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谁来做家务？亲密关系里的“权力游戏”

家务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是通往性别平等道路上“最后的堡垒”。

近几十年来，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等公共领域，性别平等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据世界劳工组织统计显示，从1960年到2015年，在绝大多数国家，女性的劳工参与率稳步增长，教育参与率也经历了大幅增长。在中国，女性的高等教育参与率及学业表现也都超过了男性。与此同时，在劳动力市场，性别工资差异正在逐步缩减。

然而，在家务分工方面，性别平等的进程停滞不前。绝大部分女性仍然肩负着家务劳动的重担。据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在家务劳动方面，在婚女性平均每天所花的时间是她们男性伴侣的三倍之多。在过去二十余年间，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仅有微弱的缩小。而基于多国时间使用数据的分析更是表明，家务劳动性别不平等的持续，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

对很多职业女性来说，在职场里完成“第一轮岗”后，她们仍需回到家中继续值岗家务劳动的“第二轮班”。女性在职场和家务“两轮班”里辗转，休息和休闲时间都受到压缩，也因此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

为什么女性的有偿劳动参与和经济地位提升并未缩减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为什么性别平等在公共领域里日渐普及，在私有领域中的进程却停滞不前？如果说以往男性不做家务是因为他们要外出赚钱养家糊口，那现在女性也开始承担赚钱养家的责任了，为何她们不能像男性那样对家务说不呢？

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一书里写道：在现代社会里，“金钱的多少度量了事物间本质的差异。无色、冷漠的金钱成为了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尺。” 那么金钱是如何度量和左右家务劳动分工的呢？挣钱多就能少做家务吗？男女的金钱收入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在近期发表于《婚姻家庭期刊》(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的研究里，通过分析全球最大的家庭动态追踪调查——“英国家庭纵向调查”（The UK Household Longitudinal Survey）中6070对20到59岁异性伴侣的数据，回答了以上这些问题。和以往的研究相比，我的分析不仅关注伴侣双方劳工参与和收入情况对两性家务劳动的影响，还通过引入“家庭财务组织”这一概念，全面分析了在伴侣双方里谁挣钱、挣多少、谁管钱、以及谁决定钱怎么用对两性家务劳动的影响。

“他”的钱和权力

社会交换理论对亲密伴侣关系持乐观态度：伴侣在有偿劳动（即劳动市场参与）和无偿劳动（即家务）上的分工合作是为了寻求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在传统家庭里，男性通常担当挣钱养家的责任，他们贡献给家庭的经济收入被认为是“男性资源”。与此同时，由于家务等无偿劳动通常由女性操持，家务劳动常被认为是“女性资源”。传统的异性伴侣关系通过“性别资源交换”来维持。

“资源议价”理论对亲密关系的看法则相对“悲观”：伴侣在家庭生活中并非合作至上，他们也会通过竞争来夺取权力，以决定如何分配家务劳动，而金钱则是权力争夺中的重要筹码。过去几十年里，离婚率急速上升，在同居或婚姻关系解散时，伴侣双方中拥有资源较少、收入较低的一方常常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因此，伴侣中占有资源较少、收入相对较低的一方在家庭内部协商中会处于劣势，从而在亲密关系里拥有更少的权力。

“性别资源交换”和“资源议价”常常被看作是彼此对立的理论。然而，我的研究发现，对于理解男性的家务参与而言，这两套理论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同时存在。男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越多，他们花在家务上的时间便越少。但是，男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并不会无条件地减少他们的家务劳动时间。这还取决于钱在家里谁管、谁有权决定钱怎么花。

和“性别资源交换”理论相符，一部分男性通过把自己的收入交给伴侣管理，把自己原本应做的家务劳动 “交换”给伴侣来承担。和“资源议价”理论相符，也有一部分男性通过占有对收入的管理权以赢得不做家务的权利。也就是说，无论是交出或是保留对收入的管理权，男性都能通过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减少自己的家务劳动时间。唯有在伴侣双方分开理财时，男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才不会减少他们的家务参与。与此同时，男性也只有在有权决定钱怎么用时，才能把对家庭收入的贡献转换成不做家务的权利。

“她”钱和自主

“性别资源交换”和“资源议价”这两套理论对女性并不适用，但是这一发现这并不让人意外。由于性别薪酬差异、玻璃天花板的存在，比起男性，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仍处劣势。于是，无论在“资源交换”或是“资源议价”中，大部分的女性都不占优势——这两套商议家务分工的逻辑并不能为女性带来好处。

即使一小部分女性的收入远远超过她们的男性伴侣，她们对家庭的收入贡献却仍未能减少她们花在家务上的时间。事实却恰恰相反：大量的研究发现，和男女双方收入相对平均时相比，女性在收入显著高于其男性伴侣时，反而会做更多的家务。

社会学家把这一现象叫做“性别显示”或“性别偏离中和”——因为女性收入高于男性这一现象“偏离”了公共领域里的主流性别规范，高薪职业女性常常通过做家务来“弥补”女性气质。与此同时，她们的男性伴侣也会显著的减少他们花在家务上的时间，以“稳固”他们受到挑战的男性气概。在性别观念越传统的地方，“性别显示”现象越突出。

“自主性”理论表明，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里，伴侣在亲密关系中常常会优先考虑个人而非家庭的利益。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未必需要和伴侣进行“资源交换”或“资源议价”来决定她们自己的家务劳动。

职业女性可以自主权衡无偿家务劳动和有偿工作分别能为自己带来多少回报。在家务劳动带来的回报不及有偿劳动时，她们可以选择“放弃”家务劳动。职业女性也可以花钱购买家政服务，通过家务外包来替代自己原本需要承担的家务。此外，一项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由于职业女性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较多，花在家里的时间较少，她们制造的“家务需求”也比全职家庭主妇要低。

而我的研究则发现，虽然女性的个人收入的确可以减少她们的家务时间，但工作挣钱仅仅是女性获得自主权的起点。只有当女性能获取和管理自己的收入，并能决定自己的收入怎么用时，这些收入才能减少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女性要想在亲密关系里少做家务，仅仅工作挣钱是不够的。她们还需要拥有（和男性伴侣平等的）财务管理权和财务决策权。

家庭财务组织和家务

财务管理和决策权不仅决定了收入和家务间的关系，其对家务分配也有直接的影响。

日常财务管理在家务分配里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如上文所述，家庭财务管理可帮助理财者通过执掌收入把收入当作协商的筹码，以减少他们的家务劳动时间。但另一方面，财务管理本身则是一项繁琐的家务，家中的财务管理者常常会直接参与到日常购物、张罗衣食住行等家务活动中。我的研究发现，无论男女，伴侣中的财务管理者都会在家务里上花更多的时间。

相比之下，财务决策权——即决定钱怎么花——赋予个体的则是一种更高级别的“绝对权利”。在亲密关系中，拥有财政决策权利的一方并不一定需要付出劳动来执行消费决定。笔者发现，无论男女，其在拥有财政决策权时都会减少花家务上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个人收入的多少以及伴侣双方收入的相对高低并不能完全决定财政管理和财政决策权在家里如何分配。在我分析的6070对伴侣中，仍有相当数量没有收入，或收入和伴侣相比较低的男女垄断了家里的财政管理和决策权。同时，也有不少的高收入男性和女性在亲密关系中无管理和决策家庭财政的权利。这些发现进一步说明了在理解钱和家务的关系时，仅仅关注收入是不够的，关注家庭内部的财务组织也同样重要。

“钱理”之外

钱并不是一切。

钱谁来挣，挣多少，钱在家里谁来管、怎么用——这些问题的答案无一不受到文化环境和性别规范的影响。而对性别角色规范潜移默化的灌输，从一出生开始便开始了。

虽然儿童还没有工作挣钱，家务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在儿童身上已有体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总结现有数据后发现，全球范围内，5-9岁的女童花在做家务上的时间要比同龄男童多出30%左右，这一数值在10-14岁儿童中更是高达50%。我此前所做的一项关于儿童家务劳动的研究也同样支持这一结论：孩子对于家务劳动的贡献并非无足轻重。虽然成年人的家务性别分工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要想全面理解性别平等的进程在家务领域为何停滞不前，还需要探究性别不平等是如何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

性别角色规范的习得使得原本不公平的家务劳动分配被“常态化”。在一项基于国际社会调查的研究里，通过分析来自全球30个国家的数据，我的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是他们男性伴侣的两到三倍，但是，超过40%的女性却并不认为这样的家务分配不公平。

家务劳动中性别不平等的“常态化”也体现在对肮脏、整洁等概念的性别区分对待。对男性为何比女性少做家务这一现象，坊间流传的解释之一是男性对肮脏不敏感，而女性则“天生”对肮脏更敏感。这个解释是否站得住脚呢？为此，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者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请646名男性和女性对一组照片里屋内不整洁的程度做出评价。实验发现，男性和女性对肮脏和不整洁的认知并无差异。真正的区别在于，由于受到性别角色规范的影响，在面对肮脏和不整洁时，女性被试比男性被试更容易觉得自己有维持整洁责任。

结语

性别平等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计划的核心议题之一。当下的公共政策与社会舆论往往聚焦于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问题，例如女性劳动和教育参与、性别工资差异等。通过对一系列有关家务劳动的研究回顾，可以看出，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并没有能够带来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单单是要把女性的收入转化成她们在伴侣关系中的权力，就已面临着诸如家庭财务管理和财务决策等重重障碍。想要全面、根本性地改变家务劳动中性别不平等的现状，仅仅考虑钱是不够的。还需要改变的，是在亲密关系中、“钱理”之外不平等的性别规范。

(作者胡扬系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感谢德国比勒弗尔德大学博士候选人赵梦瑶校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