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景观丨纺织的遐思
在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里，两个骗子准确地说不是裁缝，而是织工。他们索要生丝和金子，却把它们装进腰包，在空织布机上“织造”那神奇的布料。从“无”到“有”的织布是一个绵延的过程，老大臣和诚实的官员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分别奉命前去查看进度并进行了心理建设；直到游行大典的前一晚，织工们才从织布机上取下布料，“裁了一阵”“缝了一通”，做成了皇帝的新装。织造的工序在服装生产的链条上比剪裁、缝纫处于更上游的位置，它似乎更“深入”，更“彻底”，更煞有介事；因而唯有织工，以及深入服装肌理的织造过程，才能让皇帝的新装更令人信服。
事实上，在织布之前，还有一道更上游的工艺——纺线，它们被合称为“纺织”。在现代消费社会，与时尚光鲜的服装设计或成衣制作相比，纺织似乎显得有些默默无闻、黯淡无光，然而纺捻成纱、织纱成布，这丝缕不绝、经纬交织的细微世界里，别有一番深远壮阔的天地。
纺织原理
纺与织，是两种迥然有别的工艺。纺是将自然界形态各异的纤维整理、捻转、接续成线性形态，织则是通过经线、纬线的交错交织建构起细密的柔性曲面。远古时期，人们根据撮绳的经验，发明出绩和纺的技术。将麻纤维加工成可以用于织造的麻线，就叫“绩麻”，汉语词汇“分析”“成绩”的本义即源自绩麻的工艺。“分析”原指对纤维进行劈分和离散，经过锤击而松懈的纤维束成为更细的条状。在此基础上，将一段段细纤维的首尾相接，并合捻转、合股成纱，便是“绩接”，“成绩”的本义就是指绩麻有所成。
随着技术工具的发展，人们通过纺锤、纺车等加工处理棉、麻等天然纤维，产出细长有力的纱线，这便是“纺”。在纺的大范畴中，对于蚕丝这一动物纤维的处理方式略有不同：无需进行纤维块的松解，而是通过缫丝的技术进行天然纤维的抽绎。在将蚕丝从蚕茧中牵引出来之后，人们通过络丝消除生丝的粘连、断头和疵点，之后进行并丝加捻，形成经丝、纬丝，用于进一步的织造。
发展成熟的现代纺纱工艺包含了除杂、松解、开松、梳理、精梳、牵伸、加捻、卷绕等复杂的流程，但其实质仍是对自然界中不规则纤维状态的某种整理与重构：通过解除纤维间无序、横向的自然联系，剔除杂质，精细梳理出纤维单体的纯粹形态，然后重新建立纤维间牢固、有序的纵向关联。在此过程中，“加捻”是构建纤维间纵向联系的重要步骤，捻的微妙力学在绪端的毫末空间中大展手脚，捻幅、捻向、捻缩、捻回角、捻系数等的细微差异都会影响加捻的程度，进而左右纱线的强度、伸长、弹性、柔性、光泽和手感，最终将影响织物的质地。一般而言，捻度越高的纱线织出的布匹就越紧致，强度、牢度都更佳。
当“纺”整理出整齐划一、连绵不绝的线性原料，“织”便可施展身手了。“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淮南子·氾论训》），织的工艺最早受到了编织罗网、垫席、箩筐等的启发。纵向为经，横向为纬，纵横交错的简单结构成为日常生活中最为基础却又富有延展空间的组合单元，演绎出形态万千的格局与功用。
纱线自身属性的差异能影响织物质地，而经纬线的不同交织方式也能为成品带来观感与手感的显著差别。经纱、纬纱每隔一根就交织一次为平纹织法，交织点多，织物质地坚牢，较为平整、轻薄，透气性较好；经纬线至少隔两根才交织一次为斜纹，交织点较少，布料比较厚实，组织立体感较强；经纬线至少隔三根才交织一次则是缎纹，织物最为厚实且富有光泽；而提花则是指在织造时变化经纬组织，经纬线相互交错、沉浮，在织物表面形成微微隆起的花案。
纺织是关于纤维的微观技术，纺是绵延的抽绎，织是致密的交错，纺是解构与重构，织是线性形态向二维曲面的建构。然而在纺织品中，还有一类特殊的产品，它们并未经过纺捻与织造的过程，而是通过压制、粘合等工艺制成，与普通织物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肌理，被称为无纺织物，比如“无经无纬，文非织非衽”（《考工记》）的毡。毡的起源并不比纺织品晚，先民们早已将动物纤维压制成无规则、非均质的片状物用于御寒。随着人工材料及生产技术的演进，无纺布（又称不织布）成为了当代社会广泛应用的无纺织物。与常规织物相比，无纺布通过机械、热粘或化学等方式加固形成纤网状结构，生产流程更为简单、高效，还具有防潮、透气、柔韧、质轻等优点，充分契合了理性主义社会对于效率与性价比的追求。
物、时间与精力的线性绵延
这幅宋人创作的《纺车图》描绘了乡村平民利用纺车纺线的场景。画作的主体空间大面积留白，只有两根长长纤细的纱线横亘、绵延。在传统社会纺织的日常实践中，连续性的纱线与布匹是劳动生产的产品与再生产的物质资料，它们的连绵不断、“不绝如缕”，就代表着生产的有效性与产品的丰盈。《纺车图》的构图特征在客观效果上传递出某种对于纱线的崇拜意味，这本质上是纺织实践对于连续性与线性绵延的崇拜，是传统手工业生产与小农经济对于持续有效性的希冀。
线性绵延的不仅仅是产品的物理形态与产出状态，更是生产的过程与时间的投入。“三日不住织，一疋纔可剪”（文同《织妇怨》），纺织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实践，不论纺纱还是织布，都需要劳动身体与劳动机械的高度配合与持久黏着。“昼出耘田夜绩麻”（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户外耕作尚要遵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昼夜节律，纺织生产却能在室内的人工照明环境下持续进行，因此常常成为深入夜间、甚至通宵达旦的工作：“一点光分草际萤，缲车未了纬车鸣。催科知要先期办，风露饥肠织到明”（洪咨夔《促织》）。在小农社会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分工格局下，女性甚至要昼夜相继地辛勤工作：“馌彼南亩随夫郎，夜间织麻不上床”（王冕《江南妇》）。如果说耕作蕴涵了昼夜轮回、四季交替的循环时间，那么纺织则关联着无尽绵延的线性时间：在原料充足的前提下，劳动的身体总希望尽可能持续性地有效投入，高效地生产出源源不断的产品。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生产时间的投入也是生产主体精力的耗散，纺织对于线性绵延的崇拜与执著追求意味着生产实践的艰辛。在男耕女织的传统沿袭下，纺织似乎总是关乎辛劳的叙事、性别的叙事。“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白居易《缭绫》），类似这样描写纺织女工艰辛不易的诗词不一而足。在宋代文人文同的叙事诗《织妇怨》中，持续工作的纺织女手指僵硬，足跟生茧，当她拿着辛苦织出的织品去府库缴纳租赋时，却被无理拒绝，织妇只得典衣买丝，重新织造——“不敢辄下机，连宵停火烛”。这种时间与精力线性绵延的消耗，与纺线的物理形态特征如此相似，在贾平凹的笔下，纺织似乎就是对劳动主体的某种“抽绎”，纺织的叙事饱含辛酸：“一看见她那凸起的颧骨，就觉得那线是从她身上抽出来的，才抽得她这般的瘦”（贾平凹《纺车声声》）。
在纺织的实践中，如果说对于线性绵延是某种执著与崇拜，那么意外或人为的中断就像是一种富有情感意义的“诅咒”。“织处畏风日，剪时谨刀尺”（文同《织妇怨》），在织布机上剪取织好的布匹，下刀时往往会慎之又慎；因而孟母断机，就是以一种对于线性绵延生产过程及产品的“自残自戕”来表达愤怒。在贾平凹的叙事中，孩子说想要放弃念书回来挣工分，母亲听罢“吃了一惊，纺车弦一紧，正抽出的棉线‘嘣’的一声断了”（贾平凹《纺车声声》），线性绵延过程的中断也正指涉着情感的波澜。
在关乎纺织的想象叙事以及神话传说中，或是纺织生产中劳心劳力的主体得以转化，或是纺织的功用性目的得以悬置，因而对于线性绵延的执著与崇拜更趋极致。在诗人笔下，蜘蛛在檐前袅袅的游丝上“巧来往”，这种不费人力却能连续不断的“纺织生产”令人艳羡：“羡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织罗网”（元稹《织妇词》）。在“神牛喂麻抽长丝”的民间传说中，妈祖将苎麻喂给牛栏里的老黄牛，嘴里念念有词，摸摸牛头，拍拍牛背，按按牛肚，就从牛的肛门中引出了麻线，犹如春蚕吐丝，接连不断，这也是对不费人工的线性绵延的想象。
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纺织不再是衣食日用的生产实践，纺织女阿剌克涅与密涅瓦女神展开了一场织造的竞技，却最终惹怒了她。密涅瓦将地府的毒草汁液洒在阿剌克涅身上，“她从此永远纺着线，她变成了蜘蛛，还像往日一样地织呀织呀”，永远经受着线性绵延的诅咒与惩罚。而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在家中守候丈夫归来的佩涅洛佩以为公公织寿衣为借口拖延求婚者，“她白天动手织那匹宽面的布料，/夜晚火炬燃起时，又把织成的布拆毁。/她这样欺诈三年，瞒过了阿开奥斯人”。织布与拆毁，这种循环往复的荒诞不是西西弗斯般的受罚与困厄，而是能动性的计谋，是线性绵延的时间性策略。
织物：修辞与意蕴
经纬交织、细肌密理的纺织品既是一种日用物，又是一种意象、一种修辞。在织物的结构中，纵横交错的基本单元被高密度地大量重复，构成既具遮蔽性又富通透性的柔性界面。织物的类二维空间并不是被碾压、剖分或是模塑而成，而是由类一维的线性单元所建构。织物曲面的质感既寻常又特别，它细密到“浑然一体”，却又能被仔细辨识出经纬线秩序井然的交织结构。这些特征，都赋予了织物以修辞和阐释的空间。
在文艺理论中，作为修辞的织物在古今中外都不鲜见。“物相杂，故曰文”，文的本义就包含了纹理错杂的意味。对于写文章来说，其实质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经营这种错杂的关系，将充满多样性的文辞组织成具有条理性的文章。以织物作比，无论在词源意义上还是属性特征上都高度契合：“文须五色错综，乃成华采；须经纬就绪，乃成条理”，好的文章“如文锦千尺，丝理秩然”（王世贞《艺苑卮言》），纵然辞采斑斓，却也要在错杂性中建立秩序。
作文的纺织术所要运筹的还不仅于此。作为织物的文章既是文辞本身的有序组织，又是文与质、辞与理、形式与内容等的复杂交织。司马相如在论作赋时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西京杂记》），刘勰认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无论是文与质还是辞与理，无论是经与纬还是宫与商，这些文论中的修辞术都是要强调构建和谐统一关系的重要性——正如织物的肌理与形态。
在西方，理论家罗兰·巴特认为织物是文本的理想样态，作为修辞的织物拥有了更为丰富的意蕴。织物及其织造过程对于巴特的吸引与启发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互文性：巴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巨大意义网络上的一个纽结，就像长筒袜的网状节点，每一次写作都与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发生着关联，“任何一种写作都不是原作：文本是引文的编织品，引文来自文化的无数个中心”。在《S/Z》中，他指出，语言文字的符码“引用已写过之物，也就是说，引用文化这部书，生活这部书……每个符码都是一种力量，可控制文（其中文是网络），都是一种声音，织入文之内”。织物细密的网状结构、多元节点与关联关系形象地传达出巴特所要诠释的互文性内涵，“引文”就像经纬线，交织出历史、背景、语境的丰富联结。
在《文之悦》中，织物又有了新的启发意义：
文（Texte）的意思是织物（Tissu）；不过，迄今为止我们总是将此织物视作产品，视作已然织就的面纱，在其背后，忽隐忽露地闪现着意义（真理）。如今我们以这织物来强调生成的观念，也就是说，在不停地编织中，文被制就，被加工出来；主体隐没于这织物——这纹理内，自我消融了，一如蜘蛛叠化于蛛网这极富创造性的分泌物内。倘若我们喜好新词的话，则可将文论（la théorie du texte）正名为hyphology（织物论）。
织物不仅仅是静态的产品，而更指涉了动态的织造过程；在这一生成性的过程中，主体中心主义被解构了，本质主义的“作品”转化为生产性的“文本”，文本之中也不再隐藏着意义或是真理的稳固内核。
如果说在巴特的眼中，织物充满了关联性、生产性、生成性的力量，那么哲学家德勒兹则显得更为激进。在他对“纹理化空间”与“平滑空间”的比较论述中，织物与毛毡分别成为了两种差异化意蕴的代表。德勒兹认为，织物由垂直和水平的两种要素交织构成，二者有着不同的功能，一种固定，一种变动，纬线穿越于经线上下；而经线的框架限定了织物的宽度，编织法也限定了织物的顶部与底部，因此划定了织物的边界。他将这种均质、规则的空间称作“纹理化空间”。
毛毡则与此不同，它是一种“反—织物”，不包含线的分离和交织，只有通过鞣制（foulage）形成的纤维片的纠缠：“这样的错综复杂的聚合体绝不是同质性的；相反，它是平滑的，在每一点上都与织物的空间形成对照（从原则上说，它是无限的，开放的，或，在任何方向上都是无边界的；它无顶部，无底部，也无中心；它不对固定的和变动的要素进行指定，而是展布着一种连续的流变）”。（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在德勒兹眼中，经纬交织的织物仍具有理性主义的特征，而毛毡代表的无纺织物才真正实现了解构，以一种反—中心、反—同质性的姿态纵横驰骋，异质联结，生成出开放、变化的“平滑空间”。
古今中外，这些关乎织物的多样修辞与多元阐释，无疑展现了看似平常的纺织实践及其产品的丰富意涵空间与巨大内涵力量。
经天纬地的纺与织
衣食住行之间，往往是最切近日用之物拥有最悠长的发展史，也具有从细微之处影响时势的潜能。汉语中的众多词汇都包孕着滥觞于纺织实践的原义，比如经纶、机杼、组织机构、综合分析、经天纬地……它们成为历史文化变迁的见证与记录，也以其引申意义映照出纺织技艺的举足轻重、影响深广，比如经纶指筹划、治理国家大事，机杼指事物的关键或诗文的巧思。纺织绝不仅仅是衣食冷暖的小欢喜或小忧伤，而且是经天纬地的大历史与大技艺。
应该说，西方的工业革命就是被纺织所燃动。1733年，英国机械师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极大提高了织布效率，棉纱变得供不应求。当“织”的线性绵延被加速，“纺”自然也需要更高效的生产。18世纪60年代，纺织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实现了同时纺出多根棉线，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工业革命的进程也由此被触发。
然而，纺织工人们很快体验到了现代性的魔咒。当最初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机械工具成为异化劳动的推手，劳动生产的线性绵延仿佛是一个无底的黑洞，无尽地吸噬着劳动主体的生命和谐。曾经光辉灿烂的工业化时代为自己奏响了挽歌，劳动者们重新希冀一个反剥削、反压迫的新时代。在海涅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中，纺织再一次见证了时代的洪流，纺织的技艺与织物的肌理也再一次成为人类情感的抒发体与共鸣腔：“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我们织，我们织！……一重诅咒给那个上帝……一重诅咒给阔人们的国王……一重诅咒给虚假的祖国’”。
在中国，纺织也与时代的发展史深切交织。“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郑观应《盛世危言》），传统手工业受到的冲击，自然经济在近代的解体，以及民族工商业的起步与发展，都与纺织生产实践的变革息息相关。
延安革命时期，纺车被建构为“战斗的武器”，纺纱织布、自力更生，这样才能突破敌人对生产资料的封锁；同时，纺织还是妇女独立与知识分子磨砺改造的生产实践。在回忆的文字里，纺织的线性绵延既见证了宏大历史，也负载了个体记忆，甚至成为革命年代中柔软的丝缕：“在纺线的时候，眼看着匀净的毛线或者棉纱从拇指和食指中间的毛卷里或者棉条里抽出来，又细又长，连绵不断，简直会有一种艺术创作的快感，摇动的车轮，旋转的锭子，争着发出嗡嗡嘤嘤的声音，像演奏弦乐，像轻轻地唱歌”（吴伯箫《记一辆纺车》）。
经天纬地的纺与织不仅见证历史、参与历史，而且彰显着某种“技艺原型”的象征意义。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就以极其朴实的方式指出了纺织“只不过是两种普通技艺的具体再现，这就是结合与分离的技艺”，这种技艺的“原型”范式，就是“选择足够好的材料，用技艺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产品，使它们具有适宜的结构，便于发挥它们特定的功能”。纺织如此，作文如此，治国理政也是如此。
可以说，《政治家篇》中的纺与织有了真正经天纬地的意涵。在柏拉图看来，政治家有着编织国家之网的使命，他应该善于选才、用人，把那些勇敢品质占主导地位的人当作经线，将其他人当做细密柔软的纬线，“努力把这两种具有相反性格的人织在一起”。通过建立共同的信念，不同类型的民众结成和谐、紧密的共同体，各谋其位、各司其职：
在政治家的织造下，这些毛线都在起作用，既有温和型的，又有勇敢型的。这些毛线织成了一种统一的类型。国王的技艺依靠相互和谐与友谊的纽带把两种类型的生活织成一种真正的同胞关系，赢得了这种统一。这块织物成为一切织物中最美好，最优秀的。它把城邦里的所有居民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从对自然质料的梳理与重构，到一以贯之、持之以恒的线性绵延，再到经纬肌理间布局、经营的巧思：经天纬地的纺与织从来不仅仅是一项日常的生产实践，而且是一项构建辩证统一共同体的技艺，一种联结与权衡的策略，一种精妙深邃的治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