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大赛获奖者谈｜顾斌：肉体病痛下，如何看待人生？
编者按：2019年7月19日，首届“澎湃·镜相”写作大赛颁奖典礼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于2019年1月23日启动，由澎湃新闻主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今日头条联合主办，旨在挖掘极具价值的时代标本，培育优秀写作者，并长期孵化纪实类佳作。学术评审、业界评审两轮匿名制交叉打分，最终决选出“镜相”特等奖1名，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4名，优胜奖、提名奖若干。
“镜相”栏目将陆续刊出对大赛前十名获奖者的访谈，挖掘他们创作背后的故事，探讨对非虚构写作的理解和展望。今天的访谈来自三等奖得主顾斌，他的获奖作品是：《相隔二十二年，我用两个陌生人的眼睛感受这世界》。
采访并文 | 薛雍乐
进入手术室时，顾斌已经想好了要写一篇关于角膜移植的文章。他那打了麻醉的眼球不会感知到疼痛，但他的双耳还在专心捕捉着周围的对话，甚至一出手术室，他便睁着这次没做手术的右眼，赶快用手机记下最鲜活的印象。
在《相隔二十二年，我用两个陌生人的眼睛感受这世界》一文中，顾斌记叙了自己在22年中双眼先后因“圆锥角膜”接受角膜移植的过程。来自死刑犯的右眼角膜和来自志愿者的左眼角膜在磨合成为“新朋友”的过程中，见证了中国器官移植法律的变迁，以及疾病在作者工作及家庭中留下的印记。这篇获得首届澎湃新闻“镜相”写作大赛三等奖的作品，被终审评委称为“一篇珍贵的生命体验之作”。
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顾斌表示，国内的角膜捐献仍存在巨大缺口，希望文章能启发一些读者的思考和行动。在病痛的背后，是关乎人生的问题：如何看待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在这一生，是尽量去索取，还是尽量去奉献，或者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做手术恰逢写作大赛
澎湃新闻：请简单介绍一下你的专业背景和写作经历。
顾斌：我2003年本科毕业，专业是汉语言文学，2010年我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了传播学的在职研究生。本科毕业后的8年，我都在报纸、杂志、互联网从事媒体采编和管理工作，后来也从事过品牌市场和企业文化方面的工作。现在我是离职状态，在给一个宠物电商的公众号撰稿，想多做些公益内容，比如救助流浪猫狗等。
采编之外的写作，我高中时会写日记，工作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在MSN上写博客。后来做品牌市场，也不能和写作完全割裂开来。2012年的时候我们在微博上做病毒营销，其实就是写段子，把品牌夹在有趣的段子里。后来做企业文化，除了写开会领导宣讲内容以外，也会去采访写一些优秀团队和员工的报道。
从开始工作到现在，其实我的写作是持续的，只是每个阶段写的类型、风格和要求都不一样。
澎湃新闻：为什么你会想写这个故事？
顾斌：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正好在今年2月获得了角膜移植手术的机会，机会难得，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更多人关注和思考角膜捐献和移植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个受益者，我希望能有更多人受益，包括我自己未来也会去捐献遗体，不过不知道我的角膜还能不能再移植，即便不能移植也可以供人研究，给医生练手。
二是我在工作方面正好遭遇到了危机，其实这个危机并不是失业本身，而是有点审美疲劳，失去了对原来这份工作的热情，在考虑是不是要做点其他尝试，当然失业也正好让我能静下心来写作。
三是正好看到澎湃镜相的这次写作大赛，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展示平台，我以前也在《东方早报》工作过，有一些个人感情因素。另一方面，我也想测试一下自己驾驭故事的能力，得到客观专业的评价。
澎湃新闻：你之前有没有就这个主题写过文章，或者有没有写过篇幅差不多的非虚构作品？
顾斌：关于角膜移植，我在高中时记过日记，刚开始工作时在博客上写过高中做手术的经历，但都比较简单。我在《东方早报》工作时，编辑知道了我右眼做过角膜移植，就在“健康周刊”上用问答形式发了一篇采访稿。我父亲保存了所有发过我文章的《东方早报》，所以家里有好大一包，所以我还能把文章找出来。
其他题材的话，这个篇幅的文章我从没写过。只有硕士学位论文有3万多字，本科学位论文是1万多字，也可以算是非虚构，但更多是分析，差别比较大。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
澎湃新闻：你提到这篇文章写了一个月，能否讲述一下你的写作过程？除了自己的记忆外，有没有搜集其他资料或做其他调查？
顾斌：我在确认手术时间之前就有了写这个故事的想法，所以在这过程中，我把一些观察和思考及时记在了手机里。我是2月22日上午做的手术，刚做完时麻醉效力还没过，不觉得疼，出了手术室还拿着手机在写，所以很多记忆都是非常新鲜的。
我保存的素材比较多，在确定整体框架后，筛选素材花了较多时间。因为大赛规则说不要过多煽情，所以我写的时候还是挺克制的，除了我爸给我发微信的那段，我一个字都没改，说实话每次我自己看到都会有所触动。至于背景资料，我主要的目的不是做科普，但因为想让大家关注角膜捐献，所以还是得说明一些相关的专业信息。
写完后又反复改了几稿，一直到4月交稿。
如何对待疾病关乎人生
澎湃新闻：书写个人经历，在真情实感的另一面，则有报流水账、过于寻常的风险。你当时是否有同样的担心？写病痛的意义在哪里？
顾斌：写个人经历一定存在这样的风险，哪怕你是个名人，可能日常生活鸡毛蒜皮的事情也未必能让读者领情。因此我在决定写这个故事时，先问自己故事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就是大赛评价标准中“主题”的价值。
生老病死没有人能避免，这类文章很多，我这篇稍稍有点不同的是关注到了器官捐献的问题。生个病可以抱怨人生不顺，但当别人的帮助能够把你的病治好时，你会做什么呢？不是说治好了我就觉得挺幸运，而是更深层地思考一下，是不是回头也可以去帮助别人呢？
我后来想清楚了这件事，从2015年开始，国内所有器官捐献都必须是自愿的，捐献的人比以前多得多，但总数还是很少，因为很多人还没有转变观念。跟我一样角膜有问题的患者国内大概有400万人，其中通过角膜移植可以治愈的大概有200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这一辈子都等不到移植供体。
这其实是一个三观问题：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你的这一生，是尽量去索取，还是尽量去奉献，或者在两者之间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抽象来看，我不只是探讨肉体的病痛，还有观念上的问题。我没有那么大野心要改变所有人的想法、让大家都乐于奉献，只是希望能通过一种比较和缓的方式去打动别人，用故事引起共鸣，让他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也许有人就会愿意死后捐献遗体。如果有人能够改变一些想法，对我来说就是很好的激励。
顾斌：这是受到了一位住院女医生的启发。在2月23日我出院当天上午，这位女医生给整个5病区的术后患者做检查。一间检查室挤了十来个男女老少的病人，有个小女孩也是前一天刚做了手术，检查时非常难受，就抱怨说再也不想看病了。那位女医生用幼儿园老师的语气哄她说，刚移植的角膜跟眼睛就像是新朋友，新朋友之间需要时间互相熟悉一下。我觉得这个医生讲得真好，当时就把这件事记了下来。也许这就是所谓医生的职责，“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后来因为需要描述出院后徐建江教授复查的场景，我就舍去了出院当天的复查，以免重复。而且，我在正文里几乎没有鼓励大家去捐献器官，因为我不太想很直白地去讲，觉得潜移默化会更好，但在附录里让两个被捐献的角膜去对话，可能会以一种相对活泼的形式，让大家去关注角膜捐献。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了解到两边眼角膜的来源？对于他们的身份，你有没有过想象？
顾斌：1997年手术的角膜供体来源是长征医院的医生跟我们说的，当时使用死囚的器官比较普遍，他们只说是连云港的一个死刑犯，没有更具体的信息了。如果要我想象的话，可能是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视力比较好，应该不戴眼镜。
2019年这次手术的角膜我是不知道来源的，男女老少都无从想象。由于器官捐献实行“双盲法则”，受体和供体家属之间互相不知道对方身份。媒体上报道过的姚贝娜捐献角膜的案例是为了动员更多人向她学习，所以才使受体和供体家属之间获得了联系。现在随着自愿捐献者的增加，你其实很难想象捐献者的身份。
澎湃新闻：写作过程中有没有特别有趣的细节？
顾斌：文中关于局部麻醉剂的历史，来自中信出版社的《可卡因传奇》，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去找这个资料，但就是在手术后的两周里，眼睛睁不太开，听书的时候听到了相关内容，说是局部麻醉剂被首先用在眼部手术上，我觉得很巧，就写进去了。虽然文章不是为了做科普，但我希望能让大家了解一些专业信息，使文章更丰富一点，避免一直在自说自话。
还有一个巧合是，我在2月20日接到手术通知，那天我在家里整理图书，开着电视，正好有个台在播《人间世》关于器官移植的一集。有一段是有个年轻人要死了，医生问他父母愿不愿意捐献器官，父母一直在犹豫，因为需要签名放弃抢救，等于在脑死亡后、心脏还没停跳的时候，器官还在正常供血运作，就要接受解剖。我觉得这对亲人来说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不过，写到故事里可能会让人觉得太过凑巧了，所以就放弃了这个情节。
2月22日我手术那天也是《战斗天使：阿丽塔》在国内上映的日子，我后来才知道，这部电影也涉及了未来世界人脑和躯体的关系，那个世界除了大脑是原装的，其他所有器官和肢体都可以是人造的，如果真有那一天，也许供体不足和患者太多的矛盾就可以缓解了，但是一定会出现新的矛盾。所以我觉得也蛮有意思。
澎湃新闻：写作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顾斌：《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里有一篇《为讲故事而做的采访》，讲到非虚构写作需要跟生活相连接，这对我这篇作品来说并不难，因为是我自身的经历，不需要去采访别人、挖掘他们内心的想法。我也不用面对一些尴尬场面，比如问受访者一些很细节的问题，比如当时穿什么衣服之类的。所有内容都是我自己的观察，我就是那只“墙壁上的苍蝇”。
但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要写自己亲友，但会涉及负面的东西，要怎么办？我很难非常客观地写亲人与我互动中负面的内容，也不能为了写一篇文章，把我父母、老婆都得罪了，所以这比较困难。
职业和非虚构写作没有很大关系
澎湃新闻：你此前接触过哪些非虚构/纪实作品？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作品和作者？特别是有没有作品影响了你写的这篇文章？
顾斌：我很喜欢的非虚构作品有：《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艰难一日：海豹六队击毙本.拉登行动亲历》、《黑旗：ISIS的崛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和爱情》、《本能寺之变:光秀·信长·秀吉·家康，1582年的真相》，等等。
对这篇文章起到影响的话，我在高中时读了周国平的《妞妞》，当时很多人骂周国平，说他拿出女儿悲惨的故事，是不是为了赢得别人的同情？但他在前言里说：“其实《妞妞》从来就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我的意思是说，它真正讲述的不是一个小家庭的隐私，而是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愿意把这么隐私的事情写出来，其实就是这本书给了我勇气和决心。
写作技术层面，《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让我受益匪浅。还有《与FT共进午餐》，记者和各种名人吃饭聊天，里面描写的场景很丰富，除了采访外，还有蒙太奇效果，加入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打开视野，让人觉得原来可以用很多其他方式去写作，更活泼一点，不像我们以前做新闻时比较刻板的倒金字塔结构。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待当前的非虚构热？作为记者出身的写作者，你如何看待非虚构和新闻写作之间的关系？
顾斌：其实我以前做记者时还不太听到“非虚构”这个词，可能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记者阿里克谢耶维奇，让非虚构写作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名词，这体现了诺贝尔文学奖追求多元化的姿态，对有志于非虚构写作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激励。
我们现在广义的非虚构写作跟新闻写作有重合的部分，都必须基于事实。不同之处是，新闻追求更强的时效性，非虚构写作则不一定，有时效性强的，像大赛中的《响水河边七病区》，但也有不追求时效的，比如历史类写作，但它们都能反映一些意义，启发人们思考。
另外，非虚构写作也需要用完整的富有文学色彩的故事来呈现内容。新闻写作则不一定，像特稿可以被认为是非虚构，但消息稿就不需要文学性。
澎湃新闻：在媒体和文学界关注探索非虚构体裁的同时，你认为“野生”作者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顾斌：这其实跟我们以前做记者时候遇到的问题一样，新闻专业的同事可能有丰富的采写编评技能，但是不一定熟悉某个具体的行业。当时我们有同事既不是新闻专业的也不是中文专业的，而是汽车制造专业的，你很难说他不适合做汽车行业的记者。
我觉得，所谓“野生”作者可能没受过专业训练，在采访写作的技能和经验方面需要提高，但“野生”也有“野生”的“通路”，他可能对社会的某些角落更加熟悉，认识更深刻，这也许是“家养”的作者不一定具备的，或者说“家养”的作者也是需要通过努力才能获得“通路”。
其实很多非虚构作者的职业跟写作并没有什么关系。比如《只有医生知道》的作者、北京协和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张羽，《最好的告别》的作者、哈佛医学院教授阿图·葛文德。
澎湃新闻：你将来会不会继续写非虚构，有没有特别想探究的话题？
顾斌：从2009年读了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后，我就一直想，在动物保护这件事上能够做什么？可能我比较擅长的就是写作，所以我一直在收集关于动物保护的理论图书，还有一些影视资料。我自己会在公众号上写一些科普，但本身关注的人比较少，反对的人也很多，所以现在可能就是跟公益组织合作。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你怎么看待动物，跟你怎么看待他人也有关。在非虚构之外，其实我也在慢慢积累素材，想写一篇和动物保护、器官移植有关的科幻小说。
除了动物保护，我也对运动健身、素食、瑜伽、转基因等有关的话题都比较感兴趣。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