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纲：超越历史学传统：融合国际关系及其他领域的...
本文原标题：《吕振纲：超越历史学传统：融合国际关系及其他领域的朝贡体系研究》
加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借鉴，历来是史学界探讨的热点。但就朝贡体系这一话题来说，具体如何做，仍旧是一个未曾展开的话题。本文尝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思考。首先总结史学界对朝贡体系的相关研究状况，接着指出要实现这一研究主题的创新发展，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寻找学科融合的方式，为学术界同仁抛砖引玉。文中不足之处，恳请各位学术界同仁批评指正。
探讨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历史学无疑是最具有优势的。借助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历史学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就笔者所查阅到的相关文献来看，国内外史学界至少存在四种常见的研究路径。
第一种侧重于对“观念”的研究，研究朝贡体系的思想理念基础或对其独有的概念内涵进行解读。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 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收录14篇论文，是国外较早探讨中国世界秩序观念的著作，书中费正清提出的朝贡体系“三圈说” (汉字圈、内亚圈和外圈)、马克·曼考尔对两个地带的划分 (东南新月带和西北新月带) 等一系列论述，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在国内，陈尚胜主编《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 和《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较为全面地研究了朝贡制度的运行理念，书中对儒家天下观的探讨和分析较为全面。随着研究的深入，朝贡体系中所使用的特色词汇如“宗藩”“藩属”“天下”“天朝”等概念得到大量关注，在争论中，史学界对“朝贡体系”这一术语能否涵盖古代中国与周边各国的交往形态多有质疑。一些新的提法如黄枝连的“天朝礼治体系”说(《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说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以及岩井茂树的“互市体系”说 (《十六世纪中国における交易秩序の摸索———互市の现实とその认识》，《中国近世社会の秩序形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4年)、陈尚胜的“封贡体系”说 (《试论清朝前期封贡体系的基本特征》，《清史研究》2010 年第2期)、曹雯的“藩封体制”说(《清朝对外体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李元晖和李大龙的“藩属体系”说 (《是“藩属体系”还是“朝贡体系”?———以唐王朝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期)、陈尚胜的“天朝体制”说 (《〈清实录〉中的“天朝体制”考论》，《暨南史学》第3辑，2014年) 等不断出现，相关的论述较多，笔者不再赘述。
第二种侧重于对“互动”的研究。这种方法通常是以国别为单位，梳理中国与某一朝贡国之间在特定历史时期朝贡关系的建立及变迁史。仅以中国和朝鲜的朝贡关系为例，相关的著作主要有杨通方《中韩古代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韩国学者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李花子《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年)、拜根兴《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徐东日《朝鲜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中华书局，2010 年)、乌云高娃《元朝与高丽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张礼桓《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的中朝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王小甫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等一系列著作，相关论文更多。
第三种侧重于对“制度”的研究，尤其是一些具体的朝贡制度，包括对贡期、贡物、贡道等一般性的制度性规定、朝贡及册封礼仪制度、朝贡文书制度等。程妮娜《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和《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中华书局，2016年)是两本聚焦古代东北亚地区朝贡制度的专著;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 专门论述宋代朝贡制度; 李云泉《万邦来朝: 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何新华《威仪天下———清代外交礼仪及其变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最后的天朝: 清代朝贡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清代贡物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清代朝贡文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及其与王小红合著的《天下体系: 一种建构世界秩序的中国经验》(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 等著作从总体性制度到具体的贡物、礼仪、文书等制度进行全方位研究，将清代朝贡制度的研究推向高潮。
第四种是对“事件”的研究，主要是对具体的朝贡事件进行研究。这些事件主要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纠纷、围绕朝贡活动的交涉等。唐代的“乾宁争长”、明代的“宁波争贡”、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辩诬”事件、清代的英使“马嘎尔尼访华”事件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以英使马嘎尔尼访华事件为例，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 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2013年) 充分利用了中外历史档案还原了使团访华的诸多细节; 美国学者何伟亚《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从后现代史学角度出发，将中英礼仪冲突建构为帝国的碰撞，国内学术界也做出相应的回应和反思(邓欢《后现代史学的实践与反思———以何伟亚的〈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为中心》，《史学月刊》2014年第11期)。
可见，围绕“观念”“互动”“制度”和“事件”，大体上归纳史学界对朝贡体系的研究兴趣和方向。这些成果已被其他学科广泛借鉴和吸收，成为许多学科研究朝贡体系的重要知识来源。但我们也不应忽略，一些明显的研究缺陷同样存在。
首先，微观研究有余，宏观分析不足。由于专业的历史训练，历史学者对朝贡体系下的具体朝贡实践和互动史实挖掘十分深入，对朝贡理念、历史事件及制度的解读十分完整，但缺乏对这一体系的宏观研究，较少从整体的角度分析朝贡体系的时空关系及互动关系，导致了这一领域研究呈现碎片化发展趋势。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国外史学界运用的方法较为多元，但国内史学界偏爱传统的研究方法，侧重于考据式的叙述和分析，对其他新的研究方法运用较少。最后，历史学者往往囿于本学科的局限，较少引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其他学科相关成果的忽视，并不利于自身的创新和发展。
二、三种创新的研究方法
为了克服研究朝贡体系的局限，史学界应当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扩大历史学相关研究方法的使用，将更多的研究方法带入朝贡体系的研究中。本文认为，至少以下方法可在朝贡体系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一，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将朝贡体系置于全球史的研究中，能够超越传统中外关系史、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局限，“把中国和世界作为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来看待，以考察、探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互动、联动关系，这种考察即使聚焦于某一特定事物，也是一种立体的、系统的研究，将呈现出网络状的社会、文化系统及其演变”(江湄《重新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之中———全球史与中国史研究的新方向》，《全球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66页)。
借鉴全球史的叙述方法，可以同时摒弃不自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的论调，关注体系内部存在的广泛社会互动网络。在这种网络中，物质交换、移民、跨文化互动等通常被传统所忽略的内容，可以成为朝贡体系研究中新的问题领域。美国学者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合著的三卷本《新全球史: 文明的传承与交流》(魏凤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和约翰·麦克尼尔与其父威廉·麦克尼尔合著的《麦克尼尔全球史: 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王晋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学者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 (JanetAbu-Lughod) 的《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 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有意识地探讨了欧洲称霸之前欧洲、中东和亚洲存在的世界体系，并注重把握各体系之间通过长途国际贸易、蒙古帝国扩张等方式形成多个贸易网络和更大的贸易圈。书中将朝贡体系置于全球史的研究下，肯定了朝贡贸易体系在建构前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另外，由加拿大学者陈忠平主编《走向多元文化的全球史: 郑和下西洋(1405—1433) 及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关系》(三联书店，2017年) 探讨了郑和下西洋对朝贡贸易体系、全球性贸易网络以及形成早期全球化的重要意义。
第二，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尽管年鉴学派的辉煌已经过去，但这一重要的史学方法在朝贡体系的研究中仍未充分展开。布罗代尔在其名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 提出了研究区域社会的年鉴学派理论。按照这一研究方法，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瑞德两卷本《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孙来臣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 将东南亚看作一个完整的区域社会进行研究。法国学者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龚华燕、龙雪飞译，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 也将南海及周边地区看作一个区域社会。将朝贡体系看作区域社会，意味着年鉴学派的理论研究也是可行的。按照年鉴学派的划分，目前史学界对朝贡体系的研究集中于对短时段的“事件”研究，对中时段的“局势”研究并不完整，而长时段的“结构”研究则鲜有涉及。朝贡体系在东亚世界盛行了数千年，与东亚世界的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及思想传统等存在的长时段因素之间的关联及相互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
第三，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除了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国际关系、人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等，都存在一些涉及朝贡体系的论述和著作，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很好地弥补史学界相关研究的欠缺，或者带来新的理念和创新，推动朝贡体系融合研究的发展。
这三种研究方法就难易程度来说，运用全球史或者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本身就涉及众多学科知识的协调使用，短时间内难以有重大突破，而对其他学科相关研究成果的借鉴比较容易，同时也可为前两种研究奠定基础。本文认为，对朝贡体系的创新应当首先加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研究，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全球史或年鉴学派研究方法的运用，不失为一条推动朝贡体系研究创新的可行之路。
三、国际关系学科可以为历史学提供什么
相对于历史学，国际关系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但已有一套较为成熟和完善的理论做支撑。朝贡体系研究天然带有的国际性，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所青睐。这些年来，有关中国的世界秩序观重新热起来，学者们试图从中国的历史中寻找当代问题的答案，从美国到欧洲再到中国本土学者，都在回答中国强大之后是否会重建朝贡体系。敏锐的中国学者已经捕捉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转向”(王江丽《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转向》，《浙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这为加强两类学科间的交流提供了机会。
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近些年来涌现了大量研究朝贡体系的著作。斯图亚特·福克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简史: 朝贡、贸易和影响》(MartinStuart-Fox，AShortHistoryofChinaandSoutheastAsia:Tribute，TradeandInfluence.Allen＆Unwin，2003) 花费大量篇幅讨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历史上的朝贡贸易关系。布兰德利·沃马克《中国与越南: 非对称性政治》(BrantlyWomack，ChinaandVietnam:ThePoliticsofAsymmet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 通过对中越朝贡关系的研究，探讨了朝贡体系内大国与小国关系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林民旺将其概括为“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 (《沃马克的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该理论声称大国与小国拥有非对称的权力关系会导致互动行为上的差异，双方对同一问题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通常小国比大国更加敏感，也容易产生知觉错误，有可能导致对立或战争行为。沃马克的著作在国内引起一定反响，不少学者受此启发，有的修正沃马克关于认知的概念，引入“身份认知”(柳思思《身份认知与不对称冲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 或“地位认知” (康欣《地位认知、权力结构与国际冲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 的概念探讨大国与小国的互动与冲突，取得了一定成就。
美国学界偏爱探讨当前中国崛起后是否会重建朝贡体系以及这种变化对当前世界秩序的影响。韩裔美国学者康灿雄 《中国崛起: 东亚和平、权力与秩序》(DavidKang，ChinaＲising:Peace，Power，andOrderinEastAsia.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7) 和《西方之前的东亚: 朝贡贸易五百年》 (EastAsiabeforetheWest:FiveCenturiesofTradeandTribute.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10) 两本书中系统探讨了朝贡体系与地区稳定性的关系，肯定了朝贡体系的积极作用，提醒人们无须过分担心中国再次成为世界领袖。与他的观点类似，英国学者马丁·雅克 (MartinJacques) 的《当中国统治世界: 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 年) 也暗示在未来，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有可能卷土重来，但这一前景更有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朝贡国。
英国学派从国际社会的角度观察朝贡体系。张锋《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0 年第2期) 从批判的角度分析了国内外已有的朝贡体系研究范式。在《前现代东亚的国际社会》( “InternationalSocietiesinPre-ModernEastAsia:APreliminaryFramework”，inBarryBuzanandYongJinZhang，ContestinginternationalSocietyinEastAsi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4，pp.34－35) 一文中，他声称朝贡体系中存在两种国际社会，藩属国际社会和敌国国际社会，敌国国际社会要比藩属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更为平等。张勇进和巴里·布赞更感兴趣的是，朝贡体系中存在大量违反中国朝贡规范的事实，而中国却默认了这些挑战。他们认为“中国有意在制度设计中嵌入制度模糊性，允许朝贡国有操作的空间自主进行阐释”(《作为国际社会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3期)。王存刚和刘涵《朝贡体系下古代东亚秩序形成与维系的内在逻辑———批判地借鉴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 (《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4期) 也借鉴英国学派的研究成果，提出朝贡体系生成的内在逻辑。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朝贡体系研究更为丰富和多元。其中，重新分析和解读朝贡体系的思想和理念的有简军波《中华朝贡体系: 观念结构与功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 从结构功能的视角解读朝贡体系的理念结构与功能。李宝俊和刘波《“朝贡—册封”秩序论析》(《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 肯定朝贡体系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贡献，并认为可以为当下东亚区域共同体建设提供借鉴。李扬帆《“中华帝国”的概念及其世界秩序: 被误读的天下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 似乎在为朝贡体系正名，再次肯定该体系的合理内涵。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论中国的世界主义———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8期) 和《论国际共生的价值基础———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 三篇论文重新解读了朝贡理念，并重视其对当代世界的价值。陈康令《传统东亚秩序的历史演进与礼治稳定———以“塔型结构”的建构发展为例》(《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5期) 和《试论传统东亚秩序的礼治: 一种分析框架》(《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 均从礼治的角度重新审视东亚朝贡体系。
国际关系的学者擅长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韩献栋《东亚国际体系转型:历史演化与结构变迁》(《当代亚太》2012年第4期) 从体系角度分析了朝贡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转型的问题。俞炜华和章自刚《“华夷关系”的博弈论分析———以草原民族的关系为例》(《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周方银《朝贡体系的均衡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 均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建构中国和朝贡国的互动关系模型。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以东亚秩序的演化路径为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赵思洋《区域公共产品与明代国际体系的变迁》(《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3期) 均是从公共产品的角度分析朝贡体系中的制度供给与需求。龙向阳《朝贡体系中的华侨华人 (1000—1500 年) ———一种世界体系视野的分析》(《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 和《1500—1800 年间的东南亚国家关系与华侨华人———一种世界体系视角的分析》(《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 从世界体系理论出发，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华侨华人与朝贡体系的相互关系。
可见，国际关系的研究可以给历史学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首先，借鉴国际关系中已经成熟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历史学可以将合适的国际关系理论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将宏观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微观的历史案例相结合，可能更容易捕捉到一些新的东西。其次，国际关系提供给历史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整体的、宏观的、体系式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克服历史学浓厚的中国中心主义倾向，不再将国家间的交往视为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而将周边国家置于平等地位。在此基础上，研究政治主体的相互联系，进而有可能把握较长历史时期政治主体之间的互动形式、规律、节奏和类型。最后，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取长补短，将国际关系的相关研究引入历史学，可以弥补学科的不足。正如历史学重视微观研究一样，国际关系对宏观研究过分依赖，微观层面的分析较少。同时，由于学科限制，国际关系学者往往未能经过专业的历史文献的阅读训练，对于这些文献的兴趣也并不明显。这种“重宏观轻个案”(邹磊《多重历史结构交错下的“朝贡体系”研究———一项学术思想史的考察》，熊文驰、马骏主编《新旧之变: 从传统中国到当代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页) 的研究也招致一些学者的批评。跨学科研究对各自学科的发展都有利。
四、其他学科的朝贡体系研究
除了国际关系学界，就目前相关文献来看，经济学、人类学、法学和哲学都已经参与到朝贡体系的研究中，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历史学同样大有裨益。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日本学界最为突出。他们注重经济学史料和方法的运用，滨下武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其著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贸易圈》堪称运用这一方法的典范。他把朝贡体系视为朝贡贸易体系，并注重对晚清朝贡体系的解读，而对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认为朝贡体系逐渐解体，研究价值相对不高。滨下武志的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显示出这种方法的学术生命力。如果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从晚清时期向更早的时期进一步拓展，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朝贡贸易圈的特征、港口、贸易线路、区域网络等的变迁，仍有可能得出一些新的结论。近期，国内出版的骆昭东《朝贡贸易与倚剑经商: 全球经济视角下的明清外贸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王涛《明清海盗 (海商) 的兴衰: 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和杨宏云《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都试图把握朝贡体系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影响，显示出与滨下武志较为接近的学术旨趣和努力。
人类学的研究表面上看与朝贡体系似乎毫无关联，但有许多研究成果不应忽视。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 (《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和王铭铭的“超社会体系”(《超社会体系: 文明与中国》，三联书店，2015年) 等概念都可以用于解读朝贡体系的理念。一些国际关系的学者已经做出了成功的尝试，尚会鹏《“伦人”与“天下”———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郭树勇和陈建军《论“圈序认同”对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期) 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另外，人类学对于交换和互动仪式的经典研究，同样可以应用于朝贡体系中，成为历史学研究创新的重要方面。
法学的特长在于分析朝贡体系中的中华世界秩序的法律理念、运行基础和规范及各国法令的异同，以及与朝贡密切相关的刑事或者民事纠纷案件，研究这些法律对维护朝贡体系的重要意义。另外，对于朝贡体系中的相关术语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同一术语不同内涵的辨析是法学家所擅长的。这些有助于历史学者厘清不同概念的法律内涵和区别，明确西方的现代学科术语与朝贡体系的传统术语之间的区别。张世明《清代宗藩关系的历史法学多维透视分析》(《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就是这方面分析的典范。
哲学尤其是传统哲学可以为朝贡体系提供更有深度的思想层面分析。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一书吸引了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就这一主题发表论述，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哲学理念受到更多的关注。新版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一书附录部分收录了15篇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天下体系的回应。许纪霖主编的《新天下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显然受到这一话题的启发。而赵汀阳也从未停止对天下体系的思考，其新著《天下的当代性: 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信出版社，2016年) 和《惠此中国: 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 将对天下体系的哲学思考推向新的高潮。
历史学对朝贡体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科优势，其对史料和史实的把握有助于正确理解这一体系的微观和具体层面。但是过于单一的研究方法使得当前的研究面临某种程度的困境，难以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
有鉴于此，本文提倡从学科融合的角度出发，以历史学为基础，融合国际关系、经济学、人类学、法学和哲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对朝贡体系中的不同主题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与创新，如下表所示:
各个学科可以以历史学为基础，相互分工和协作，先在不同的交叉学科进行中观层面的融合研究，等到不同的研究主题发展成熟之后，再逐步扩大到更高层次的研究，推动形成有关朝贡体系研究的学术共同体。这将可以扩大历史学本身的研究范畴，同时为全球史和年鉴学派式的研究奠定基础。完成这一目标需要历史学界的努力，也需要所有研究朝贡体系的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任重而道远。
（本文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三期）
作者简介：
吕振纲，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本期责任编辑：张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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