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大学生活费，有关青春的账本；改变命运的老师
【国内】每个时代的大学生自有每个时代的花销
“正值开学季，生活费成了不可回避的话题。”据“红星新闻”报道：“一个大一女生的求助帖走红网络，她希望母亲给自己每月4500元的生活费，但却遭到了母亲的拒绝。她觉得自己很委屈，认为一个月2000元的生活费根本不够花。”
“新华每日电讯”援引某记账app发布的《2019大学生消费报告》，“大学生月均生活费超过2000元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和杭州，成都大学生的平均生活费为1900元”并指出“很多媒体也就此作出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同学每月的生活费在2000元以内”。
微信公众号“时代数据”则引用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8年大学生消费洞察报告》，“2018年大学生每月从家里获取的生活费为1405.3元”，另引用挖财记账发布的《2019大学生消费报告》，“大学生中男生人均每月生活消费支出为1600元，远高于女生人均支出的1200元，相对来说女生比较勤俭节约；但在恋爱消费上，男生人均每月支出400元，低于女生人均支出的550元，女生比较大方”。认为“现在的大学生或多或少都存在‘长不大’的通病，他们觉得向父母索要生活费是‘天经地义’事情。即使他们大多已年满十八岁，但‘还是个学生’就成为了他们要钱的正当理由。”
也恰是在最近于上海新开张的高端超市Costco遭遇抢购风潮，疯抢导致周边交通瘫痪，开业一周因人流过大宣布暂停营业，同时还传出或于明年在上海再开第二店的消息。
此情此景下，给初入大学校园的青年人贴上“长不大”的标签，也许太漫不经心了。
《光明日报》微信号刊发评论，问道：“大一新生每月4500元生活费，多吗？”评论道：“不妨用新标准去看待现在的大学生。经济发展有多快，社会变迁就有多快，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相比90年代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升，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准也大大提高，在家庭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一个月4500元并不是不行，对一些家庭来说也不会构成太大的负担。”
文章同时提出问题：“与其关注大学生每月拿多少生活费，倒不如关注大学生到底用这些钱做了什么，是基本需要、合理扩展，还是奢侈、攀比消费。”认为“花2000块就是节约，花4000块就是奢侈，其实也不尽然”。
“红星新闻”在相关新闻报道之后走进成都的高校做了一个关于大学生消费的小调查，调查结果包括：“一个月有2000元的生活费，自己会拿出1000元用于购买游戏装备，‘100元抽一次游戏皮肤，连抽10次可以免费送1次，所以我一般会直接买10次’”；“一个月2000元的生活费绝大多数都会用来买衣服，‘有时候买衣服用光了钱，我就会去兼职做模特，赚一些零花钱’”；“购买汉服是他生活费支出的一大笔花销……汉服便宜的几百元，贵的上千元，‘有的社团成员有一衣柜的汉服，价值接近万元’”。
他们花掉的是钱，买到的却是一整个关于消费的时代。
相关的话题刺激着一个又一个代际的人回忆着他们的大学时代（与充满着消费的冲动的青春期）。
“澎湃新闻·问吧”在此话题下开出“圆桌”，向读者提问：“大学生每月花多少钱合理？你上大学时，家里每个月给多少钱？”
有读者自己也为人父母了，认为：“4500我认为是够多了。但孩子要估计也有道理，女孩子正餐吃饭不会花多少，但化妆品、零食、美发等等，包括作为一个男孩子的父亲有可能都不知道的项目，应该是主要花销。这里就存在一个是否必需，各种档次的问题了。我家男孩，武汉上学，一个月生活费给1800，应该是有剩余的，因为看到他自己买了鞋子、衣服。”
也有还没毕业就自居前辈来教育人的：“讲真，我男生在国外留学一个月三千也够了，平时还能下馆子。国内4500的是真的感觉自己上班了一个月能赚回来这么多么？”有网友回复他说：“3000是人民币还是美元？如果是人民币，换成美元也就不到500每月，真能过？在哪？”以及回复的回复：“津巴布韦。”
有很可能早就毕业的人的回答：“我一个月300不到。虽然清贫，但快乐。”
有说不清是省钱还是乱花钱的：“济南本地上学，一个月800花不完。周末还回家吃饭……吃的也挺不错的。买衣服不买牌子，买鞋200左右。打游戏氪金只氪月卡。偶尔还能吃外卖。”
有所谓“豁胖”的：“我觉得有一定的能力话，在读大学应该配辆车，油费2000，饭钱3000，交际5000。一万足够了。没什么能力的话，按条件给，800饿不死，1500算充裕了。”
也有越想越糟糕的：“一个普通小白领，若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一个月也就能挣个四五千吧……不够花自己想办法挣啊，都大学生了。这几年大学生脑子真的不好使，光会花，不给就去裸贷，可怕可怕。”
有一条长回答，满满都是回忆：“这得看家里是什么条件咯，我1995年读军校，军事院校是包吃包住包衣服（军服，也没机会穿便装）包所有的学习用品，也不用交学费，每个月还发85元津贴费，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依然以学习训练艰苦为由，要求家里给零花钱，当时我父亲很大度，认为我考上了军校，为他争了光，还为他减轻了负担（以后不用求人找工作），所以就答应每学期给5000元零花钱，而且为了防止钱寄到学员队队部，在部队造成不好的影响，每次都是开学时一次性给现金带到学校，呵呵，5个月，5000元零花钱，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新入职的普通职工月薪仅500元左右，饭店服务员等小工月薪也只有300元左右。”
【国际】法国《新观察家》征集“改变命运的老师”
1957年，阿尔贝·加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立刻写信将好消息告诉他在阿尔及尔的小学老师路易·杰尔曼先生：“除了母亲，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您。如果没有您向我这个穷孩子伸出热情的手，没有您的教导和您的榜样，如今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加缪在信中说“虽然已经长大成人，我一直都是对您心怀感恩的学生。”9月1日又是一个新学年的开始，国际教育资源的竞争日益白热化，公共教育体系与私有教育培训服务机构之间的互补与角力日趋复杂，学生们走入校园时的心情是否仍是充满期待和憧憬？上周法国《新观察家》杂志陆续刊登了20篇征集到的师生故事，涉及法国当今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也有经历感人的普通人，“澎湃思想周报”挑选了其中5位中国读者相对熟悉的人物，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希望他们和老师/学生之间的故事能给人带来心灵的慰藉和鼓舞。
塞德里克·维拉尼（Cédric Villani）是法国当今最负盛名的数学家，2010年的菲尔兹奖得主，他还积极从政，深得总统马克龙器重，是马克龙首次访华团队中的重要成员。维拉尼认为自己之所以很早就认识到“想象力在数学中的重要性”，必须感谢他在土伦迪蒙·迪维尔高中的数学老师：“丹尼斯先生总是身穿一件白色罩衫，头发乱蓬蓬的。他像个疯疯癫癫的大孩子，但又非常睿智，很容易兴奋，一看就知道很热爱教书。他常给我们几个积极的学生留点自己精心炮制的怪题难题，有时需要苦思冥想好几天，经过极繁复的推导才能解决。……我经他的启发才发现，在数学中不仅是有可能、而且是要追求跳出既定框架之外去构建推理，要为同一个问题找到多种解法。大家总以为老师出了一道题，只要算出答案就算赢了。其实解决的办法有很多种，把它们都找出来才是关键所在，这场游戏是永无止境的：想象力对数学家而言是首要的素养，甚至比另外两个必不可少的特质，也就是顽强的意志和严谨的态度还要重要。数学上的想象力是什么？有句老话说得好：优秀的数学家解决问题，伟大的数学家发现问题！就是这个道理。旅行（论证）的过程有时候比抵达终点（结论）更重要。换句话说，攀上巅峰固然好，但更重要的是走一条从未有登山者走过的路攀登上去，很多时候不是这条路太陡峭，而是因为从未有人想到过走这条路。”
尼古拉·马蒂厄（Nicolas Mathieu）是2018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得主，他的获奖作品《他们的孩子们追随他们》（Leurs enfants après eux）写出了工人家庭的子女在经济衰退与全球化变革时代所感受到的幻灭、愤怒与绝望，评委们“强烈推荐马克龙好好读一读这本书”。马蒂厄高中时留长发、奇装异服，甚至还抽大麻，是个“以痴迷波德莱尔，旷掉所有体育课来标榜自己文艺气质的阴郁少年，只有在法语老师马汀小姐的课上不会昏昏欲睡。”他能轻松写出长达五页的精彩作文，却并没有因此受到女孩的追捧。马汀小姐将他的苦恼看在眼里，常在课后找他谈心，读他写的小说和诗歌：“她甚至在我生日时送给我一张贺卡，上面印着萨特，叼着烟斗穿着羊皮黑夹克，那是我无限崇拜的作家，因为没有比《恶心》更黑暗的了。但是她不建议我读太多这类书，‘你这样的状态尤其不要读塞利纳的《长夜行》。’我第二天就去买了一本，打工时读、午休时也读，《鳏夫》、《无可慰藉》也是这样。不过她推荐给我波伏娃的《一个乖女孩的回忆录》，我倒真是特别喜欢，甚至开始幻想自己不费吹灰之力考进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虽然在大家眼里我整日精神恍惚，数学英语也不及格。……23年后，我在南锡的一次书展上终于又见到了马汀小姐。那次真令人难忘，她叫我再写一写那些在校舍里一起嗑大麻的伙计们后来都怎么样了。她邀我去看看她2018年的高一新生，于是我刚领完龚古尔奖就去了那儿。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些和我当年一样的毛孩子，真是令人心碎的一刻。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从这学期起，毕业考里再也没有文学组，也不会再有穿羊角扣粗呢大衣的长头发呆瓜小崽子了，一切都将按改革过的新课标重新分配，依照一套我看不懂的游戏规则。无论如何，这位女士对我至关重要，是她带我领略了法国文学史上丰富多产的年代，在我需要时她总会抓紧我的手，倾听我的心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她拯救了我。”
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秉承作家不该比其作品更有名望的理念，是法国当代文坛最低调的作家之一。对他曾经的学生，如今72岁的阿兰·布朗杰（Alain Boulanger）来说，“他只是我们的历史地理老师路易·普瓦里耶。”格拉克在巴黎的克洛德-贝尔纳中学任教时，他的作品已经被列入拉加德和米查德编订的《法国文学史》了。“不过那时在学校里没什么人读过他的书，他也不会鼓励我们去读。某一天有个学生来找他签名，被他拒绝了。他就只是路易·普瓦里耶而已，非常低调，不希望有任何东西掺杂进来。我直到很久以后，差不多40多岁时才读了他的书。对我产生影响的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作为一个普通教师的他。我崇拜他一丝不苟的处世态度。他像时钟一般严格自律，每次上课都是一个样子，走进教室坐下来，解下手表放在桌上，叫两个学生到黑板前检查背诵上节课留下的功课。课程内容设计得结构严整，而他也严格按照大纲有条不紊的执行，总是准时全部上完。他从不会为了吸引学生注意，去讲不着边际的故事，总是保持客观，自然谦和，像个有条有理的小个子老好人，但能感觉到他背后有些不一样的东西。后来我学了历史专业，自己也想去做历史地理老师，很大原因就是以他为榜样。可惜我没能成功，因为我没有他的冷静沉着。他教会了我历史，却没教过我怎样教书育人。我通过了公务员考试，成了一名教学机构的行政人员。这时老师的影响就发挥了关键作用，我成为和他一样有条不紊的职员，严格遵守规则，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分内事。也许有人会认为他这样像个两面派，可我觉得这位从不出格的教师和拒绝领取龚古尔奖的作家完全吻合，同属于一个整体。这是个属于过去时代的人，非常谦逊有礼。他觉得接触媒体会使自己腐化，视名望如粪土。多年后我读他的书，宛如听到了他当年的声音。我去拜访过他很多次，总是出其不意地去。最后一次是2007年，就在他去世几周前，他很高兴地接待了我和夫人，只是为自己穿着睡衣略感窘迫。他喜欢说起自己每天花很多时间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然后带着歉意说：‘你们能想象吗，他们把我放到教师资格会考的考纲里了……’”
著名足球运动员利利安·图拉姆（Lilian Thuram），在1998年世界杯法国队夺冠时担任后卫，被媒体誉为“冠军基石”，他退役后出版了两部传记作品。1980年代末，16岁的图拉姆已经是枫丹白露俱乐部重点培养的足球奇才，他的妈妈担心练球会害他通不过会考，于是会长找来一位名叫让-保尔·欧拉尼耶（Jean-Paul Ollagnier）的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老师为他补课，未来的球星走进了这位老师位于巴黎市郊的小亭子间，如今已72岁的欧拉尼耶老师至今仍记得那个夜晚：“我很快就发现他非常聪明，神情专注。他很清楚自己来自怎样的阶层，有着脱离它的强烈愿望。对他来说生活非常艰难，但我看得出即使不是通过足球，他还是会获得成功。”图拉姆从小被已经有5个孩子的父亲抛弃，由做清洁工的母亲独自抚养长大，那时他对社会结构中阶层与种族差异所带来的紧张压力只有很模糊的认识，但他的内心已怒意翻腾。然而这位老师并不是通过法语课来改变他的命运，“读小说对我来说就像服苦役，老师就常和我聊天，告诉我许多过去从没有人和我提过的事。他知道我来自瓜德鲁普，就问我知不知道非洲裔美国人的音乐。”欧拉尼耶给他听了爵士乐，这种老掉牙的东西本该对80年代的年轻人毫无吸引力可言，图拉姆却通过了解黑人的悲惨历史，听出了Bird和声中的深邃与Miles的愤怒与骄傲：“一个来自富有白人家庭的孩子，也许比我更懂爵士乐，但对他来说这只是一种学识。一个人可能很有文化却不能理解一些事物。而我却能听到它从内心深处对我说话。”老师的办公室里贴了一张海报，是苏丁的《被解剖的牛》（1925），一块正在滴血的牛肉。学生注意到之后问道：“一块肉也能算是艺术吗？”老师的回答图拉姆一直铭记于心：“他给我解释了这幅画所隐含的寓意：它的创作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传达了一种非常暴力的内涵。最重要的是，我立即明白了一个艺术作品不仅是我们表面上听到或看到的东西，它都有一个背景，一段历史。”听到昔日的球星学生谈起自己在他精神觉醒中所扮演的角色，年迈的老师表示很惊讶，他当年并非有意为之。
凭借《永别了，王后》荣获费米娜文学奖的作家、编剧尚塔尔·托马（Chantal Thomas）曾在罗兰·巴特“指导”下，写下了她有关萨德的论文，这位大师所做的只是给她寄明信片。当时《文本的欢愉》刚出版不久，她抱着对作者的崇拜之情选修了他的研修班课程。“我从没有读过这样的书，简要而又决绝，一针见血，他从繁重的文牍中解放出来，抛弃方法论的束缚，和文学上的自我惩罚解绑，并鼓励大家也这样做：‘什么是意指过程（signifiance），就是通过肉体感官来生成意义。’那时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的概念。”巴特上课非常特别，他一进来就在桌上摆满自己做的卡片（就像是在发牌），上面是他记下的各种摘录段落、思路线索与一些词语。“这套卡片和他的片段式写作有关，给所有质疑、研究中的不确定性、甚至给沉默留下了空间。话语中的要素和来自书本的典故，都离不开他声音的魅力和在教室中流转的气场。这些话时而被一些主题展示打断，比如人声或舞蹈，时而停下来做一番演讲，讨论愉悦的知识存在并永续的条件。”在托马写作有关萨德的《朱丽叶，或邪恶的喜乐》的论文期间，巴特可谓是一位“完美导师”，完全淡定佛系，因为“他从不和我讨论课题，只满足于每次收到我新的章节，就寄给我一张漂亮的明信片。我感到我们之间不像是师生，更像是有默契的笔友关系。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个课题他并不感兴趣，只与我自己有关，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而这将我完全解放了出来。……直到今天，我身在尼斯，停下笔来抬头看着头顶的棕榈树，这些‘文字之树’在他看来都是‘发散而清晰地写作’的象征，融合了力度与精巧。罗兰·巴特永远是我在意指过程上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