9世纪时在格涅兹诺建立的皮亚斯特王朝。
从9世纪下半叶到10世纪初，皮亚斯特王朝统治者们开始逐渐向周边各民族扩张势力范围。绝大多数民族都是因为外部压力倒向皮亚斯特王朝，这使得皮亚斯特王朝更易于建立统治。到10世纪中期，皮亚斯特王朝统治的领土已颇为可观。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旅行家伊布拉欣•伊本•雅库布曾在游记中对此做过记载，这是波兰国家首次在有价值的文献中出现。这位旅行家写道，统治这一地区的王公梅什科一世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财税体系，并且拥有成体系的堡垒网络以及一支3000名骑兵的常备军，通过以上两者，他可以对自己的国家进行有效统治。
955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东进时，就碰到了这些皮亚斯特王朝的城堡和军队。奥托一世之前多次战胜了他东方的邻居们，并且在这些边境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堡垒，形成了大片边境堡垒区。随后他渡过了易北河，并在向东进军途中歼灭了若干斯拉夫战士小队，最终，他撞上了一支接近军队的战团，以及成体系的防御。对波兰人来说，孤立的时代终于结束，梅什科王公再也无法继续无视外面的世界。
962年，奥托一世被教宗加冕为“罗马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日耳曼人有可能以传播福音为借口对波兰发起战争，梅什科一世更不可能冒险继续保持波兰在欧洲的孤立了。虽然奥托一世的加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举动，但是其意义却不容小觑。梅什科一世注意到接受基督教为邻国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带来了巨大好处，因此他开始接纳基督教。只有接受基督教信仰，他才能避免和奥托一世的战争，同时，基督教还能成为他有力的政治工具。965年，他征得奥托一世的同意，和波希米亚公主杜布拉娃结婚。次年，梅什科一世和他的宫廷人员接受了洗礼。波兰公国正式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
政权与教权的共谋
虽然梅什科一世努力融入基督教，但他仍不放弃自己的扩张野心，即使为此和神圣罗马帝国产生龃龉，也在所不惜。控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尽可能多的领土就是他的目标之一。为此他进攻了波莫瑞地区，结果引发了和日耳曼北方马尔克的边地伯爵（霍多一世）的矛盾，后者正试图为神圣罗马帝国夺取这一地区。梅什科一世于972年在采迪尼亚击败了他，并于976年占领奥得河口。霍多一世向他的新主人奥托二世寻求援助，后者随即发起了一次对波兰人的远征。梅什科一世于979年击败了奥托二世，并成为整个波莫瑞地区的主人。梅什科一世沿着波罗的海沿岸继续向西远征，最终他遇到了正在向东开疆拓土的丹麦人。为了结好这位新邻居，梅什科一世将他的女儿希维托斯瓦娃嫁给了瑞典和丹麦国王埃里克。
波兰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统治者是一位伟人。梅什科一世在战争中连续获得胜利的同时，也并未忽视外交的意义，甚至还在筹划借助遥远的科尔多瓦的摩尔人哈里发的力量。他最后的功业是攻占并吞并西里西亚人的土地。992年，梅什科一世起草了著名的文件《达格梅裁决》（Dagome Iudex），确定了波兰的边界，并声称将国家献给圣彼得，从而将波兰置于教宗的保护之下。
很快，教宗就会向梅什科的儿子、下一任波兰国王“勇敢者”博莱斯瓦夫证明自己巨大的作用。博莱斯瓦夫继承了其父的事业，他是一位天赋异禀的统治者。996年，一个叫作阿达尔贝特（本名沃依捷赫，波希米亚贵族）的教士出现在了博莱斯瓦夫的宫廷中。此前他接受了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的使命，前往普鲁士人——生活在波罗的海沿岸维斯瓦河口的非斯拉夫民族（波罗的民族）——处进行传教。在途中，博莱斯瓦夫殷勤地款待了阿达尔贝特。然而，阿达尔贝特离开波兰后不久就被普鲁士人杀死。得到这一消息后，博莱斯瓦夫派人从普鲁士人那里赎回了他的遗体。据说，博莱斯瓦夫花费了和这位教士遗体重量相同的黄金。随后，他将这位教士安葬于格涅兹诺的大教堂。
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得知这一切后，于999年将阿达尔贝特封圣。随后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将格涅兹诺升为大主教区，并在弗罗茨瓦夫、科沃布热格和克拉科夫建立新的主教区。这事实上建立了一个波兰教省，波兰教会由此从原来日耳曼人的马格德堡教区的保护中独立出来。考虑到当时教会组织本身就是首要的通信和控制网络，这一举措强化了波兰国家的形成。在波兰，最初的教堂都建立在城堡附近，而城堡则是王室统治的中心，这就将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也体现在波兰语“教堂”（kościół）一词中，这个词就是来自拉丁语的“城堡”（castellum）。
神圣罗马帝国的新皇帝奥托三世是阿达尔贝特以及教宗西尔维斯特的朋友。1000年，他来到格涅兹诺，朝觐了阿达尔贝特的圣墓。
奥托三世这位新皇帝当然不只是为了拜谒他的圣徒朋友的陵墓而来。他需要评估波兰的国力，从而在神圣罗马帝国体系内确定相应的位置。在波兰所看到的一切让奥托三世印象深刻，他决定波兰国家不能像那些附庸公国一样，而是应成为独立的王国，和德意志、意大利一样。
然而，奥托三世死后，继位的亨利二世就没有那么慷慨体面了，波兰的独立受到了威胁。出于国家利益，无论是日耳曼人，还是波希米亚人，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波兰国家。随即，日耳曼人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同时波希米亚人在南边、多神教斯拉夫人在北边进行呼应。博莱斯瓦夫在战斗中击败了亨利二世。随后博莱斯瓦夫和匈牙利人适时签署了一份盟约，这使得波希米亚国家承受了更大的外交压力；博莱斯瓦夫还同洛林公爵缔结了家族盟约，又从私人方面给了亨利二世压力。在诸多压力之下，亨利二世被迫签署了《包岑条约》（1018年），不仅宣布放弃有争议的易北河一带的土地，也放弃了整个摩拉维亚，并宣布将这些地区交给波兰。
盛极而衰
此时，无论从什么标准来说，波兰王国的领土都不可谓不辽阔，皮亚斯特王朝统治的权威性似乎也无可置疑。为强化这一切，在人生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025年，博莱斯瓦夫在格涅兹诺大教堂给自己加冕为波兰国王。但是他的死亡很快表明，从梅什科一世到博莱斯瓦夫一世的建国大业，已经超过了这个新生国家的统治能力，这个国家已经无法消化所吞并的这么多领土。此时，随着梅什科二世的登基，各地王公各自为政的地方主义倾向日益显著起来。
在梅什科二世试图整合王国的时候，他的兄弟贝斯普里姆出于嫉妒，在基辅罗斯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支持下开始挑战他，代价分别是向基辅罗斯交还布格河和桑河之间的土地，以及向神圣罗马帝国交还博莱斯瓦夫一世从神圣罗马帝国夺取的土地。他们很快推翻了梅什科二世，后者不得不于1031年逃出波兰。倒霉的梅什科二世随后遭到了一批波希米亚骑士的袭击，接下来，按照当时波兰人的记录，骑士们“用皮带剧烈摩擦他的生殖器，导致他失去了生育能力”。虽然梅什科二世最终还是返回国家并重归王位，在他于1034年死后，这个国家仍然陷于分裂状态。
他的儿子卡齐米日一世并不比他成功多少，在内战爆发时，卡齐米日一世也曾被迫逃到国外。波希米亚公爵布热季斯拉夫一世趁机进攻了波兰，并占领了格涅兹诺，在这里他不仅夺走了波兰王冠上的珠宝，还夺走了圣阿达尔贝特（波兰称沃依切赫）的遗体。这场战争让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在那个时代，国家边界只是理论存在，民族文化差异并不明显，国家认同也尚在襁褓。然而，最早的捷克编年史作者——布拉格的科斯马斯（Kosmas Pražský），和他同时代的波兰同行——修士“高卢无名氏”，都将对方的国家看作自己最恶劣的敌人。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段历史中我们所说的“波兰”到底是什么意思，更不用说“波兰人”“日耳曼人”和“捷克人”等概念了。自古以来，边界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接一个统治者利用武力争取权利，国家边界也随之变化。民族的区分并不能意味着更加忠诚，日耳曼人内部的战争比他们和斯拉夫人的战争更多，而斯拉夫人内部的战争也从没有停止。甚至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区别也不那么明确。日耳曼人占领了奥得河沿岸的土地后，他们吸收了相当多的斯拉夫部族，以至于在后来的勃兰登堡——德意志民族神话的摇篮，民族血统也是高度混杂。在后世成为德意志一部分的梅克伦堡，斯拉夫统治者们也变成了德意志贵族。另一方面，波兰的统治者们也在反复地和日耳曼人通婚。
让波兰和波希米亚及神圣罗马帝国陷入暗斗的问题在于波兰在天主教世界的地位。在奥托三世认可“勇敢者”博莱斯瓦夫一世的称王野心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波兰的地位始终没有彻底稳固，神圣罗马帝国反复试图将波兰变为一个附庸国，而波兰则努力保持其主权独立。双方斗争中势力的此消彼长反映在波兰统治者们不断变化的头衔上，公爵、王公或者国王，这些不同的称呼在同时代的西方史料中并行不悖。尽管内部纷争乃至战争不断，但神圣罗马帝国对这些问题是理论上的裁决者。波兰统治者们要加强自身地位，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寻求其他国家支持，以及和教宗结盟共同对抗帝国的世俗权力等方式，增强自己的权力地位。1058年卡齐米日一世死后的几百年里，这些牵扯复杂的问题清楚地凸显了出来。
卷土重来
在1039年重登王位后，卡齐米日一世将克拉科夫定为首都。格涅兹诺是大波兰地区——传统上波兰人的土地——的中心，需要在奥得河沿岸建立稳固的边界防线，同时，国王需要在北方的波莫瑞以及南方的西里西亚分别建立波兰的有效统治。克拉科夫是小波兰地区的首府，更容易受到东方基辅罗斯的影响。卡齐米日一世迎娶了基辅大公的姐妹（玛利亚•多布罗涅加），他的儿子博莱斯瓦夫二世同样与基辅罗斯联姻，父子二人都将目光转向东方，而博莱斯瓦夫二世为支持自己的姑父（伊贾斯拉夫一世）曾两次占领基辅。与此同时，匈牙利在波兰的影响也在增加。该国很明显是一个可以共同针对波希米亚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盟友。同时，匈牙利也是教宗为对抗神圣罗马帝国而布下的巨大外交网络中的一环，这张巨网从波兰一路延伸到西班牙。加入这个同盟的一个好处是，教宗将王冠赐予了博莱斯瓦夫二世，后者在1076年给自己加冕为国王。
然而，波兰和教宗之间热情的友谊在仅仅7年之后就结出了苦果。当年依靠教会封赠圣徒阿达尔贝特，博莱斯瓦夫一世获得了国王的王冠；而在不到一个世纪后，和他同名的博莱斯瓦夫二世丢掉王冠，也是因为一名被教会封圣的神职人员。一批波兰大贵族开始筹划反对博莱斯瓦夫二世，其中包括克拉科夫主教斯坦尼斯瓦夫。博莱斯瓦夫二世发现这一阴谋后，用暴力镇压了这些敌人，其中一批首要阴谋分子被处以死刑，而斯坦尼斯瓦夫主教也在被处决者之列。这一镇压行动激起了巨大的愤怒浪潮，结果就是倒霉的国王被迫退位，波兰王位由他的弟弟瓦迪斯瓦夫一世•赫尔曼继承。处决斯坦尼斯瓦夫主教（这位主教于1253年被封圣）削弱了波兰皮亚斯特王朝的声望，108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允许波希米亚公爵将自己加冕为波希米亚和波兰国王。尽管只是象征性的举动，但这是对瓦迪斯瓦夫一世的侮辱。
在国内，瓦迪斯瓦夫无力限制各地领主不断扩张的权力。瓦迪斯瓦夫一世规定在他死后，波兰应该分成两部分，由他的两个儿子各自继承。然而1102年他死后，他的小儿子——“歪嘴的”博莱斯瓦夫三世——将他的兄长赶出了波兰。如他的绰号所示，博莱斯瓦夫三世相貌丑陋，但能力极强。虽然他抱定决心推行铁腕统治，但仍然很快赢得了整个国家的尊重。勇武善战也给他加分不少。1109年，他在弗罗茨瓦夫附近的普谢波莱之战中击败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波希米亚公爵，迫使他们宣布放弃对波兰领土的要求。博莱斯瓦夫三世还进攻了波莫瑞，由于日耳曼人一直以来的蚕食，波兰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在逐年减弱。博莱斯瓦夫三世重新占领了这一地区，并且一直越过奥得河，到达了吕根岛。
博莱斯瓦夫三世统治的最后几年，他为支援他的匈牙利盟友而发起远征，结果以失败告终，波希米亚趁机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一批贵族利用这一机会，迫使博莱斯瓦夫三世立下遗嘱，在他死后将波兰划分为多个公国，由他的五个儿子各自继承一个。此外，波莫瑞公国的统治者虽然不是皮亚斯特王朝的直系，但也是王室近亲，和其他五个公国地位相当。五个儿子中最年长的瓦迪斯瓦夫获得了克拉科夫公国，该公国面积虽小，但理论上地位最高，对其他公国拥有宗主权。1138年“歪嘴的”博莱斯瓦夫三世死后，波兰国家开始了这一分而治之的政治实验：一方面是各地的地方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则是王公们出于亲情和政治因素倾向团结，这一实验就是希望能在这二者中获得妥协。
讽刺的是，尽管一直以来在王位继承中不时出现中断，王国领土也随之四分五裂，但是统治者的认同感主要是基于对皮亚斯特王朝的继承。在11世纪末，他们建立了80多个城郭村镇，给商业集镇授予王室特许证，赐予他们各项权利并提供保护。皮亚斯特王朝的统治者们还鼓励这些商业城镇发行自己的货币，取代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同时为国际商道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安全保证。一些大的城市，如克拉科夫（1040年后成为首都）、桑多梅日、卡利什、弗罗茨瓦夫、波兹南和普沃茨克逐步繁荣起来。
另一个倾向统一的力量是教会。教会在传播新的技术以及罗马式建筑风格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教会也是文化和教育的传播中心，教会为准神父和青年贵族们教授专业技术、管理学，并提供学校教育。天主教修会的到来推动了这一势头。本笃会是最早进入波兰的修会。11世纪后半叶，本笃会在维斯瓦河畔的蒂涅茨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修道院。而紧随其后的是普利蒙特瑞会、西多会等，它们促进了修会的发展。修会的大教堂大多建有附属的学校，而依靠教会组织的帮助，波兰的学生们能有机会到其他国家求学。当时人们开始用拉丁文创作本国的英雄武功歌（chanson de geste），而在1112-1116年，高卢无名氏——很可能是一名来自普罗旺斯的本笃会修士——完成了最早的波兰编年史。
我们必须指出，教会在教育甚至政治活动中对波兰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相比之下，其严格的宗教教义所产生的宗教影响却小得多。在966年波兰皈依天主教会后，多神教仍然生存了下来。在此后两个世纪中，多神教甚至还有几次复兴，而在多神教复兴时还发生过教堂被烧毁、教士被处决的事情。在那些处于波兰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具有一定程度自主权，同时也被二者同时觊觎的区域，比如波莫瑞，多神教的残余力量尤其强大。
由于当地普遍缺乏传教的热情，教会对这些多神教势力没有太好的应对办法。罗马发出的十字军召唤在波兰遭到冷遇，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除了桑多梅日的亨里克公爵，几乎无人响应号召。克拉科夫公爵“白色的”莱谢克一世向教宗写了一封长信进行解释，他说，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任何一名有自尊的波兰骑士，都不愿前往圣地。他们已经听说，圣地根本不是什么富庶之地，没有葡萄酒，没有蜂蜜酒，甚至连啤酒都没有。当然，留在国内也是有其他理由的，因为在自己的国界线上还有很多麻烦的多神教徒，即所谓的普鲁士人和立陶宛人。但是，似乎没人准备让这些人入教受洗。缺乏热情的问题也是波兰所特有的。让欧洲的骑士们渡过大海，到巴勒斯坦和波罗的海地区（随后还有大批移民跟随而来）参加对异教徒作战的十字军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某些地区在中世纪人口快速增长，以致人口密度过大。但是波兰地区远远谈不上人口稠密，因此没有扩张的需求，波兰的统治者甚至还欢迎各种有职业技能的其他民族移民——犹太人、波希米亚人，还有日耳曼人。
迥异于西欧的封建体制
1138年“歪嘴的”博莱斯瓦夫三世死后，王国被分为五个公国，而此后的波兰国家仍在一步步继续解体。作为诸公爵之首的克拉科夫公爵，他的长子瓦迪斯瓦夫试图将这些公国再次联合起来，但是他不仅遭到了自己的兄弟们的反对，甚至本地的贵族也不支持他。接下来一个世纪里，随着分裂的加剧和国家的衰弱，一代代的克拉科夫公爵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对其他公国的宗主权，并最终彻底放弃了将各公国重新联合起来的努力。同时，最初的五个公国——大波兰、马佐夫舍-库亚维、小波兰、桑多梅日、西里西亚——也一步步逐渐解体，这些公国逐步变成更多的小封国，被分封给皮亚斯特家族不断增加的各种远支后裔。
事实上，波兰国家的瓦解，皮亚斯特王朝的家族内斗只是原因之一。各地区的贵族和大城镇要求获得自治权，因此在更广泛地共享权力的要求下，国家权力从君主下放给贵族们的趋势也无可避免。大波兰的瓦迪斯瓦夫三世——由于他的双腿细长且骨瘦如柴，因而获得了“长腿”的绰号——曾经身兼克拉科夫公爵，并努力以克拉科夫公爵的名义恢复对其他公国的宗主权，但他麾下贵族们却成功迫使他在1228年颁布“切尼亚特权”（Przywilej z Cieni）法案，这一法案授予了贵族们大量的特权。这一限制君主、保障贵族权利的法案与13年前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异曲同工。
但英格兰的爵士和波兰的贵族相比有个显著的不同。当时英格兰或者法国的贵族权力被国王所控制，他们只能在等级森严的分封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在波兰，类似的封建制度从未出现——除了某些地方的领主是来自西欧的移民。这使得波兰社会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从根本上就有所不同。波兰社会的最高等级是那些被称为“施拉赫塔”（szlachta）的乡绅贵族，他们能够从祖辈继承高贵的身份和大量的土地。他们有义务作为骑士随同国王出征，并服从国王颁布的法律，但在他们自己的封地上，他们就是法官，无须向任何人负责。他们遵循波兰的民族习惯法——《波兰法》（Ius Polonicum）。这些贵族完全遵循过去的成例，国王们希望在全国推行的外国法律经验则往往遭到他们的抵制。在贵族阶层下面是其他有一定地产的阶级，比如没有贵族头衔的骑士（włodyki），或者在农村事实上变成了某种自耕农的侍从（panosze）。一般来说，农民拥有自由，并且可以向社会更高层流动。尽管他们生活所依赖的土地是属于贵族们的，他们仍拥有某些有限的权利。少数农民变成了农奴，但在13世纪上半叶，波兰的农奴们还能享受更多的人身自由，而且一般来说也没有像西欧农奴一样被束缚在土地上。13世纪初，波兰农业开始采用三圃式轮作，这带来了农业的巨大发展，并拉大了有地和无地农民之间的差距。有地农民愈发富裕，而无地农民则日益贫穷，最终失去一切，只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因此，贫穷的农民虽然名义上拥有自由和法律的保护，但经济的困境最终成了他们事实上的枷锁。
至于城市，本质上来说，是他们自行制定法律。多数城市都拥有建城时获赐或后来受赐的特别许可，从而具有一系列的自治权利。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渐有外国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瓦隆人、弗莱芒人，以及犹太人——被吸引前来定居，他们的出现又为城市增添了独立色彩。日耳曼人将他们的《条顿法》（Ius Teutonicum）带到波兰，1211年，这一套法律最早在西里西亚地区的城镇开始实施，随后，以修改后的《马格德堡法》的名义推广到整个波兰其他地区。这些法律约束犯罪和市民违法行为，并规范所有的商业贸易行为。实施《马格德堡法》，意味着在城市的围墙之内，无论在行政上还是司法上，和墙外相比都形同两个国家。城市居民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和其他阶层毫无共通之处的阶层。日益膨胀的犹太社区也有相同的情况，1264年，大波兰公爵“虔诚者”博莱斯瓦夫在《卡利什法令》中赐予了犹太人特权。法令中承认犹太人为国家的“商业仆人”（servi camerae），并以君主的名义提供保护。这成为犹太人诸多特权的开始，而这些特权逐渐使得犹太社区成为波兰的国中之国。
由于没有封建分封的体制，波兰国家也就没有行使中央权力的正常渠道。和欧洲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王室对国家的控制不是依靠各地受封的贵族，而是依靠国王指派的官员。他们以其担负的职能为官名，头衔为“领主”（Kasztelan），这个词来自“城堡”一词。领主就是在王室的城堡中行使司法、管理和军事职能，从而为国王镇守一方。到1250年的时候，波兰全境总共有100多名领主在管理这个国家。但是随着国家四分五裂，中央权力衰落，这些领主的地位也江河日下。他们手中的权力逐步被各地王公们的个人代表——“总督”（Wojewoda）所掌握。
在封建体制上，波兰和西欧的差异非常重要。波兰和波希米亚历史上曾经面临相似的挑战和抉择，但与波希米亚不同的是，前者最终没有完全被吸纳进西欧邦国的行列。一方面，这让波兰的发展相对落后，但同时也帮助波兰更大程度上保持了独立。即使被分为多个公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相比，波兰各地仍然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和密切的关系，因为波兰没有像欧洲其他部分那样被外国统治者所统治——比如，英格兰的国王同时是地理上法兰西大片土地的统治者；法兰西的贵族掌握着德意志的部分地区；而意大利则先后臣服于诺曼人、法兰西人以及日耳曼人的军事强人。或许正是这样的差异，保证了波兰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得以独立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