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讲堂︱何利群：邺下佛教史迹与佛学传承
【编者按】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主办的国博讲堂，为了推动公众考古，推出“考古学人”系列讲座，邀请考古学家分享自己的考古经历，分享考古成果，普及考古知识。本文为该系列讲座的第二篇，由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河北工作队副队长何利群在8月16日国博讲堂的讲座整理而成。
邺城是中国中古以来都城规划的肇始地
邺城位于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四省交界，自古以来是华北平原比较发达的农耕地区，秦汉以后更成为中原北方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20世纪50年代以后陆续贯通的北京至广州107国道、京广铁路、京港澳高速公路，以及新近修通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高速铁路全都经过邺城遗址周边，邺城所在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大家对邺城的认知，比较普遍的记忆应该是“西门豹治邺”，20世纪80年代初的小学语文课本中就有这样一篇课文，最近查了一下，现在北京小学四年级的课本里还保留有这篇古汉语短文。根据文献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始建邺城，战国初年成为魏国重要的前沿阵地，并流传下来“西门豹治邺”的故事。
但是，从考古学角度并没有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邺城遗址，秦汉时期城址位置也缺乏明确的证据。现经考古确认的城址是东汉晚期曹操受封魏王，作为王都而兴建的邺北城，以及东魏北齐时期依邺北城旧址扩建而形成的邺南城。
邺城考古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于1983年联合组建的考古队，迄今已在邺城遗址进行了36年的考古工作，主要确认了邺城在历史上的三项重要定位：首先是三国故地，六朝古都，建安文学发祥地。自公元3世纪起，邺城先后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国都，铜雀三台作为邺城的标志性建筑，是建安文学的发祥地。其次是都城规划肇始地，这是邺城考古最重要的工作成果。第三是佛法弘传的中兴地，近年的考古发现印证了邺城是公元6世纪中期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隋唐以后的许多佛教宗派均缘起于邺城。
邺城考古最重大的收获当属确认邺城是中国中古以来都城规划的肇始地。通过曹魏邺北城平面复原图可以看出，邺北城的建设开创了一种都城规划的新局面。其显著特点之一是实行了单一的宫城制度，宫城置于北部正中。其二是中轴对称，由于邺北城是先规划后建设，全城保持较好的对称原则，已经开始出现比较明显中轴线。其三是功能分区，即按照不同的功能对城市区块进行划分。
曹魏的邺北城长期沿用，十六国的后赵、冉魏、前燕先后在此定都。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东魏从洛阳迁都到邺城。鉴于邺北城因战乱破毁严重，迁都时又将洛阳所有的官僚机构、士卒百姓及寺院僧尼都迁移过来，因此在邺北城的基础上又扩建了邺南城，邺南城内城北墙上接邺北城的南城墙。直到6世纪末北齐灭亡及随后的杨坚毁城移民，这一时期称之为邺南城时期。
邺南城的规划布局在文献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记载，即“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所谓“宪章前代”，显示邺南城的规划上承邺北城传统，“下则模写洛京”则是指它同时参考了同时期的北魏洛阳城，形成了邺南城的建筑格局。大家熟知的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就是在北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南城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隋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制度及棋盘格状的里坊结构是整个东亚地区都城建设的范本。北宋时期的开封城、元代的大都城、明清以来的北京城的建筑格局都是受到隋唐长安城的直接影响。日本和朝鲜半岛同时代的都城，如平城京、平安京和新罗王京等几乎都完全模仿唐长安城的建筑布局。隋唐长安城的直接原型是北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南城，而这种布局的源头再往前就上溯到了曹魏邺北城，因此邺城可以说是中古以后东亚地区都城规划的里程碑。
邺城的佛教发展
下面简要介绍邺城佛教发展的历史背景。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古河北地区的佛教最早兴盛于十六国后赵时期。由于西域高僧佛图澄受到后赵皇帝石勒、石虎的极度尊崇，导致“中州胡晋略皆奉佛”。佛图澄的社会地位非常高，追随的门徒数以万计。文献载其“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邺城考古队于1997年和2001年进行的两次发掘中，发现两块可拼合的瓦当残块，当面文字为“大赵□□/光作浮图”，是典型的十六国后赵时期的瓦当。作为古代建筑檐头起保护作用的建筑构件，这件瓦当是目前发现与中国古代佛教地面寺院相关的最早的一件遗物，也是以佛图澄为代表的早期僧人在邺城建塔立寺的有力证据。
东晋陆翙在已失佚的《邺中记》中提及后赵皇帝石虎笃信佛教，并制作佛及比丘的形象。目前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佛像是后赵的建武四年（338年）金铜造像，现存美国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十六国时期，邺城是中原地区佛教最为繁盛的地区。佛图澄之后，弟子道安承其衣钵。道安博学多识，德行卓越，著述丰厚，集汉代以来般若、禅法、毗昙诸学于一身，又兼创立僧团仪式、行规戒律、礼忏仪轨等，是中国早期佛教发展传播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键人物。
邺城地区佛教高度发达的第二个阶段是东魏北齐时期。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东魏迁都邺城，除官僚士民随迁之外，《洛阳伽蓝记》还有“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的记载。邺下佛教全盛之时，正如《续高僧传》所记“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据统计北齐全国人口2300余万，而僧尼数量达200余万，近1/10的人出家，其后果是国家编民大量隐匿，造成赋役不足、国用不济。同时寺院又侵占大量田产和财富，“崇重佛法造制穷极，凡厥良沃悉为僧有，倾竭府藏充佛福田”。北齐佞佛之风可谓空前绝后。
由于东魏北齐时期的佛教极度繁荣，邺城的周边开凿了大量佛教石窟寺，使之成为继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之后，中原北方地区佛教石窟寺最为集中的地点。邺城的石窟特点鲜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北响堂山石窟，是东魏北齐时期的规模最大的石窟寺，南响堂山石窟和水浴寺石窟是北齐晚期石窟的代表，其开凿都与当时的皇室重臣及高僧大德有直接的关系。河南安阳小南海石窟与北朝晚期著名禅僧僧稠有关，僧稠是北齐文宣帝高洋的国师，石窟内有他供养礼拜的图像。林州洪谷寺是文献记载的文宣帝高洋为地论学高僧僧达所建的寺院。僧达声闻南朝，梁武帝慕名延请入宫说法，昼夜连席七宵，受戒为其弟子，隆重供养。安阳灵泉寺的大留圣窟，是东魏名僧道凭禅修的地点，也称之为“道凭石堂”。道凭的弟子灵裕更为有名，在灵泉寺修建“金刚性力那罗延窟”，即今大住圣窟。邺城的这些石窟都与当时的高僧有直接关系，文献记载能与实物结合更凸显其学术意义。
邺城地区石窟的第二个特点是在石窟或摩崖上刻有大量的佛教经典。凡是刻在崖面上的佛经，无论是真经还是伪经，一定是当时非常流行的经籍，据此可以了解中原北方地区盛行的佛学思想。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译经、刻经及高僧谱系，对探讨北朝晚期盛行的末法思想和佛学流派，以及追溯隋唐以后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后代有七宗、九宗乃至十三宗等各种说法，其中地论、华严、净土、禅、律诸宗和三阶教等都是缘起于邺下。
为什么要把这些经典刻在崖面上？其实质反映了当时末法思想的流行。佛教将佛法住世划分为正法、像法及末法三个阶段。三时过后，即入法灭时代。为预防末法以后经书文字毁灭殆尽，佛教信徒们开始在石窟或摩崖上镌刻佛教经文，因此刻经具有护持佛法、保存经像、以备法灭的重要内涵。山东铁山《石颂》提到“逢劫火而莫烧……金石常存……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北响堂山石窟南洞《唐邕刻经碑》提到“缣湘有坏，简策非久，金碟难求，皮纸易灭”。灵泉寺大住圣窟门两侧浮雕两身大型神王，“面别镌法灭之相”，都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反映。邺城地区的佛教刻经及相关图像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末法思想的重要证据。
目前最流行的科幻小说是刘慈欣的《三体》。小说主人公罗辑最后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在人类灭绝后永久保留地球文明的信息。遗憾的是，即使到了人类可以进行星际航行的高科技时代，最终发现保存资料最久远的方法居然还是“把字刻在石头上”！佛教的先哲们为了防止佛教湮没，为使经典长存，他们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做出了这样的抉择。
邺城佛教寺院考古
下面向大家重点介绍邺城佛教寺院考古的主要发现。邺城考古队2000年以后的重点课题是探寻邺南城的外郭城，其中与佛教密切相关的考古工作是邺南城赵彭城东魏北齐皇家寺院、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及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的发现与发掘。
赵彭城东魏北齐皇家寺院从2002年开始发掘，发现的资料为我们研究北朝时期佛教寺院的建筑格局、建造技术、舍利埋藏制度提供了详细资料。
赵彭城北朝佛寺的建筑格局反映的是北魏时期流行的以佛塔为中心、前塔后殿单院式的布局，向隋唐以后普遍存在的以佛殿为中心、多院多殿式布局的转变。
放眼整个东亚地区，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寺院跟中国北方地区寺院有一定的时间差，概括起来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寺院的典型特点是佛塔占据寺院的中心位置，后面有大型的佛殿，所有建筑集中在一个大型的院落里面。这种格局是十六国到北魏以来佛教寺院布局的特点，反映的是释迦崇拜的盛行，朝鲜半岛和日本早期寺院是对中国此类寺院直接或间接的模仿。
晚期寺院布局的显著特点是塔的地位下降，无论唐代寺院还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上的寺院，其中心建筑已转变成大型佛殿。以中央佛殿为中心，寺院分成了很多院落，有些院落中还有略小的佛殿。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以塔为中心、前塔后殿的单院式布局向以佛殿为中心多院多殿式布局的转变。为什么塔越来越不重要而佛殿越来越重要呢？从佛教思想发展来说，早期的佛教传承具有较多的小乘佛教因素，“唯礼释迦”是其重要特征，而塔在本质上是释迦崇拜的象征。随着大乘思想的普及，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宗派形成了，不同的宗派往往分居同一寺院的不同院落，以不同的主尊作为供奉对象。从以塔为中心单院式寺院发展到以佛殿为中心的多院多殿式寺院，也体现了从释迦崇拜向宗派分立和崇拜对象多元化的演变。
而中期的赵彭城佛寺正处于这一转变的中间环节，虽然佛塔仍然占据寺院的中心位置，但多院落、多佛殿的特征已经开始显现出来。相当于此期的日本法隆寺类型的寺院，塔和殿的地位已经并列了，而稍晚的川原寺类型寺院则在并列的塔和殿后面，又出现了一个大型的佛殿，由此可见佛塔的地位在一步步的下降，而佛殿的地位在不断上升，直到最后形成了以佛殿为中心、多院多殿的建筑格局。
邺城考古队于2012年的1月7号结束了赵彭城佛寺的发掘，1月10号发现了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当年年底开始发掘核桃园北朝佛寺遗址，先后发现和发掘了核桃园1号塔基、5号门址、2号佛殿、佛殿两侧6号、7号廊房、北部的3号大型殿堂局部和8号复廊建筑。
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已经确认核桃园建筑基址群是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末年所建的大庄严寺。1号塔基地处东魏北齐邺城中轴线——朱明门外大道东侧，北距邺南城南墙约1200米，西距赵彭城佛寺塔基约830米。经发掘确认该基址是北齐时期兴建的一座大型土木结构方形木塔遗迹，塔基基槽宽约43米，深5米左右，出土遗物以灰砖、板瓦、筒瓦和瓦当等建筑材料为主。在塔基中心距地面2米多深的基槽夯土层与卵石层交界面上发现一件石函，上刻“三宝囗囗”字迹。
石函内置各类珍奇物件数以百计，其中内存水银的琉璃瓶和钟乳石质指节状物可能与舍利埋藏密切相关。
石函四周的大小青瓷罐内除各种质地的珠饰和“常平五铢”外，还夹杂有已朽蚀的有机质板结物及“半两”、“五铢”及各类小型实用饰件。大瓷罐旁还发现有多枚双股铜钗和一朽烂的漆木质容器残迹。文献所载北齐武成帝高湛“层台别观，并树伽蓝。璧玉珠玑，咸充供具。……大宁元年，创营宝塔。脱珍御服，并入檀财”，或可为解释这类埋藏方式提供一定的线索。而在石函前方由多块卵石垒砌，内有埋藏物的箭头状图案，其意义尚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大庄严寺佛殿台基面宽约35米、进深23米，面阔7间，进深4间，台基边缘有包边和散水设施。佛殿两侧有连廊和廊房，廊房前后分别是南北贯通的走廊，与大殿南面的门址和北面的复廊呈围合状态。
北齐大庄严寺的发现与发掘对了解北朝晚期佛教寺院布局、舍利瘗埋制度、建筑工艺技术以及邺城南郊宗教礼制建筑群的分布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庄严寺核心建筑群相对已比较清楚，但截止目前，尚未发现寺院的外围界限，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
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发现与研究
最后向大家介绍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发现与研究情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邺城遗址（包括邺北城、邺南城及推测的外郭城）范围内陆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北朝造像，地点涉及河北临漳县邺镇、井龙、洪山、东太平、上柳、马辛庄、河图、板屯、栗辛庄、义城、张彭城、西灵芝、赵彭城、北吴庄等十余处村庄。此外磁县南白道村及成安城关镇南街出土的佛像亦属邺城京畿范围内的埋藏。历年所见者不乏经典之作，并有数次是具有埋藏坑性质的较大规模出土，比较重要的发现有:
1958年，临漳县习文乡上柳村修建太平渠时出土5件石刻造像，其中编号1116的透雕白石一铺七身像通高73厘米，保存完好，是北齐中后期“龙树背龛”式造像的典型代表。1980年和1987年还在该村先后发现了两件大型造像的底座。
1958年，习文乡河图棉站附近修建太平渠时出土东魏北齐造像十余件，虽然大多残破，但部分造像的做工相当精致。
1979年，习文乡栗辛庄村东出土一佛二菩萨背屏式造像，白石质，通高93厘米，保存完整，亦为东魏北齐造像精品之一。
1985年，习文乡上柳村西南漳河堤出土北魏正光元年至武泰元年铜造像8件，主尊多为观世音菩萨。
1997年，邺城考古队在习文乡板屯村发掘出一处埋藏有大量佛像碎块的灰坑，出土残块100余件（块），均为白石质，形体较小，多为背屏式造像残块，有36件可辨识其形像或所在部位，另有82件碎块不辨其形。表面残见彩绘，部分有贴金痕。
1997年，成安县城关镇南街寺院遗址出土一批北魏至唐代造像，以东魏北齐背屏式白石造像为主，另有少量北魏的青石像及唐代红砂岩造像，总数量当在数百件以上，是邺城京畿地区佛教造像的一次重大发现。
2012年1月10日至25日，邺城考古队在邺城遗址东郊的北吴庄北地漳河河滩内，抢救性发掘出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该埋藏坑地处东魏北齐邺南城东城墙东约3公里处，属推测的邺南城外郭城区，后代改道的漳河流经这一区域，因而在其上形成4-5米厚的流沙层。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器物特征，该埋藏坑的时代不早于唐代。
埋藏坑内出土造像数量众多，经测量编号的共计2895件（块），另有3000左右造像碎片和少量砖、瓦、瓷片。造像堆放密集，其间未见有明显的分层和间隔，总体呈无序状态。质地以白石为主，少数为青石，个别为陶质及其它石质，表面多残存有彩绘和贴金痕。时代从北魏至唐代，以东魏北齐时期造像占绝对多数。经新近统计，造像底座约900件，题记造像300件左右，题材涉及释迦、弥勒（交足、倚坐）、阿弥陀（无量寿）、药师、定光、卢舍那、释迦多宝、思惟太子、观世音、双菩萨和双思惟像等。早期造像组合以佛三尊像常见，北齐以后出现较多的以佛或菩萨为主尊的五身像和七身像组合。
结合历年出土造像，邺城地区北朝时期背屏式造像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目前邺城地区出土较早的是北魏中后期造像，时代约当于公元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4年）前后，均为青石质，特征与之前的云冈石窟造像样式一致。北魏后期至东魏前期造像数量逐渐增多，质料以青石为主，东魏开始出现较多白石像。其时代约当公元6世纪初至6世纪中叶之前，即北魏孝明帝景明初年至东魏孝静帝元象、兴和年间，造像特征与6世纪初龙门石窟造像相近，反映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实行汉化政策后，摹仿南朝造像而出现的新样式。
北魏正（始）二年（505年）三瑶、法荣造像
东魏后期至北齐前期造像数量大增，以白石为主。时代相当于6世纪中叶，即东魏孝静帝武定初年至北齐文宣帝天保初年。造像样式主体延续前一阶段的风格，但在细部发生了变化。北齐中后期造像数量最多，绝大多数为白石。造像型式与前段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常以透雕双树为背屏，北齐新样式佛像为主尊，衬托以龙塔璎珞装饰。此类“龙树背龛式”造像在公元6世纪中期以后广泛流行，是邺城地区北齐中后期佛教造像的典型样式。
北齐佛七尊像
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地层关系明确，出土佛像数量众多，造型精美，题材丰富，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和唐代，各时期纪年明确，时代特征明显，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类型和题材提供了可靠的标本，充分显示了邺城作为中原北方地区北朝晚期佛教文化艺术中心的历史地位。
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是十六国北朝以来，北方地区继长安、洛阳之后的佛教中心和佛教思想汇聚地，是三百多年来北方佛学的缩影和总结。关于南北朝佛学的区别，汤用彤先生曾经提出“南方偏尚玄学义理，上承魏晋以来之系统。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邺城佛教虽终止于周武帝灭法、杨坚毁城，但其佛学精髓深深植根于隋唐以后的华严、法华、法相、净土、禅、律诸宗及三阶教中，形灭神在，传承有序。
（本文演讲资料及图片，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