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奥斯曼青年党：近代东方帝国精英的救亡图存

1865 年，一个名叫爱国联盟的秘密社团出现，虽然规模不大，组织松散，它却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异议分子团体，其成员后来被称为“奥斯曼青年党”，奥斯曼就此有了一种新的经验，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种观念政治，这种观念逐渐在公共领域内转变成行动。他们不同于过去的不满分子，诸如17世纪安纳托利亚的不满的帕夏，或各个时代的禁卫军，或像 “帕特罗讷”哈利勒及“南瓜贩”穆斯塔法等草莽人物。该社团成员都是知识分子，一些人还曾服务于翻译部门，他们性格各不相同，具有代表性的 奥斯曼青年党人包括诗人兼新闻记者纳米克•凯末尔、赫迪夫伊斯玛仪之弟穆斯塔法•法泽尔帕夏、新闻记者希纳西贝伊和阿里•苏亚维、诗人齐亚贝伊（后成为帕夏）。这些人希望建立一种爱国的奥斯曼认同，如同他们在欧洲所见到的那种民族认同，正是这种希望将他们联合在一起。尽管 他们在共同纲领的最基本问题上有分歧，政治理念也不一致，但奥斯曼青年党有一个共识：改革必须在伊斯兰教的框架中进行。

在他们一心要消弭传统所衍生的社会区隔的同时，1856 年的政治家 们也深知，人们对帝国的效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基础。以阿里帕夏为例，他明白，如果帝国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他尤其关注非穆斯林），他们就会另寻出路。和奥斯曼青年党的设想类似，在他和同僚的心目中，爱国主义能够化解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间之紧张关系，这种爱国主义的根基的灵感 来自欧洲，后来被称为“奥斯曼主义”。它也希望建立以平等的公民权为基础的对国家的忠诚，取代种族与宗教的忠诚——但他们同奥斯曼青年党所强调的重点却不同，对奥斯曼青年党来说，这些官员现在的作为只是在抛弃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成分，拼命讨好列强，向奥斯曼的基督徒让步。

奥斯曼青年党主张，“奥斯曼主义”并不能够保证帝国的统一，阿里帕夏的处方——开明专制与善政并不足以遏止基督教人口的分离主义倾向。他们认为，政府最理想的形式是参与式的宪政自由主义，但它不应是对欧洲启蒙思想的直接引进，他们强烈主张继续以伊斯兰教核心价值作为奥斯曼政治文化的基础。新的新闻媒体是奥斯曼青年党宣扬政治理念、肆无 忌惮批评政府及欧洲列强的论坛，他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则是被审查和驱逐。1869年，福阿德帕夏去世，1871年阿里帕夏去世后，被驱逐的人获准返回伊斯坦布尔。

奥斯曼青年党对伊斯兰意识形态的重视，让影响力被削弱的神职人员阶层再度抬头。世纪之初，高阶神职人员是塞利姆三世改革的顺从的合作者，到1826年，在镇压禁卫军及组建新军的过程中，他们又成了马哈茂德二世的助手。但在同一年，一个新的政府部门成立，将有利于神职人员阶层的虔诚力量集合了起来，随着马哈茂德在位后期的进一步官僚化， 1837 年教长分署办公，政府用之前建立的宗教机构来限制他的权力。此外，随着本世纪时间的推移，一系列新的法典先后推出，譬如 1840 年的《刑法典》及 1850 年的《商法典》，特别是在 1868 年开始筹备的《民法典》， 更限制了伊斯兰律法在家庭、继承及婚姻上的权责范围。教育在传统上是 神职人员阶层垄断的另一个领域，18世纪，奥斯曼首次出现神学院以外的教育机构，一所专门培养海军、陆军人才的技术取向的专业学校成立。19世纪当中，这类学校的数量与类别持续增加，1859 年成立的行政学校与1868年成立的加拉塔萨雷高中都兼收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为奥斯曼培养官僚人才，后者原是训练皇宫事务人员的学校，成立于 16 世纪。

20 世纪初奥斯曼军校中身着制服的学生

但这只是为少数人提供的教育，“坦泽马特”时期的改革者一开始并没有想要提供大众教育。1839 年后仅仅成立了几所衔接小学与专业学校 之间空档的学校，只有少数人受惠，旨在“将人民打造为公民”的普及教育计划要到1869年才出现。整个计划包含一整套小学、中学及高等教育的体制，进一步限制了神职人员的职能，但直到1876 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即位，这个计划才成功实施。然而，由于能够推动改革的人才不足，加上针对神职人员本身的改革并不多，神职人员继续掌握着各个等级 的司法职位，维持了传统中的教育者地位，即使在平行的现代化体制中，他们也还有着稳固的地位，举凡宗教、律法、阿拉伯语及奥斯曼土耳其语这类课程，都是由他们授课。只要神职人员继续在政府里扮演角色，改革就要受到伊斯兰教的牵制。神职人员对现代化的进程跃跃欲试，而且时至19世纪，重大创新较少受到质疑，相较于前几个世纪，反对改革的阻力已经大幅减少。

奥斯曼编纂《民法典》的工程持续了很多年。其主要起草者是知识分子、政治家兼历史学家艾哈迈德•杰夫代特帕夏，既是高级神职人员，又是“坦泽马特”改革者。他一心想要登上神职人员阶层的顶峰，成为教长，但受到对手的阻碍。1866 年，已经四十多岁的他不得不转而从政，进入 行政机关，这反而使他长期浸淫伊斯兰律法及文化所获得的经验有所发 挥，成为继续为奥斯曼秩序重整服务的坚实基础。在他的心目中，改革 是一个将西方科学及技术观念整合入伊斯兰文化的过程。这在过去是改 革者心向往之的目标，如今不同的是，改革的要求已经被统治阶层广泛接受。但仍有人认为轻率模仿西方模式是危险的。艾哈迈德•杰夫代特的改革纲领本质上是保守的，主要就是要让这些人放心。但困境仍然存在：奥 斯曼要接受何种程度的西化，又要接受哪些方面的西化？

艾哈迈德•杰夫代特帕夏师承雷西德帕夏，这一层关系使他的作品充 满西方理念与风俗。当时有人建议推行法国的《民法典》，但批评者说，这份法典与奥斯曼国情格格不入，不适合直接移植，他们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人们最终决定，新的民法典应以人们熟悉的伊斯兰律法为基础。新 的《民法典》与以前所用的伊斯兰律法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项国家的法 律，因此它适用于全民，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事实上，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教法庭并不陌生。他们拥有自己的法庭，但若预知伊斯兰律 法的判决比较有利，就会诉诸伊斯兰教法庭——譬如在继承纠纷上，伊斯兰律法会把死者的财产定额分给特定的子孙，而不是按照死者的意愿分配财产。《民法典》的起草者汇编了伊斯兰教法的判例，整理出一份拥有1851项条款、分门别类、容易检索的法典。新民法一改伊斯兰律法的 做法，明文规定不得以个人的诠释及评断为裁决基础。法案起草者将伊斯 兰律法描述为“无际无涯之汪洋”，侧面反映了这项工程之浩大，因这份 涵盖悠久的奥斯曼历史的汇编看起来是没有规则且深不可测的，它与奥斯 曼统治阶层中的现代化之风之间的分歧无法调和。尽管艾哈迈德•杰夫 代特帕夏苦心孤诣，仍然不能说服其中一些人。1870 年，保守的教长哈 珊•费赫米埃芬迪（尽管他任职时间很短）将整个计划纳入自己的权责范围，促使艾哈迈德•杰夫代特帕夏去职，教长固执地反对引进西方文化价 值，充分反映了当时其他神职人员的看法。

在坦泽马特未能落实到政府制度中，充分发挥效果之前，伊斯兰教始终都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坦泽马特”逐渐地 限制了神职人员在行政机构中的作用，威胁到了整个神职人员阶层存在 的意义，更加突出了他们的宗教职能。一个现代作家说，伊斯兰教“不 再是绝不容置疑的生活方式，世俗化改革只会使伊斯兰教更为‘伊斯兰化’…… 如今，在人们心目中，这种假设性的文化核心和伊斯兰宗教仪式一样是重要的且伊斯兰化的”。当旧秩序成为过去，人们才意识到人们在“坦泽马特”几十年间失去了什么，觉得陷入了一片陌生的地带，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已经不再被人们接受。使他们感到迷失的一个原因是， 随着工业革命以各种方式冲击着他们的生活，他们周边的物质环境也在飞速地发生变化。奥斯曼文化核心的伊斯兰“精髓”，才是奥斯曼青年党所要捍卫及强化的。

阿里帕夏死后，归国的奥斯曼青年党发现，首都并不是如他们所想的自由天堂。阿里与福阿德架空了苏丹，以他的名义统治国家：1863 年苏丹继位不久，他们打算实施一项平衡预算的财政措施，阿卜杜勒阿齐兹 不同意，他们便联合其他维齐尔递交了辞呈，这场意志力的战争起初导致 福阿德被迫下台，但之后福阿德复职，此后，阿里帕夏也再度担任大维齐尔。然而，他们的专权导致他们没有明确的继任者。两人去职后，在长期以来拥护君权至上的新任大维齐尔马哈茂德•纳迪姆支持下，阿卜杜勒阿齐兹收回国家治理大权。马哈茂德•纳迪姆与奥斯曼青年党一样， 坚持将伊斯兰教作为奥斯曼的国家精神，但他们的共同点也仅止于此。

尽管福阿德帕夏与阿里帕夏用心良苦，但是到1871年，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已经病入膏肓。随着19世纪30年代末期商业条约的签订，奥斯曼与欧洲的贸易增加，19世纪40年代，帝国的第一家银行成立，在克里 米亚战争期间，政府第一次寻求外国贷款。实施改革、经济建设以及偿还 贷款所需的资金量巨大，政府负债急遽增加。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位期 间，尤其注重海军的建设，一心希望奥斯曼海军能与法国及英国海军并驾 齐驱，到其在位的最后一年，即1876年，奥斯曼舰队总共拥有20艘战列舰、4艘风帆战列舰、5艘护卫舰、7艘轻型巡洋舰及43艘货船。奥斯曼 最初的几条短程铁路（即伊兹密尔地区的铁路，以及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 德与黑海地区的康斯坦察之间的铁路）铺设于阿卜杜勒迈吉德在位期间。 阿卜杜勒阿齐兹扩展了铁路网，特许一家奥地利公司兴建拟议中的伊斯坦 布尔 — 巴黎线，其中的伊斯坦布尔至索非亚段于 1873年落成，同时落成 的还有伊斯坦布尔至伊兹米特的一段。随着安纳托利亚、鲁米利亚及叙利 亚的道路状况改善及新道路兴建，国内交流进一步加强；商船沿帝国漫长 的海岸线及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等大河运输货物；电报系统最早于克 里米亚战争期间出现，随后在各省得到充分运用。随着交通网络的快 速发展，欧洲商人急需的货物，如农产及矿产，都可以轻易地从产地运往 工业化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

受到“坦泽马特”的冲击，加上奥斯曼人前所未有的与世界其他地区及它们带来的变化接触，很多过去确定的事情现在都被质疑。人们对奥斯曼的认同感也开始动摇。从奥斯曼青年党的知识分子及神职人员阶层到穆斯林农民（政府向非穆斯林农民做出的未经他们允许的让步，显然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整个穆斯林社会都隐隐有了危机感，严重的财政 危机更是给这种危机感增加了养料，而1873年国际股票市场崩盘使奥斯 曼政府无法再从国外获得贷款，这更是雪上加霜。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水涝与旱灾肆虐，由此带来的人口减少使奥斯曼国库减收。1875年，政府 无力偿还贷款，只能延期偿付。

1870至 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失败，英国成了保卫奥斯曼帝国，特别是维护博斯普鲁斯海峡及达达尼尔海峡的中立的唯一力量。俄罗斯抓住机会，宣称 1856 年的《巴黎和约》遭到破坏，一举废止了不准俄罗斯战舰进入黑海的条款。列强中的保守力量抬头：1872 年，奥匈帝国皇 帝与俄罗斯沙皇前往柏林，祝贺德意志第二帝国首位皇帝登基，三个专制国家达成非正式谅解，在欧洲其他国家眼里，这是要和正在兴起的自由主义浪潮对抗。但这三个国家中的两个在巴尔干有利益冲突：俄罗斯意图将 所有斯拉夫人拉入它的势力范围，甚至包括奥匈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而奥匈帝国则担心境内这些斯拉夫人制造民族主义运动。克里米亚战争以来，奥匈帝国就面临一个两难困境——究竟是与英国及法国结盟，还是与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前者的自由主义鼓励少数民族自决，而后者的国力及东正教则威胁着奥斯曼，它随时可能煽动斯拉夫人引发混乱。

19世纪70年代初期，洪水、干旱及饥馑肆虐安纳托利亚农村，其影 响也波及巴尔干地区：从受灾地区到伊斯坦布尔以东，由于农村经济崩溃，税收大幅减少，为了弥补不足，政府增加了巴尔干的税赋。1875 年 7 月，为抗拒加税，一场起义在奥斯曼边界行省黑塞哥维那爆发，并很快蔓延到波斯尼亚，而这里一直是奥匈帝国关注的重点。俄罗斯与奥匈帝国 进行外交干预，提出在两省采取多项行政改革措施，虽然阿卜杜勒阿齐兹被迫接受，但这些改革并未能平息动乱，反而再度使其臣民明白，奥斯曼苏丹无力抗拒外来的压力。

面对严重的文化错乱及羞辱感，多数的奥斯曼穆斯林开始尖锐批评政府面对外国时卑 躬屈膝的态度。1876年3月，伊斯坦布尔出现了一本秘密发行的小册子，名为《穆斯林爱国者宣言》，它要求召开咨询性代表大会。立宪改革最有力的推动者密德哈特帕夏似乎参与了这本小册子的发行。

奥斯曼青年党的立宪主张在神学生里的“穆斯林爱国者”那里得到了支持，5月初，数以千计的人走上伊斯坦布尔街头，一如之前不满的禁卫军及工匠。他们在大清真寺举行慷慨激昂的集会，批评政府并大声要求亲 俄的大维齐尔马哈茂德•纳迪姆帕夏及教长哈珊•费赫米埃芬迪下台。皇宫几经犹豫后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这并未平息群众的不满，苏丹本人也 遭到抨击。各种消息及谣言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为遏止其扩散，苏丹下令强制新闻审查并停止电报通讯，但这都没有用。在这个月里，伊斯坦布尔 的紧张局势一触即发，到了月底，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被废黜。

几位主要政府官员在废黜阿卜杜勒阿齐兹的阴谋中沆瀣一气，其中介入最深的是保守的国防大臣侯赛因•阿夫尼帕夏、军事委员会议主席雷迪夫帕夏及军事学院院长苏莱曼•许斯尼帕夏。权力中心所感觉到的挫折与忧心是很明显的，在侯赛因•阿夫尼与苏莱曼•许斯尼讨论废黜阿卜杜 勒阿齐兹的可能性时，前者表达了他的担忧：

马哈茂德•纳迪姆将再任大维齐尔的传言甚嚣尘上。毫无疑问，国家势将受到俄罗斯的压迫与侵略。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是个亲俄派。国家即将崩溃的预兆已变得难以忽视。​​​​​​​

他在事后记录下这些事情及自己在这中间扮演的角色，上述谈话便出自此处。根据记载，苏莱曼•许斯尼帕夏说，教长哈珊•费赫米埃芬迪 的继任者哈伊鲁拉埃芬迪做了一个梦，他认为这个梦预示着真主准许他们 废黜阿卜杜勒阿齐兹，认为参与同谋的人事后不应遭到违法乱纪的指控。 就凭着这个梦，哈伊鲁拉发布了一项教谕，支持废黜阿卜杜勒阿齐兹，这使苏莱曼•许斯尼可以坚称：“我们的目的完全合法，可以轻易实现，不遭到攻击。”

政变计划十分周详。当时，阿卜杜勒阿齐兹在海边的多尔玛巴赫切 宫，继承顺序紧随其后的阿卜杜勒迈吉德的长子穆拉德正好也在此地。但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把穆拉德王子带出宫且不致引起怀疑，以便让他宣布登基。5月30日破晓前，苏莱曼•许斯尼帕夏率领侍卫队进入皇宫找到穆拉 德王子，后者已经事先知情，正在等待他们。穆拉德随来人藏身马车，之 后又登上小舟，渡海来到锡尔凯吉，又上了另一马车，来到城中巴耶济德区的国防部（即今日伊斯坦布尔大学校长办公处），接受了政变者的宣誓 效忠，其中包括大维齐尔穆罕默德•吕什图帕夏、侯赛因•阿夫尼帕夏、哈伊鲁拉埃芬迪、密德哈特帕夏、麦加的谢里夫阿卜杜勒•穆塔利布。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则是在苏丹穆拉德回宫前将阿卜杜勒阿齐兹赶出多尔玛 巴赫切宫。在夜色掩护下，皇宫面向大陆的一边已被军队包围，一支海军 警卫队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按照政变者周详的计划，这些船只炮击了皇宫。炮声惊醒了阿卜杜勒阿齐兹，他随后就收到了自己已被废黜的消息。阿卜杜勒阿齐兹和家人，包括他的两个儿子、母亲及副总管法赫利贝伊，搭上小船，冒着大雨渡海，在托普卡帕宫下方的海岸上登岸，等着他 们的是一辆小车和一只驮兽，它们载着一行人进了宫中的新住处。与此同时，苏丹穆拉德五世渡海回到多尔玛巴赫切宫。

这些人的行动没被发现实属他们运气好。就在离开皇宫前，穆拉德 给他的弟弟阿卜杜勒哈米德留了一张便条：“他们要来带我走，我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带我走，也不知道要怎么离开。我将我的孩子及家人首先 托付给真主，其次就托付给你。”阿卜杜勒哈米德大惊失色，害怕同样的 事情会临到自己身上，令人备好武器自卫。穆拉德一行成功离开了多尔 玛巴赫切宫，但阿卜杜勒阿齐兹的仆人从窗户看到了他们离开时的身影，只不过，他们认为王子之所以被带走，是因为他犯了罪，他们还以为他会受到处罚或处决。

新苏丹的登基使许多人开始期待新时代的开始。诚如苏莱曼•许斯尼 帕夏在回忆录中所述，就在穆拉德即位那一天，时为不管部大臣的密德哈 特帕夏向同僚提出一份他准备的登基演说草稿，这份演说稿将由穆拉德五世宣读，承诺奥斯曼将建立宪政统治及内阁责任制。然而，大维齐尔及侯赛因•阿夫尼帕夏都认为这份草稿在国家政策上的转向过于大胆，因此定 稿在这个敏感问题上仅仅进行了模糊的表述。此后，为首的重臣围绕国家的前途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但国家的未来甚至比阿卜杜勒阿齐兹被废黜前 更不明朗。

随后又发生了更戏剧性的事情。阿卜杜勒阿齐兹不喜欢托普卡帕宫，在这里居住了4天后，他及家人全都被移到了博斯普鲁斯海滨彻拉安宫北边的费里耶宫（他拒绝苏丹穆拉德提供的贝勒贝伊宫，这使侯赛因•阿夫尼感到欣慰，因为他觉得那里很难监管）。艾哈迈德•杰夫代特帕夏在 他的回忆录中语带嘲弄地写道，阿卜杜勒阿齐兹住的地方本来是他盖给穆 拉德的，牢固有如堡垒，仿佛他为自己准备了一座监狱。他认为另外还有 一事也讽刺意味十足：阿卜杜勒阿齐兹花了大把钞票建立了一支现代化舰队，到头来他却受到海上封锁。116 但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生活也是令他 难以忍受的。副总管法赫利贝伊记录了他目睹的主人所受的屈辱，被废黜 的苏丹有如重囚，看守他们的人常常嘲弄他，并拒绝向他及家人提供基本 的生活所需——譬如干净的饮用水。不数日，阿卜杜勒阿齐兹被人发现暴毙，19 位名医验尸后一致认为他是自杀的。

6月15日，诸位大臣在密德哈特家中召开了一次会议，阿卜杜勒阿齐兹已经去世的一位妃妾的哥哥冲了进来，当场枪杀了侯赛因•阿夫尼帕 夏及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拉西德帕夏。这位军官名叫切尔克斯的哈珊，曾 任阿卜杜勒阿齐兹长子优素福•伊兹丁王子的副官，穆拉德的即位就此毁了优素福继任苏丹的希望。刺杀事件震动了奥斯曼的政治圈，政治人物人人自危，他们及家人开始随时携带手枪或匕首。切尔克斯的哈珊被处 以绞刑，吊死于巴耶济德广场的一棵树上。

由于侯赛因•阿夫尼被刺，倾向于引入自由立宪的人占了上风，其中 为首的则是密德哈特帕夏。虽然密德哈特的知识分子背景与奥斯曼青年党 人的背景大不相同，两者关系甚至偶尔不和，但他们却都深信制宪会议是 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他也坚称废黜阿卜杜勒阿齐兹，不再将 他当作宪政改革先驱的做法其实是符合民意的。只不过，新苏丹似乎 没有行动能力。他在武装挟持下意外登基，阿卜杜勒阿齐兹及两位大臣暴毙，整个状况显然已经使他的心理受到巨大冲击。政治家们开始意识到， 新苏丹根本没有能力在这个危急时刻统领帝国。​​​​​​​

苏丹穆拉德五世在位仅3个月。医生诊断，苏丹不适合继续统治帝国，教谕也以精神失常为由宣布废黜苏丹的行为合法。就像当时的歌谣所唱的那样：“九三年（伊斯兰教历）称王世界，九十三天君临天下，苏丹穆拉德，黯然辞宫去。”在卷入奥斯曼继承问题的政治乱局之前，他的精神状态毫无问题。他和任何一个欧洲王位继承人一样过得自由自在，在19世纪60年代还跟着阿卜杜勒阿齐兹出访埃及和欧洲，平日出入伊斯坦布 尔时髦的沙龙，结交知识分子、社会名媛及外国宾客。他热爱音乐，本身也是颇有造诣的作曲家，同时擅长木工及家具制作。19 世纪 70 年代初期， 阿里帕夏去世，奥斯曼青年党的知识分子们纷纷自巴黎返回奥斯曼，穆拉德还热切地听取过他们的一个思想领袖纳米克•凯末尔的建议。1876 年8 月 31 日，穆拉德的弟弟继位，史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穆拉德则被软禁于彻拉安宫。

选自《奥斯曼帝国1299-1923》，[英] 卡罗琳·芬克尔 著，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