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定兴（25）】打入敌营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编者按：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自由、世界的和平前仆后继，历经一次次的战斗，用鲜血与生命换来今天我们的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来临之际，我们推出《红色定兴》系列故事，用文字和光影还原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激励我们勿忘历史，开创未来！

今天为大家推荐《打入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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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入敌营

王德钧/文

抗日战争时期，平汉铁路北段的定兴城一直在日伪的统治下，是敌人对我十分区进行封锁、分割、蚕食、扫荡的重要据点之一。

由于我十分区党政军民的艰苦奋斗，经过两年的恢复工作，到1943年冬，形势已有很大好转。1944年秋，在定兴县境内只剩下铁路沿线的固城、北河、城东的天宫寺、城西的高里几个孤立的据点。

1944年10月驻保定日军宪兵队为加强保北地区反动统治，从徐水县抽调了一个日军宪兵中士平岩，带领一个宪兵下士和几个宪兵，到定兴县重新设立日本宪兵队，平岩为队长。他还从徐水带去十名特务，这些特务中有几个是徐水人，有几个是高阳人。到定兴后，也自然形成徐水班、高阳班。平岩到任之后，又从当地网罗了四、五名地头蛇，将原侯藤宪兵队调往满城。我在这时，受命打入敌穴与魔鬼打交道近四个月之久。

NO.1

接受任务，打入敌穴

定（兴）新（城）县委敌工部研究决定，趁平岩宪兵队组建之际，派我方人员潜入这个凶残的机构，以掌握敌情动态，待机制敌。当时我年方十八岁，因为我出身贫农，从小在定兴城杂货铺学徒，近几个月来，一直在敌工部副部长李一同志的指导下，以行商身份在徐水、保定之间做地下交通工作。因为能完成任务，所以我成了派出的对象。

在我接受任务时，我父亲在思想上有一段曲折、斗争的过程，他虽然是一位共产党员，但受旧社会封建礼教的影响很深，担心我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过日子，随时都有危险。因此，他不同意我接受这项任务。我们父子之间怎么说也无法取得思想上的一致，最后还是组织出面做说服工作，教育他要服从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父亲的思想终于通了。

李一同志带我到拒马河北岸的南南蔡村找到了县委机关，由张英部长亲自谈话，他反复对我进行形势教育、革命气节教育、秘密工作和纪律教育，还具体讲了敌工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对怎样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怎样掩护身份，怎样与组织上保持联系等等，都一一作了周密而具体的安排，最后确定任由李一同志和我直接联系。李一同志又具体安排了由我父亲王凤惠担任秘密交通与我联系。县敌工部往平岩宪兵队派人的决定确定后，李一同志便着手把1943年日本鬼子队长诸川身边的工作关系王嘉顺调回定兴，由王嘉顺出面找当时在定兴居住的知名人士王江（社会上称其为“二爷”，1943年以前在新城县当特务队长时曾与李一同志有过来往）商定好以后，1944年11月下旬，我被安排到平岩宪兵队。

NO.2

取得信任，站住脚跟

定兴县城关众人皆知我是个做买卖的人，而且又有商界的“良民证”，这是取得敌人信任的重要条件。但我毕竟是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年轻人，尤其是在敌人内部，整天跟鬼子和特务混在一起，实在有点提心吊胆，干什么、怎么干，如何应付鬼子？开始我依靠了宪兵队的同伴张绍卿（王嘉顺的连襟）的帮助才渡过难关。但长此下去，在鬼子面前不做出点成绩，不给他“情报”，不仅得不到鬼子的信任，而且也混不下去，怎么办？我正在苦恼之中，在12月中旬的一天，我父亲进城通知我，李一同志指示：“把叛逃的焦立振交给日本人收拾他。”焦原是定兴二区财政助理员，地主出身，携款潜逃至北平。结果平岩对我这“情报”很感兴趣，从此我得到了平岩对我的信任，还发给我一支手枪，在敌人的营堡中站住了脚跟。

NO.3

争取王江，多做贡献

李一同志指示我要尽快争取王江，让他为我们多做些工作。根据上级的指示，我进城之后，就积极主动的去接近王江，并代表李一同志向他表示问候，称赞他在抗日战线上几年来对革命的贡献，希望他在今后继续为人民立功。他表示：今后有用得着的地方一定效劳。王江还对我说：“参加国民党五十三军，日本人来了之后，这支队伍被日军打垮，处于无奈才走上了投靠日本的这条路。尽管如此，八路军过来之后，为李一在新城的工作上帮了忙……。”借此机会我把话题转入正题，我说：“我是一个没有知识的青年，特别是经验不足，在今后的交往中，还望‘二爷’多多指教，尤其是在我的工作上，请二爷尽力给予关照。”

从此以后，我几乎天天到他家去，并利用一切机会，给他讲抗战形势。当有旁人在座谈话时，或在他家遇到伪警、政界一些头面人物时，他都一一介绍相识，他还在与敌伪人员谈话中议论到一些敌人内部机密和敌内部矛盾情况时，故意放开嗓门谈得更详细些。例如，谈到撤离定兴外围据点，集中保留天宫寺、高里两大据点，目的是为保持同各大乡及村保长的联系，大部分伪军集中屯驻在城关和车站，如需要到四乡去抢粮、讨伐时得有联队部统一布置等等。有时到他家里去的人在谈话当中涉及到敌伪个人生活方面的事时，谈得更起劲，甚至说个没完。如对伪县长、日本顾问、警察局长、督察长、保安团长、大队长等，对他们的生活爱好、财产情况、弱点及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等，我就是利用接触上层人物的机会搞到许多重要情报。

NO.4

积极主动，侦察敌情

随时随地注意观察和搜集敌情动态，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虽身居敌穴之中，只是取得进行地下活动的一个合法身份，但对敌人内部的秘密文件一点也接触不到，因此要讲究斗争策略开展工作。当时主要做法是：第一注意观察。用自己的感觉器官时刻注意敌情动态，把听到、看到和利用其他手段搜集获取来的各种情报，特别是有关军事部署、兵力调动、运输等方面的情报，加以综合分析，适时将情报送出，对上级随时交给的一些具体任务则必须认真去调查了解。例如，1945年2月，李一同志通知我，限三天之内把定兴车站、警察分驻所人员、武器情况、电话机的位置、夜间值班情况、房屋院墙及周围地形地物搞清楚，并绘图说明。这些我虽掌握，但为了做到准确起见。我利用夜间以接车的名义，借宿警察所，亲自去询问核实。尽管这样细致的做了侦查，但在奇袭警察所时，还出现了一点没有预料到的插曲。李一同志带领几个战士，化妆进入车站，闯入警察所之后，本来不需要开枪就可以达到目的，可巧那天夜间伪警察长正在隔壁花店打牌，他听到警察所院内有点乱轰轰的说话声，便登梯爬上房顶，大声喊：“怎么回事?”这时在院内警戒的李宾同志举枪就把他击毙在房上，虽然附近鬼子守备队和伪保安二大队没有发觉，却把我们几个同志搞得非常紧张。又如，1945年1月，李一同志提出要设法掌握铁路军车运输情况。这项任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当时日寇极力想打通平汉铁路，进攻大西南，诱降蒋介石。我就在车站旁边设立了一个“坐探”观察，把任务交给了在车站上开饭馆的卞德录负责，他每天把观察到的情况向我汇报，然后由我再报给李一同志。第二，借机询问。如1945年3月，日寇正在集结，准备到霸县，固安一带“讨伐”。宪兵队翻译邱xx(是个韩国人)，娶了一个徐水县的老婆，平时我不断给他些钱花，有一天晚上他请我吃饭，借此机会谈及他个人收入不能满足拉家带口的情况，并逐步涉及到这次敌人的“讨伐”计划，这个翻译在酒兴正浓的时候，果真把“讨伐”路线、方向、出动兵力和大概日期，全部透露给我。又如，我在王江那里结识了一个叫方玉昆的人，他是定兴城东关人，人们称他“方二爷”，他熟悉敌内部及社会上各阶层的头面人物，不论办什么事，这些人都给他“留面子”，在日伪时期，他虽然没有担任过职务，但在敌伪人员中却有他利用的势力。因他对各方面的消息很灵通，所以我经常到他家去串门，在闲谈中，时常涉及到敌伪内部的一些具体情况，因此，我在接触询问的机会中，了解到敌伪保安队长，警察局的一些内幕以及敌伪人员互相间的矛盾情况。

在1945年春天，定新县大队准备攻打天宫寺伪据点时，我在与伪军第二大队的吴秘书闲谈中，用旁敲侧击的方法，不仅从他嘴里说出驻天宫寺据点伪五中队的实编人数，而且还说出二大队五中队的武器配备。又如，1945年3月，我在县联保办事处与由玉和主任谈话时，他提到工作不好做，困难重重，给各乡保长摊派的任务完不成。我就奉承、诱使他在无意中说出了日军准备讨伐，向全县要民夫、要大车的总数字。

我还间接地在伪保安团部的—个作战参谋身上下过功夫，试图智取城防图纸。因我很快离开了定兴，而没能成功。

NO.5

瓦解伪军，待机立功

我在王江家里认识了伪保安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张清泉，他是山东德州人，携眷住在定兴城里，有—个女儿已在天津与一个商人结婚。在接触中发现此人比较正直，在伪军中也不是—个受重用的军官，他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及太平洋发动侵略战争的形势，也有自已的看法。他跟我流露过一旦这里呆不下去，就去天津做生意。我经常到他家去串门，我们两人的关系已经达到吃喝不分的程度。在闲谈中发现他从思想上很怕下乡“讨伐”，怕遇到我军在战斗中丧命。我看他情绪低落，加之眷属的拖累，决定争取他起义，站到人民一边来。我对他讲：“身在曹营心在汉，要待机立功。”他表示今后决不做坏事。经过多次谈话，报经上级批准。我向他公开了身份，并从正面向他讲我党团结抗日的政策和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我发誓：“如遇到共军作战，第一不抵抗，采取退却或绕道。第二迫不得已就下令放下武器投降。”1945年5月的一次“讨伐”抢粮中，在定兴县城东三家疃村的战斗中，被我军包围，他终于放下武器向我投诚，后经分区城工部牛子谦同志释放。

伪保安二大队的班长谢敏，是易县大巨村人，因家庭生活贫困，被迫参加伪军，是我去定兴之前在村伪保长王嘉泉家里结识的一个朋友。他在我的启发教育下很快成了我的助手，凡是听到或是看到的情况，都向我一一汇报。他经常随从大队长出门，回来后把伪头目们的言论和行动向我反映。有一次，我出城去车站，他从背影看到我就急促地追上来，他低声说：“大队长进城洗澡去了，他的办公桌抽屉没有锁，我看到在一个卷宗夹着一份‘天宫寺炮楼图’，你去看看有没有用。”我当即随谢敏进入二大队长办公室，他站在窗户边放哨。我拉开抽屉，打开卷宗一看，果然是二大队五中队“天宫寺防御工事布置图”，我当即草草复制下来，这份情报对我军攻克天宫寺据点起了很大作用。又一次，是在一天的晚上，我到他家去，谢对我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姓名忘了），在五中队当班长，今天来的，住在大队部，这个人可靠，也是穷人出身，可以利用他。”我想将来我们端炮楼时用得着他。于是，我当即决定，次日中午请他在王仲田饭店吃饭，见面认识一下。第二天中午，在我去饭馆途中遇到了定兴县三区敌工干事田生同志，他的公开身份是杨家庄村伪保长，我把请五中队一个班长吃饭的事告诉了他，田生同志说：“把这个班长介绍给我吧，今后由我与他直接联系。”这样我们在吃饭中就把这个内线关系交给了田生同志。1945年春节除夕之夜，我县大队攻打天宫寺据点时，这个伪军班长在田生同志的指挥下，按事先规定的暗号，里应外合，他命令手下的一个伪军放下吊桥，接着控制了指挥所。我军发起攻击，一举攻克了这个据点。

NO.6

为民解恨，群众称快

1945年2月，我从北平回定兴，在前门火车站上车之后，一个身着西服、神气十足的日本人，自称是“保定劳工协会主任”，非要我给他让座，我没有理他，他动手打了我一耳光，并打断了我的一条眼镜腿，当我站起来正要还手时，却被我同行的村保长王嘉泉拉住，他把我劝到一边对我说：此人前几年在定兴伪“新民会”当过课长，非常坏，谁也不敢惹他，是日本特务机关派出的特务，咱们惹不起他，就吃这个哑巴亏吧。他示意我既然此人在定兴有民愤，那就到定兴之后再下手。我克制住心中的怒火，焦急地等着快到定兴站。

当火车徐徐进入定兴车站，还没有停稳时，我就看到宪兵队徐水班的诸金生在站台上，当即招呼诸上车，我对他说：有一个“韩国人”（说日本人他不敢下手）打了我，你得帮我出出气。我当即动手同诸金生把这个神气十足的家伙拉下车，在站台上当众打得他鼻青脸肿，接着涌来很多看热闹的群众围观，见此情景，无不拍手称快。我忙示意站长发开车信号，让火车开走了。这时围观的群众中站出几个年轻人，也动手连推带打一顿。最后，这条凶恶的狼狗狼狈地窜出人群，跑到站台旁边日军守备队的炮楼里去了。车站上的群众伸出大拇指称赞：打得好，有胆量！这可给咱们定兴老百姓出了一口气啊！

NO.7

地下交通，伴我始终

我虽孤身战斗在敌营之中，如同放出的风筝一样，只要不断线，他总是被放风筝的人操纵着。当时我既没有什么革命知识，又没有跟敌人打交道的经验，所以我的一切行动全靠组织，组织上指示我多汇报，勤请示，经常取得上级的帮助指导，并在实践中去锻炼自己。我送出的情报和请示的问题，都能及时迅速的转到李一同志手里，上级对我的指示和要求也能及时通知我，这条联系渠道全是李一同志考虑部署的。我出发前曾规定，由我父亲在我学做买卖的地方“同顺兴杂货铺”与我接头。过了不久，李一同志考虑长此下去，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于是选择了另外两处饭馆，一是城内东街王仲田饭馆，以王仲田（敌工部的老关系）这个点为主；二是车站卞德录饭馆。我和我父亲接头（集日，十天四个集），只限于这两个地方。如果没有向李一同志请示的问题，父亲若没有带给我的指示，彼此就不一定等候见面。此外，我手下还有一个机动的小义务交通员王克新，他是王嘉顺的外甥，在定兴做小生意，来往城乡很方便，遇到紧急情况时，我就让他直接通知我家（城东彭各庄），李一同志每两天还派通讯员去我家一次。我在定兴的几个月中，始终与组织保持不间断的联系。

NO.8

一着走错，被迫撤出

1945年3月，日寇准备到固安、霸县一带讨伐之前，日军一四一七部队在定兴集结了一个大队，我县敌工部有一部分日语“宣传品”，打算散发到日军驻地。一天下午，我父亲把这部分宣传品送到塔头村一个亲戚家里，然后进城找我，向我传达了李一同志的指示，当晚关城门之前，我到塔头把宣传材料取回，夜间我就按上级的要求卷好，避开岗哨，投进鬼子几处驻地。然后我把剩下的两张传单于次日早上交给宪兵队卫兵班的几个鬼子，说是在街上拾到的，事情就出现在我不谨慎的行动上。

隔了一天的下午，宪兵队邱翻译来到宪兵队大门外对我说：“平岩队长怀疑你散发传单，今天夜里要抓人，明天准备扣你，你赶快开路吧！”我说：“你别跟我开玩笑。”他说：“是真的。”随后我就到后街敌工部的地下联络点张宝信家里，我和张分析，基本相信邱的话，因为平时我不断给邱钱花，相处关系还不错，他暗地传出鬼子要下毒手的情报算是表达他的心意。但也不排除他受平岩指使对我进行考验。因此，还不能轻率地行动，需要慎重行事，再作决定。

次日，张宝信到街上观察，果然听到宪兵队昨夜抓人的消息，并从清晨开城门起，四门都增加了宪兵队的人，这明明是对我来的，怎么出城呢？我二人商量，由张宝信去找南门的伪军队长，让他在关城门的时候把锁挂上，不要锁死，先把钥匙送走，等宪兵队的人撤走以后，再放我出城。就这样我安全离开了定兴城，当晚住在距城五华里的小店村乔景奎家，次日早晨，从大沟村北过了封锁沟，返回了我的家乡，当面向李一同志汇报了执行任务的全部过程，并作了检讨。敌工部研究认为，我暴露面不大，待一定时机，还可以重新露面，于是组织上又派我执行新的任务去了。

选自《红色定兴》

金台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