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曾留意的街角小广告，也许是中国最生猛的设计
在设计师黄河山看来，“野生设计”有一种因地制宜的流动性。它隐藏着中国基层社会运作的密码，见证着城市的差异与变化，也反映人与居住环境对话的最丰富可能性。
租房广告掌握着广州石牌村的“传播制高点”。
一套完整文案由手机号码和最简练的房屋信息组成，用记号笔写在纸箱板上，通过铁丝或红塑料绳沿防盗窗护栏串起来，就达到了招牌的效果；打印成名片大小的招贴批量“上墙”，就能从塞满凉茶店、肉铺、水果摊、发廊的窄巷里收获足够多的注意力。
信息栏里整齐粘贴的长方形黄色传单纸则展示着相对标准的操作方法。路人的目光只要停留超过3秒，坐在附近花坛上休息的中介就会迅速围上来。
与之相比，设计师黄河山见过更“彪悍”的租房广告。那是约5公里之外的棠下村，中介们把折叠桌折起来拎到街边，印有“住宿”字样的纸贴在桌面，朝向行人；或者在装满沙子的大号矿泉水瓶里插木牌，将色彩斑斓的拼图式地垫改装成活动信息栏。
穿插于“握手楼”缝隙间的折叠桌和矿泉水瓶由此成为属于棠下村的独特风景线。
“这应该是经过人民群众检验的最有效的设计，尽管来源不可考证。”黄河山说。
最近，黄河山把类似的元素用在新作《野生设计》的封面上：白色背景，经过加粗、倾斜处理后的红色宋体字印有“土味”“生猛”“廉价”“简单”“实用”等字眼，就像随处可见的小广告。
观察这些城中村里“经过人民群众检验的最有效的设计”，是他过去三年一直在做的事。
在被称为“作品”之前，
“野生设计”首先是工具
“我们面向全村所有普通家庭，是集生活美学和工匠精神于一体的日常家具品牌。我们把它命名为‘全家家居’。不管是洗脚、喝茶、聚众赌博还是霸占车位，村民都能用到我们的家具。”
这是黄河山为2017年深圳双年展参展项目“假宜家”创作的恶搞广告词。在这个项目中，他以购物网站的形式呈现了一批从城中村收集来的“神器”：装了滑轮的月饼盒盖、用摩托车旧部件或电线线圈框重新组装的椅子、可以拉开面板储物的中空结构板凳……他给这些物件配上的描述是：“有温暖的原木自然风，也有明快的工业金属风。”
无论“原研曾”还是“安藤忠杨”，制造“神器”的焊接工、修车工们都不理解黄河山安在他们头上的这些脱胎于设计大师的花名，只是十分自豪地炫耀“神器”上体现的扎实手工——“都是边角料做的”“用了许多年都没坏”。
颇受中产追捧的“器物背后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以至于黄河山在“一席”完成演讲后，一块“烤冷面”招牌的作者在后台留言，大意是：你怎么这么能说呢？做招牌的时候我都没想这么复杂。
然而，当黄河山试图带走一对分别配备了靠背和旋转装置的板凳时，却遭到主人的强烈反对。
解释过靠背的护腰功效之后，从事自行车修理的他特意坐上板凳旋转一圈，熟练地从位于不同方向的架子上取下工具，向黄河山展示因此而享受到的便捷：“我希望尽可能坐着解决问题。东西（板凳）要是被你拿走，我就没法工作了。这不是出多少钱的问题。”
“在被称为‘作品’之前，‘城中村神器’首先是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大爷大叔希望干活的时候省点力气，少费周折，于是它们就被做出来了。看上去别出心裁，特别体现创意和‘设计感’的部分，往往与他们最迫切的需求相关。”黄河山说。
从“城中村神器”到铺天盖地的招牌、标语、小广告，黄河山把这些颠覆常人审美认知的物件统称为“野生设计”。
以简陋的材质、随心所欲的结构和奇葩的视觉效果作为载体，它们肆意生长，却不约而同地遵循“功用至上，效率第一”的原则，譬如把色情服务小卡片印成100元钞票的样子扔在地上，“套路”贪小便宜的行人；用中国人非常忌讳的红油漆触目惊心地刷出“此处允许畜牲撒尿”，以制止当街便溺行为……
如果你想强调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只需要用初号、黑体打出“专业”二字并加粗，继而让其反复出现即可。杂乱无章的表象下，其对受众心理和行为方式的把握却既精准又成熟。
尽管美甲店招牌一贯使用的粉嫩色调、烤串摊用LED灯拧成的“串”字正在逐渐形成“行业性标识”，但黄河山坦言，“野生设计”的话术从来都单刀直入，而很少像平时经常见到的商业广告那样，在构建印象、营造氛围上下功夫。
即使因为要规避法律红线而不得不采取较为隐晦的形式，这些设计也会使用露骨的语言，来保证信息传达的最佳效果。
穿越广州城中村那条长达两三千米的“一线天”式通道时，黄河山时常会看见一双双穿着渔网袜的腿从足疗店里伸出，并在黑暗中招摇。
正如类似环境中滋生的那些诈骗、赌博、“出老千”技巧广告，即使被精心包装成“投资机会”“一天回本”“月入××元”，它们还是会占据最显眼的位置。
“他们（设计者）务实地把显而易见的好处罗列出来，再灌输给观者，不去理会手段够不够文雅礼貌、有没有带来舒适的感官体验，甚至不管对方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强行投喂。某种角度来看，他们对目标人群的定位相当明确，很知道自己要什么。”
因为活动空间有限，城中村居民通常彼此熟悉，面孔、装扮都与之格格不入的黄河山也因此容易被那里的人辨认出来。
当他举起相机对准墙壁上的“开锁、修锁、配匙”“专业通下水道”等小广告时，坐在巷口聊天的大妈会陷入沉默，并报以警惕的凝视；制衣作坊老板会迅速拉下铁闸，把自己的铺面遮盖严实，然后饶有兴致地迎上来围观。
“他们把我当成了骗子、推销员、希望曝光什么的记者。他们不知道我究竟是在拍摄街景，还是在窥探他们的生活。”黄河山说。
“野生设计”与城市边缘地带之间的关系本就盘根错节。据黄河山介绍，市中心或高端社区监管严格，“野生设计”会被视作违章行为而被迅速清理；农村人口密度低，消费能力有限，这使得依赖商业活动存在、广告色彩鲜明的“野生设计”无法发挥作用。
只有在低端产业密集、人员构成复杂的城市边缘地带，“野生设计”才能找到与之匹配的生存土壤，也因此隐藏起了中国基层社会运作的密码。
当通信技术消解越来越多的壁垒，当“扁平化”与“开放化”成为公众对当下世界的共识，城中村生活仍然是由人结成的巨大网络：扎根于此的中介阿姨掌握最优质房源，而只有和街坊混熟了，你才会知道哪家店的菜便宜、哪里可以补衣服钉扣子……链家、自如、大众点评通行的那套信息公开、货比三家的机制，在这里彻底宣告失灵。
“互联网其实无法在这些细枝末节上，在这些和‘现代化’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城市空间里充分发挥作用。它首先不熟悉这里的环境，运转规则也和这里的实际情况存在隔阂，提供信息、解决问题的准确度和便捷度都比不上告示、标语、招牌、小广告。”
黄河山并不否认城中村中“信息不对称”的事实，但他坦言，为这种事实贴上“闭塞”“落后”的标签，或用居高临下的姿态评估“野生设计”，都有些言之过早。
但“野生设计”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在随时接受地理空间特质与城市发展进程的塑造。
黄河山发现，在历史文化名城旧城区长期生活的“土著”和长者，依然会花心思制作香港北魏真书体的手写招牌，而深圳工业区里瞬息万变的厂房出租、材料交易的广告，则以A4纸打印、喷布的形式出街，在受城市改造大潮波及的情况下，依然展现了某种纪律性——只集中于指定的信息栏、广告栏，而不走“遍地开花”路线。
但到了京郊，规划印痕明显的“深圳模式”却又行不通了——相比于华南城中村“沙丁鱼罐头”式的拥挤逼仄，大兴、丰台、通州等区域地势平坦、开阔，建筑低矮，间距宽松，如果不能通过“广泛撒网”确保距离优势，小广告就很难保证它们的信息传播效果。
“‘野生设计’有一种因地制宜的流动性，所以在城市面貌逐渐趋同的情况下，你反而可以通过它了解差异与变化。”
黄河山遇到过一个笔名“闫欢喜”的大叔，这位大叔北漂多年，生活拮据，开过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百货”。“百货”黄了后，闫欢喜住在那些因为长期积压而堆满灰尘的杂货中间，为找不到工作发愁，却仍然对写作倾注热情。
他把自己笔下那些长短不一、透出些韵律感的句子称为“歌词”，集结成一个红色封皮的作品集。有时他也把“歌词”张贴在光线昏暗、弥漫着异味的“百货”中间，等待和人举办交流会的契机。
2016年年底，黄河山推出了一个作品，名字叫做“平淡生活的文学”，在塑料盆、饼干筒甚至一只桃红色的A货香奈儿包上，黄河山抄写了闫欢喜的“歌词”——《做个好男人也不能太寂寞》《哥要去富婆堆里找媳妇》《人生七大罪》。
因为“闫欢喜”，他将目光投向“野生设计”背后的人们：“他们似乎每天都疲于奔命，全力应对吃饭的问题，无暇思考所谓‘美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生活没有观点，没有表达欲。”
黄河山与闫欢喜的人生轨迹原本不可能存在交集。进入清华美院学习视觉传达专业之前，黄河山在广东鹤山一个秩序良好的小镇长大，平时难得见到外地人。那只他频繁在各种演讲、访谈中展示的、身上贴着搬家广告的流浪狗，最初是他在微博上看到的，但他把它归类为“搞笑土味视频”。
真正为“野生设计”项目带来启发的，是《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一书中外观恶俗而生猛的赌场、汽车旅馆、加油站和霓虹灯招牌。
美国后现代主义建筑之父罗伯特·文丘里在该书中写道：“向通俗文化学习不会使建筑师脱离他或她在高级文化中的地位。但是它也许会将高级文化改造，使其符合当前的需要和观念。”
为了搜集“野生设计”素材，黄河山曾去城中村生活了几个月。那段时间，他置身于一种稳固而紧密的社区关系中，打开窗子就可以和邻居说话，傍晚会被从附近商业区、办公区涌出的年轻人裹挟着去街头馆子吃宵夜。
“‘野生设计’其实与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息息相关，也是来自城市边缘地带的特殊生活需求所产生的。如果这些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改造和禁断就会显得一厢情愿，并且迎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循环。”黄河山说。
他认为，四合院里屡屡失败的“改造实验”，面对的其实是相同的问题——由设计师精心规划的室内空间，往往会在一个月之后恢复原状，或者“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这说明设计师希望实现的效果和场所内生活的人的需求存在差异。学院派设计师的首要考虑往往是好不好看，能不能形成个性化审美的一个标志。‘野生设计’则只关注起不起作用，能不能达到目的。”
但人与居住环境的对话本就是丰富又多元的。无论形式如何，这种沟通都承载了对“审美”与“舒适”的各自诠释。
爱好旅行的黄河山至今都难以忘记尼泊尔山区驿站里的凉亭：当地人用泥土涂抹凉亭的地面，垒起简易的桌椅，虽然做工和视觉效果都不值一提，但触感却非常顺滑。
他觉得，凉亭里的泥桌泥凳与“野生设计”的精神一脉相承——尽管条件匮乏，却从不放弃改变，从来都在为人与居住环境的对话探索新的可能性。
✎作者 | 卢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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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第543期，本期现已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