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明精舍：14世纪的浙东文人圈及其世界

东明精舍由浦江义门郑德璋创办于元初，后由郑文融扩建，主要用于教授本族子弟，柳贯、吴莱、宋濂等著名学者均曾在此执教，培养出大批优秀弟子，是浙东重要的书院，为元明时期的学术重镇。1335年正月十五日，在这个普通的日子，二十六岁的宋濂前往浦江东明精舍执教，使得东明精舍迎来了新的辉煌，开启了新的篇章。他在此授经传道，为九世同居的义门郑氏的孝义之风所吸引，举家从金华潜溪迁到浦江郑宅，并在青萝山下建寝室三间，在此长住。灯光日影，不间寒暑，教书育人，其乐无穷。以宋濂为核心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学圈和学术圈，重要人物有刘基、章溢、叶琛、王袆、张孟兼、苏伯衡、胡翰、吴沉、桂彦良、乌斯道、朱右、唐肃、谢肃、郑涛、方孝孺、王绅、刘刚、郑柏、郑楷等。前来交流文学、探讨学术的文士，络绎不绝，无形中促使东明精舍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和学术的中心。这些文士是朱元璋政权的重要成员，与淮西武将集团相对，史称浙东文人集团，为明王朝的礼乐文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诗文酬唱：联络感情的重要形式

据比宋濂小一岁的刘基回忆，宋濂才思敏捷，五岁能诗，九岁善属文，在当时被誉为神童。义乌贾思逵非常赏识宋濂的才华，把女儿许配给他，此年，宋濂仅九岁。十七八岁的时候，宋濂致力于古文辞的写作，自以为有得也。二十岁之际，宋濂主要跟随吴莱学诗，师从黄溍为文，诗文均名满天下。宋濂初次和东明精舍有交集，应当是跟随柳贯、吴莱学习期间。当宋濂执教于此的时候，胡翰、苏伯衡、郑涛等文士常聚集于此，谈诗论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纵论天下大势，充满豪情壮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理想深深地烙印在浙东文士的心中，成为人生的重要追求。

一封封往来的书信，见证着宋濂的青葱岁月，也记录着浙东文人之间的真挚情感。宋濂写信向柳贯请教音律的“尺法”问题，柳贯撰写《与宋景濂书》认真回复。黄溍新得一部《伊洛渊源录》，迫不及待地要送给心爱的弟子宋濂，其《与宋潜溪书》云：“《伊洛渊源》一书，旧无刻本，近方有之，今购得一部，藉以缣素奉上于文府，或可备检阅也。”（《宋濂全集》附录二《潜溪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胡助把自己写的《岘阴樵唱》寄给宋濂，请其删正，宋濂指出其作品的优缺点，胡助复信称“向承雄篇见寄，气焰可畏，览之羞缩，数月不敢言文”，以“大风扬沙矣，雨雹交下，歘兴忽止，变化莫测”表达对宋濂的景慕之情，并对宋濂说“迩来定有新作，更能录示数篇否？”元至正十年，宋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同门戴良作《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友人刘基作《送龙门子入仙华山辞并序》。刘基撰写《二鬼诗》则以宋濂和自己为“二鬼”，寄寓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思考。

诗文的交流是契合心灵的高层次对话，不但可以加强感情，这些著名文士的酬唱还能推助东明精舍及其周边的风物成为著名景观。宋濂在浦江青萝山下建青萝山房，刘基作《青萝山房歌寄宋景濂》，宋濂作《萝山迁居志》。还有其他地区的文士，如刘崧作《青萝山房诗为金华宋先生赋》、贝琼《青萝山房歌并引》等。此为仅就青萝山房而言，便有如此多的名人撰写文学作品。对于青萝山旁边的玄麓山，宋濂就该山之上的飞泉作《飞泉操》；就山西的桃花涧而携郑彦真等众多文士进行修褉活动，诗文酬唱，作《桃花涧修褉诗序》；就山上的桃花涧、凤箫台、钓雪矶、翠霞屏、饮鹤川、五折泉、飞雨洞、蕊珠岩而分别作诗，成《玄麓山八咏》组诗。经宋濂等文士的歌咏，上述地点已成著名的“玄麓八景”。对于浦江名山仙华山，宋濂更是在众多诗文中频繁提起，如《重建龙德大雄殿碑》《混成道院记》等。方孝孺在浦江从游宋濂，获交当世天下文士，诗文酬唱，是生命中美好而愉快的时光，令他回到宁海后也久久难以忘怀。在他写给苏伯衡的信中便谈到：

溪上从游乐甚，于人不忘。自归田庐，取倡和之什观之，意未尝不在仙华山水间也。（《逊志斋集》卷九《与苏先生二首》（其二），《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刊本）

在此，仙华山水不单纯是山水了，而是具有某种象征，已然成为方孝孺的重要情感寄托。慈溪桂彦良以“双桂”名其读书之室，请宋濂作文以记载此事。宋濂作《双桂轩记》，称“濂侍经青宫时，四明桂君彦良实为正字，朝夕同出入禁中，怡怡然，侃侃然，异姓兄弟也”。宋濂谈到在东宫期间，和桂彦良共同出入禁中，喜悦愉快，很能谈得来，可以说是异姓兄弟了。可见两人感情之深。在宋濂致仕还家之际，桂彦良作《送宋承旨致政还金华》，赞美宋濂“名扬宇内，文播外夷”。宁海叶兑与宋濂父子有着多年的交情，并有《舟中赠宋景濂学士诗》一诗称宋濂“寰宇贯今古，文光动奎璧……高风映千古，永为世人则”；有《送宋仲珩诗》称“今秋动行迈，觐省金陵塾……忠孝萃一门，岿然镇浮俗。”叶兑以诗表达对宋濂才华和风范的仰慕，抒发对宋璲（字仲珩）的赏识之情。宋濂、王袆等文士经常在一起探讨文学，宋濂有诗记之，即《秋夜与子充论文，退而赋诗一首，因简子充并寄胡教授仲申》云：“人文本为载道具，次则纪事垂千龄。”王袆，字子充，号华川，浙江义乌人，是宋濂的同门，与宋濂同为《元史》总裁，二人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唱和，探讨人生和哲学的相关话题。此处的胡教授，是胡翰，字仲子，又字仲申，学者称之为长山先生，浙江金华人，师从吴莱、柳贯等学者，为宋濂的同门友，曾担任衢州教授。三人为同门，经常交流文学和学术，是难得的知己。浙东文士的文学思想正是在日常的切磋中不断得以完善的。东明精舍所在的郑义门也是文士笔下浓墨重彩的地方。郑义门是宋濂、方孝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一草一木，皆有深情。对于郑义门，有两首著名的诗歌，一是宋濂作《别义门》，诗云：

平生无别念，念念在麟溪。生则长相思，死当复来归。

郑义门是宋濂执教的地方，也是方孝孺求学的地方。宋濂虽然人离开了郑义门，却日夜无不在思念这里，此生无法忘记在东明精舍度过的一个个难忘而愉快的日日夜夜。另外一首是宋濂的高足方孝孺撰写的《郑义门》，其中有 “史臣何用春秋笔，天子亲书孝义门”。“孝义门”是指元代两次旌表郑义门，入明后，明太祖朱元璋也多次旌表郑义门，亲书“孝义家”，敕封为“江南第一家”。方孝孺对郑义门的推崇，可见一斑，在此四年的求学时光，对其身心的影响是深远的。后来，宋濂被誉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影响遍及海内外，而方孝孺也成为建文朝的文坛领袖，是儒家学说阐释的权威学者，郑义门也因宋、方等人的表彰而愈加闻名天下。东明精舍毫无疑问也成为当时一流的学校。

教育理念：研读经史与古文创作并重

一个学校办学成绩的好坏，集中体现在其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东明精舍在14世纪的教学和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代表浙江书院教育的最高水平。宋濂在《送张编修赴南阳教授序》一文中，以勉励张翀的形式详细表达了其教育理念，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取群圣人之经，列弟子于堂下，启之迪之，优之柔之，饜之饫之，使心与理相涵，事与心弗悖，庶几材成而器良矣”；二是“教道所施，贵在变通”，“各因材之清浊，学之浅深，过者损之，不及者益之”，要变通者有六，即“毋骤语以高远，恐其凌躐而不逊也；毋使安于卑近，虑其苟且而自画也；毋过于严厉，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毋失于宽纵，长幼之节或致玩亵也；毋示之以非圣之书，防其遁而离也；毋习之以无用之文，禁其乖而有辟也。”宋濂此处所谈的以圣人之经为本和“贵在变通”，代表着东明精舍的教育理念。圣人之经主要是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要以此为本，启发引导弟子，使其“心”和“理”相涵，“事”与“心”不悖，这样才有希望成材。变通是指根据弟子的材之“清浊”和学问的高低深浅，进行因材施教，灵活变通。具体来讲，要变通之处有六点：不要突然语以高远，以防其凌躐不逊；不要让他们安于卑近，以防苟且自画；不要过于严厉，防止不通上下之情；不要失于宽纵，以防失去长幼之节；不要给弟子看非圣人之书，防止其遁离；不要让他们学习无用之文，禁止其乖而有辟。应该说，宋濂的教育理念是严格遵守孔子等儒家先贤的方法的。

东明精舍最为重视的是对儒家经典的研读与体悟，尤其是对二程、朱熹等重要学者的代表作均要下功夫研读。柳贯对宋濂的培养，也是从研读儒家经典开始，尤其是对四书五经的探讨。对经典的研读，主要是为了体道。道是儒家文士心中的至高无上的宇宙法则。写文章常是为了载道、明道。不少文士有着难以忘怀的体道经历。宋濂之友乌斯道对此有深刻的记忆。乌斯道曾深情回忆体道的过程：

余少失怙，贫甚，夜就母绩之灯读古书。母怜良苦，令止。余不为苦，而讽诵不已，昼则诘难辩疑于儒宿，惟求进夫圣人之道焉。（乌斯道《春草斋集》文集卷四《书自作诗文后与杨伯纯》，明崇祯二年萧基刻本）

乌斯道回忆自己少年便失去父亲，家里甚为贫困，借着母亲夜间纺织的灯光读古书，母亲怜惜他，他却不以为苦，讽诵不停止，白天和大儒辩论相关疑难问题，“惟求进夫圣人之道”。

道是浙东文士心中的最高范畴。六经是道的直接载体，也是浙东文士极为推崇的典范作品，在浙东文士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文章书写的目的在宋濂等人看来便是明道。宋濂在《赠梁建中序》中强调为文“无非以明道为务”。这种表述正体现文章作为承担明道的一种书写职能，即明道是文章书写的核心目的。在宋濂心目中，文章有“天地自然之文”、“圣贤之文”等。“天地自然之文”难以捉摸，能见到的较高层次的便是“圣贤之文”，而“圣贤之文”直接呈现于六经。宋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明确谈到：

文辞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间，而谓其能不朽者，盖天地之间有形则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无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

宋濂认为有形之物易弊，文章能够不朽，是因为道寓于其中，道是无形的，因此，文章足以实现不朽。天地未判之际，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想要明道必须找到一条恰当的途径。儒家不同的学派可能略有差异，主要是对儒家的某部经典的看重程度不同，但基本的理念是一致的。宋濂在《六经论》中进一步阐述如何体悟六经：

经既不明，心则不正，心既不正，则乡闾安得有善俗，国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学者，脱略传注，独抱遗经而体验之，一言一辞皆使与心相涵，始焉则戛乎其难入，中焉则浸渍而渐有所得，终焉则经与心一，不知心之为经、经之为心也……虽然经有显晦，心无古今，天下岂无豪杰之士以心感心于千载之上者哉？

在此，宋濂认为经不明，导致心不正，心不正，则无乡闾无善俗、国家无善治，彰显出“明道”和“用世”的密切关系。文不明道，则无法移风易俗，更无法推动“善俗”和“善治”的出现。同时，宋濂提供了一种通往“道”的学习路径，即“脱略传注，独抱遗经而体验之，一言一辞皆使与心相涵”。他还举了自己学道过程的三次不同时期的体验：“始焉则戛乎其难入，中焉则浸渍而渐有所得，终焉则经与心一，不知心之为经、经之为心也”。对于文以明道，宋濂虽然讲到“脱略传注，独抱遗经而体验之”，亦谈及相关感受，但具体如何“脱略传注”，怎样“独抱遗经而体验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就是涉及具体操作层面了。体道最终要落实在文字上。这与文章的写作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般概括地讲，是写文章根柢于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是其中最核心的），阐发自己所体会到的经典中所蕴涵的圣人之道。而这也涉及宋濂等文士对弟子进行诗文写作技巧方面的训练，这在古代社会是文士进行的必修科目。诗文出色，尤其是文章写作过关，方能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虽然和儒士心中的道来比，文艺的分量相对较轻，多数文士不愿意谈到自己是文人（如方孝孺），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们还是能够认识到文艺的价值，也谈到不少文章写作的技巧。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助于清晰地阐述相关学术问题。在这方面，黄溍、宋濂对弟子的教导，作为我们了解的一个窗口。宋濂《叶夷仲文集序》引用黄溍的教导来谈文章作法：

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本根，迁、固二史为波澜。本根不蕃，则无以造道之原；波澜不广，则无以尽事之变。舍此二者而为文，则槁木死灰而已。

以群经为本根，《史记》《汉书》为波澜，既兼顾明道，又呈现文章的变化。宋濂对此谨记于心，并日夜思考多年，“粗晓大旨”。然而宋濂的取法对象也包括韩、欧等文士，他在《文原》中还以列举学习对象的形式呈现学习古文写作的途径：

六籍之外，以孟子为宗，韩愈次之，欧阳修又次之。此则国之通衢，无荆榛之塞，无蛇户之祸，可以直趋圣贤之大道，去此则曲狭僻径耳，荦埆邪蹊耳，胡可行哉？

在此，除了作文本于六经之外，宋濂还强调要以孟子为宗，宋濂的这种看法，基本代表着浙东文士的态度，影响着明前期的文章写作走向。刘基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道出宋濂之文能融合柳贯、黄溍两位先生的长处，并谈到宋濂的文章作法，其《宋潜溪先生文集序》云：

上究六经之源，下究子史之奥，以至释老之书，莫不升其堂而入其室。其为文则主圣经而奴百氏，故理明辞腴，道得于中，故气充而出不竭。至其驰骋之余，时取老佛语以资嬉戏，则犹饫粱肉而茹苦荼、饮茗汁也。（宋濂《宋学士全集》，清康熙四十八年刻本）

刘基先谈宋濂的学术，穷究经、子、史，包括释老之书，且达到“登堂入室”的水平，再论其文章作法是“主圣经而奴百氏”，因此宋濂之文“理明辞腴，道得于中，故气充而出不竭”。同时，指出宋濂还“时取老佛语以资嬉戏”，体现较为通达的文学观念。

对于宋濂等人所主张取法的六经，其弟子方孝孺则在写给王绅的信中明确指出学习六经的具体部分，即“当求之于《易》之《大传》、《书》之《典》《谟》《训》《誓》、《诗》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礼”（《逊志斋集》卷十《答王仲缙》），同时还指出“秦汉贤士之所著”亦是可资取法的对象。相对于宋濂等人所讲的宽泛的“六经”，方孝孺具体到学六经的某些内容，则是越来越严苛。方孝孺所列的上述六经部分的内容，除了开示学文之法，还有一个原因是论证“奇怪亦非古人所尚”，是针对文士学文“厌常喜怪”、“背正嗜奇”而发，此类文士“用志既偏，卒之学为奇怪，终不可成，而为险涩艰陋之归矣”。（《逊志斋集》卷十《答王仲缙》）方孝孺此文不但有整体上的文章作法指导，还有具体涉及谋篇布局的论说，在文章作法上提出体裁、章程等概念用以指导为文：

盖文之法，有体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导乎气。气以贯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核之，体裁以正之。体裁欲其完，不完则端大而末微，始龙而卒蚓，而不足以为文矣。章程欲其严，不严则前甲而后乙，左凿而右枘，而不足以为文矣。气欲其昌，不昌则破碎断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贯，不贯则乖离错糅，而繁以乱。理欲其无疵，有疵则气沮词惭，虽工而于世无所禆。

方孝孺提出的作文之法，非常具体，包括体裁、章程，既要行意，又要导气。“气以贯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核之，体裁以正之。”文章要有气势，贯通首尾，要立意高远，以理主之，要有章程，体裁要正。气势、立意、义理、辞章和体裁，都要具备，如此方能成为好文章，成为有用之文，否则“虽工而于世无所禆”。在这里，方孝孺试着用具体的作法来实现理想古文的书写，对体裁的要求是“完”，否则会“端大而末微”，前后篇幅不对称、不照应；对章程的要求是“严”，否则就会出现“前甲而后乙”，前后不一致；对“气”的要求是“昌”，如此方能连贯畅达，否则就会“破碎断裂，而不成章”；对“意”的要求是“贯”，前后贯通文意，不然就会出现“乖离错糅，而繁以乱”；对“理”的要求是“无疵”，要醇正，否则就会“气沮词惭，虽工而于世无所禆”。与宋濂、刘基等文士所谈的古文作法相比，方孝孺提出的上述作法更为深入，也比较具体，具有现实层面的指导价值。从黄溍、柳贯、宋濂到方孝孺，在某种意义上，这既是东明精舍的文章写作的教学情况，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元末明初学术和文学承传的讯息。

作为义门郑氏的家族学校，东明精舍为郑氏培养出了一批杰出人才。郑氏家族173人入朝为官，无一贪腐，是古代社会的典范。时至今日，实地考察东明精舍和郑氏宗祠，可以看到当年的文化遗迹尚在。郑氏宗祠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并继续发挥着作用。东明精舍，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书院，到目前为止，却尚未得到重建。如果能够合理设计、恢复重建此书院的话，既可以作为青少年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场所，定期开办国学公益讲座，发掘地域文化特色，亦可以建立江南第一家郑义门家族的文献与研究中心，将对今天的文化建设增添不少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