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路径、制度与思考
8月25-2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共同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路径、制度与思考”在上海社科院小礼堂举办。开幕式上，上海社科院院长张道根表示，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非常快速而深刻的变化时期，所面临的挑战、风险、考验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处境也不例外。如何从历史的、全球的视角深入展开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从中汲取智慧，给予当下的时代问题以关怀和启发，正是此次研讨会的初衷所在。
这次会议主办方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国内各大高校、研究机构及香港、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会议。在一天半的会议期间组织了16位学者的主旨报告、4场平行论坛，可谓是一场群贤毕至的思想盛宴。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近现代中国经济的诸多面向和细节。即使是与会学者，要消化如此丰富的内容，想必也要在会后颇花费些时间。笔者就旁听的几场主旨报告，择选部分题目进行整理，以飨读者。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史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满红教授的报告以《“大分流”的另一篇章：晚清汇率贬值与贸易收支关系》为题讨论了1874-1911中国银价下跌、汇率贬值与国际贸易收支的关系问题。林教授与经济学者合作对这一时段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进行了重新的计算，并由此重估了银价下跌、汇率贬值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过去在经济史学界，全汉昇、王业键等前辈学者谈到银价下跌、汇率贬值，主要谈的是其不利影响的一方面，这当然也是事实，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了近代“殖民侵略”史观的影响。林教授将这一时段分为两个时期观察，发现从1874-1887年，贸易收支是顺差的， 1888到1911则是贸易收支逆差。对此林教授进一步解释说，1874到1887年期间，虽然出口量增长率小于进口量增长率，但是以银计算的出口价增长率大于进口价增长率。原因在于贸易对手国的所得增加和物价低迷，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的百年，人们正在享受它的成果，所得增加，物价较低，所以这个世界经济结构因素部分抵掉了贬值可能会发生的不利影响。而到了1887-1911这一时期，国际方面进口价上涨得非常快，上涨不是因为汇率贬值造成的，而是西方的工业发展水平所处的阶段造成的。但对中国来说，出口尽管面临一些竞争，但尚且可以，然而国内因为《马关条约》之后的赔款等问题，财政负担赤字严重，清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如此一来，1874-1911年的汇率贬值可能发挥的好处都被大量的货币发行冲销了，也就使得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大分流”走入另外一个篇章。
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全球化与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历程与特征》，她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产业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二是冷战环境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三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教训，四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组织的发展和变化。王教授曾专门思考过“制度的包容与变迁”的议题，近来对这个议题也还在持续关注。她指出，二战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起了很多组织，这些组织在西方的经济恢复过程中形成并发挥作用。像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就有从自由竞争向政府干预的趋势出现。所以，经济问题不单单是经济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有很多非经济的手段，而对于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政府干预和国家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王教授指出，我们更应该来思考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下，如何做市场经济的问题。
从长时段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王国斌教授的题目也很宏观——《全球经济史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王教授首先考察了工业革命后，西方不同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并将其与20世纪东亚的工业化进行了比较。王教授认为，虽然成功的工业化进程各有不同，但也具有共性：首先，由私人部门构成的市场交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石；第二，19世纪开始工业化的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并且致力于提供有利于工业化的条件。也就是说，19世纪工业化的成功案例实质上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和自下而上的市场交换之间互补配合的结果。不同之处在于，东亚的工业化，以日本为例，关于1950年代以前的工业化代表性的研究都强调了国家政策与密集型产业在工业化中的作用，王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将这二者影响结合起来，承认它们在工业中的积极作用。但基于19世纪以来形成的自由贸易原则的信仰，美国并不认同国家政策在引导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这会影响市场机制的发挥。再回到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讨论中，王教授提出，如果以19世纪的欧洲来想象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就会意识到近代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困境——“很难想象欧洲将受制于一套共同的国家政策，而且这些政策还需要在不同的欧洲国家环境下有效地支持工业化发展”——“用这样一个思想实验表明，对于任何一个中国政府来说，设想出能够支持整个国家工业化的政策是多么的不寻常，即使在民国时期，政府的能力和清朝时期的政府相比，也没有被削弱”。而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大体上是满足了王教授前述的条件，即由上往下的国家政策和由下往上市场交换相配合。
至于如何总结和展望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全球性”依然是个关键词。王教授指出，在航海时代来临之后，欧洲人就开始下海，涉足世界其他角落，到19世纪就建立了近代的全球秩序，而到了21世纪，中国开始在一贯由西方人主导的全球秩序中崭露头角，并且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个变化对于西方人制造的既有秩序，对于中国自身来说都是一个变化和挑战，如何应对政治、经济、环境等相互关联的挑战，我们更需要前瞻性的思维和智慧。
香港大学陈志武教授从儒家与市场的竞争关系角度，以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分析了儒家文化与中西方金融大分流的历史渊源，并以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论证了儒家文化和制度对当代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
企业史、产业史研究的前沿问题
1910年在上海爆发的“橡皮股票风潮”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原本的上升势头被打断，大萧条延续了数年之久。对于这场风潮本身，在学界，甚至媒体上已有不少论述，但依然还有些问题尚未厘清——“这些橡胶公司是不是假企业？是不是空心企业？风潮以后它们就在上海销声匿迹了吗？”上海财经大学杜恂诚教授的报告《两头在外的近代外商在华橡胶园产业》运用《北华捷报》的资料，对学界很少关注的外商橡胶园产业做了研究。
所谓“两头在外”，就是橡胶园在马来亚、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公司在香港注册，并在上海上市融资，在胶园和上海分别委托专门的机构代为管理。在当时的股市名录里面，这样的企业数量颇多，但过去的研究几乎没有触及。杜教授考察危机之下的橡胶园产业，认为上海外商橡胶园产业是一个两头在外的产业，胶园都在马来亚等南洋一带，销售则在欧美及世界各国，上海只是其发行股票融资和设立管理机构的地方。由于橡胶公司多采取委托上海外商相对专业的机构代为管理的制度，所以这个产业有其特殊性——单个企业规模不大，但是整个产业的规模还是很大的，产业竞争激烈。为了防止过度竞争，在世界范围出现过几次协议限产的行动，结果还是有成效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发生价格波动和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1910年的橡皮风潮只是这个产业在南洋一带的发展初期，由于在上海的融资规模过大和时间上过于集中，对上海钱业系统造成了冲击，但橡胶园本身仍然发展，上海作为区域性融资中心的地位并无改变。
复旦大学戴鞍钢教授以近代上海为中心，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一支，棉纺织工业对周边的农村有什么触动？虽然工业在近代中国的经济总量中比重小，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国，但在所谓近代化的进程中，农村究竟有何变化，工业对其产生的影响，其范围有多大或程度有多深？这是一个很具有讨论空间的问题。
戴教授在报告中指出，以上海为中心的棉纺织工业对整个棉纺织工业技术的进步产生了集聚和扩散效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传统经济的变革。作为棉纺织工业的中心，近代上海的产业经济对周边地区有直接的触动，一个直接可见变化就是，棉花种植面明显、持续性的扩大。然而，谈工业必然涉及技术问题。具体到棉纺织业与周边传统经济的互动上，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传统农产品即如棉花，它并不适合工业生产，那么在产业经济影响、带动下的农村地区就面临农作物品种的改良，这就涉及到农史学者的研究。所以，深入讨论到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细微之处，所关涉的就超出了过去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学者研究触角不可避免地要更深、更广。
复旦大学朱荫贵教授关注的是近代中国企业的“负债经营”。企业负债经营，这个现象本身并不算特别，但朱教授指出，中国近代企业的负债经营有其特别之处。近代中国企业的负债经营不是在遭遇突发事件或者资金周转不开的时候向金融机构借贷以渡过难关的临时性措施，而是将外借资金充作流通资本，并将这种外借资本现象视为理所当然。于是，朱教授提出了几个问题：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负债经营对近代中国的企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效应？外借资本现象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首先，负债经营的原因是多种的。近代中国资本较为贫弱，买办有钱，官员也有钱，但在传统中国，资金主要流向土地、高利贷，还有其他一些相对熟悉的商业领域。机器工业初兴之时，很多人对这个东西是陌生的，投钱做企业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冒险。再者，“官利”分配制度移植到近代企业生产中也导致了负债经营。“官利”分配制度，只要今天收了股金，明天就开始计算股息，然后按年来付。哪怕工厂还没有建成，没有投入生产，股息依例照算。“本少固难周转，本多亦恐搁置”，搁置就是要付钱。
企业负债经营，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一方面，它对近代中国企业的诞生和发展有推动的作用，从近代中国企业诞生和发展的整个路径来看，如果没有负债经营，很多的企业根本没有办法设立，更谈不上后来的发展。但负效应也非常明显，其最大的弱点，就是企业的基础不稳，难以抵抗外债环境的大幅变化，存在巨大风险。朱教授举例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民间企业就是因资金链断裂相继被银行接管，这也是二十世纪后崛起的中国民间企业资本集团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朱教授说，这些企业集团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泥腿的巨人”，无法经历大风浪的冲击。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忠民研究员从产权制度特征、治理结构特征、剩余分配特征三个方面分析了特许制下早期企业的制度特征，认为中国近代早期企业的制度特征从总体上看，呈现出的是外来的近代企业制度在近代中国早期的历史条件下，本土化的适应性生成和演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