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印度最大的贫民窟住了一年
2010年在法国读硕士时，唐敏就开始研究贫民窟。从欧洲到亚洲再到非洲，她花了近十年的时间，跑遍了全球的贫民窟。
2017年到2018年，她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驻扎在印度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观察贫民窟的空间变迁、经济生产以及人文活动。
在达拉维，她与不同的人成为了朋友，也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贫民窟背后更大的社会、经济、政治等环境因素。她发现，贫民窟本来就是城市的一部分，不可能被“铲除”；贫民窟也不是第三世界的“特产”，在欧洲的多个国家也存在。
志象网（The Passage）专访了唐敏，希望通过她的研究来认识达拉维贫民窟，通过贫民窟来再次认识印度。
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伊斯坦布尔的非正规住居（Gecekondu），这是我做贫民窟田野调查的起点。
我的硕士是同济和法国学校的双硕项目，法国和同济各一年半，法国答辩完再回同济答辩，所以硕士论文才能够做这么胆大的题目。题目完全是我自己选的，田野也是自己找的，都没有其他人推荐。
我博士读的是建筑和城市研究背景，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专业，需要看城市研究不同学科的文献，和不同学科的人都要讨论。从大的方面来讲，社会学、人类学、地理的城市研究可能更偏向讲人的故事、人的权利关系以及经济政策，我们是从空间的变迁来讲这些。
贫民窟只是我的基地，我感兴趣的更多是年轻人与城市的关系、多元文化的社群以及他们的公共空间。
我关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包括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及亚洲的部分发展中地区）的城市化，其实有很多大的主题比如发展、住房、基础设施等等。我选的基地是比较混杂的那种城市社区，曾经是郊区，在经历城市化后变成了市中心的地方。
贫民窟只是这些区域的一个标签而已。贫民窟的定义本来很复杂，它里面都有很多移民聚集的区域。这也不仅仅是全球南方才有的现象，现在欧洲也有一些迹象。我选的案例更多是一些已经存在时间比较长的多元社区，至少50年以上。像深圳的就只存在了20年左右。
我想知道它们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尤其在经历那些比较大的政治、经济方面变动的时候，会做出什么反应。既然它们能够生存到现在，就说明有一定的机制可以维持。一开始，我只是想研究它们的空间机制，所以硕士论文只是做了空间的观察、记录和从建筑到城市尺度的mapping（绘制地图）。
后来做其他城市案例的长期田野调研时，我发现没有办法忽略社会、经济、政治等更大的环境因素。尤其是换了一个国家之后，必须重新熟悉这些元素。这是一个跨地域的关系性的理解，无论在哪个城市，都可以从非常当地的层面看到这些大的城市层面、国家层面以及全球层面的关系。
与大多数学科不同，人类学更多只是单纯地进入到田野里面去，希望不要对它们做出任何改变。
我从硕士论文开始到现在想法也有很多变化，尤其是对贫民窟的态度。
我们不能说要把它们铲除，或者是要通过发展来消除贫民窟。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本来就是城市的一部分。
现在，我更多是带着一种敬畏或者尊敬，希望可以了解里面社会空间的复杂机制，人们如何能和自己非常不同的人居住在一起，我是去学习的。
但我也关注实践方面。2015年开始，我参与了一个以中国年轻人为主的NGO——造梦公益（DBSA），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去内罗毕的贫民窟做项目。我们是关注的是贫民窟里面的公共空间、社区、青年赋权，或者他们跟城市的关系。
所以现在我是从研究和实践两方面去关注贫民窟。
硕士论文我做的是伊斯坦布尔的贫民窟。印度孟买的达拉维，是我做长期做博士田野调查的地方。2015年我加入了造梦公益的贫民窟造梦计划，项目主要在内罗毕的马萨雷（Mathare），我之前也比较熟悉的是内罗毕的基贝拉（Kibera）。这几个贫民窟我都比较熟悉，已经至少观察了有四五年。
我还通过不同的机会参观过其他地方。比如说去开学术会议的时候，我去看过伊朗的非正规住居（Informal settlement），也去过德里的各种城中村，阿尔及利亚的老城区Casbah。贫民窟在每个地域其实都有不同的名字。
现在欧洲的情况也并没有很好，比如法国巴黎和马赛也有一些贫民窟的苗头，马赛本来就有很多小型的贫民窟。有些是吉普赛人、罗马尼亚人到法国来建立了新的非法定居点，很小，据无国界建筑师（Architect without borders）说，在马赛有一百来个这样的非法定居点。所以其实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并没有太大差别，就是轮回转。巴黎60年代的时候拆除了拉德芳斯那一块北非移民为主的贫民窟（Bidonvilles），把移民搬到了郊区的社会住宅，一直面临着很大的问题。结果这两年欧洲又涌入了很多难民，他们在高架桥下面扎帐篷。
比利时布鲁塞尔、德国柏林也有这种情况，可能还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前法国比较大的规模的就是加莱丛林，现在也完全被拆除了，所以人就涌进了巴黎市区或者是其他区域。
做田野调查，我就想选一些比较特殊、存在时间长的，又比较复杂的贫民窟。最开始能选择的案例，一定是从文献入手的。
2011年3月，我去印度玩了一下，当时就去达拉维看了一下。最开始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有一个天真的想法，想做一个欧亚洲范围内的贫民窟比较。决定在那里长期做田野调查后，通我过孟买的一个NGO找到了一家寄宿家庭，后来我和他们家里的小孩关系比较好。
2017年之后，我基本上就常驻在达拉维，看到某张照片，我就可以告诉你这是里面的哪一块。
我常驻在达拉维的时间前前后后加起来有一年多，我觉得田野调查是需要时间的。
我第一次去印度是2011年，当时在孟买待了一周多。2012年到2015年间，我去了三次左右，都是去旅游，但我都会花一些时间在孟买走一走。
比较集中的田野时间是在2017年和2018年，当时连续待了六个月，之后回了一趟欧洲，又回去待了几个月。今年2月，我又回访过达拉维，9月又要去开会，只要我去印度，一定会去孟买回访，每次都会有有趣的发现。
达拉维的重要，在于它的规模、复杂性，以及达拉维会经常出现在媒体和娱乐行业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是在达拉维取的景，现在贫民窟旅游开始了。这两年还有另外两部电影，讲的也是达拉维或者里面人的故事。
1992年，孟买发生了穆斯林和印度教的冲突。这场冲突是从印度其他地方开始蔓延的，孟买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就是达拉维里。它有各种各样的标签，也一直很受新闻关注。2004年开始的达拉维改造，在媒体上也一直有各种辩论。
达拉维最特殊的在于经济贡献，它的经济生产活动使达拉维受到了更多关注。
前些时候，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个印度人疯狂转发的消息，今年在Tripadvisor上，达拉维超过了泰姬陵，成为了印度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我不知道这个消息的来源和真实性，但可以看出，达拉维确实被捧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
在达拉维做田野调查，首先就是要自己去逛，因为我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做空间的mapping，所以还是以不同区域的空间为主。逛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不同的人，我采访的都是普通人，但都是有一些闪光点的人。
日常主要是访谈和逛，记录各种活动。
后来有做一些跟当地建筑学校合作的活动，在节日期间，也会记录一些节日里人群在街道上举办的活动。
我自己也经历了印度不同的季节——旱季还有雨季。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及不同人的日常都很丰富。
我在达拉维的田野没有只跟着一个社会群体，而是在尝试收集不同群体更多样性的活动，以及当他们相遇瞬间的情景。
达拉维很大，面积超过两平方公里，哪怕就是在里面狂走一天，可能都走不完所有地方。
那时候真的挺忙，经常是一早出去走一整天，每天早出晚归。
最开始的时候，我按照区域来划分，今天逛这里，明天逛那里。后期的时候，更多取决于我要访谈的对象有没有空，或者是有时候突然遇到了一个人，我觉得他还挺有意思，想跟他深入聊，就可能会突然改变计划。
孟买雨季的时候天气不好，一直在下雨，旱季又特别热，就需要早上跟晚上出去，避免中午特别热的时候出去，不然真的要晕倒。
后来，我自己在达拉维里面建立了属于我的不同场所点，可以休息的点，可以上厕所的点。有了这些点后，我就能更加灵活选择，并且知道走到哪块可以见什么样的人。
我和一些年轻人成为了朋友，他们的家里和店里，我路过的时候都可以停留一下来休整，跟他们唠嗑、吃个饭、喝个茶之类。
某种意义上，通过这些场所和人，我在达拉维建立了我自己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