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无师问鬼神:民初国语运动中吴稚晖扶乩问音韵考

王宏超
2019-07-28 10:53
来源:《上海文化》2019年第6期

1917年,主持“读音统一会”数年的吴稚晖,去上海灵学会下设之盛德坛参与扶乩,问音韵问题,得到陆德明、江永、李登的三篇论音韵乩文。此三文在上海灵学会的机关刊物《灵学丛志》上发表之后,一时引起巨大社会的反响,灵学会认为此事为该会所做诸事中“惑人之力最大”者。鉴于吴稚晖的名气很大,社会和政治地位亦高,灵学会极希望通过此事扩大灵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吴稚晖参与此事,最初可能是出于好奇,在扶乩过程中,虽对扶乩有所质疑,但也未尝没有惊讶与叹服的态度,如他认为乩文“决非扶乩者所伪托,大约别有一物为祟”。但此事未经其允可而被公之于众之后,吴稚晖异常恼怒,公开极力重申自己一贯提倡科学、反对鬼神之立场,与扶乩活动完全划清界限。鉴于此事的社会影响很大,“足以使科学家信服”,当时提倡科学最力的杂志《新青年》遂刊发数篇“辟灵学”的文章,对此事加以批驳,其中尤以陈大齐、钱玄同的文章为代表。扶乩问音韵事件,对于一直坚持科学主义立场的吴稚晖而言,或只是一段小插曲,但这一事件却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科学与灵学论争的标志性事件,也开启了后来科玄论战之先声。

本文转载自《上海文化》2019年第6期,原文注释从略。

吴稚晖1930年代的肖像

一、小引

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学者,以“科学”与“民主”为号召,在确立科学权威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批判鬼神迷信,“辟灵学”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先后参与到这一论辩中的学者有陈大齐、刘半农、钱玄同、陈独秀、易白沙、刘叔雅、王星拱等人。此处所“辟”之对象,主要指的是上海灵学会所宣扬的“灵学”。上海灵学会在1917年成立,是在西方灵学研究(psychical research)的影响下成立的研究机构,该会出版会刊《灵学丛志》。上海灵学会所设的盛德坛,是以扶乩活动为主的一个乩坛。盛德坛的扶乩活动,最有名的大概是徐班侯灵魂照相和吴稚晖参与的扶乩问音韵事件了。徐班侯灵魂照相事件,是因传统扶乩与现代新技术的结合而倍受社会关注,而扶乩问音韵学事件则是因为主角是著名人物吴稚晖而轰动一时。

陈大齐在《辟“灵学”》中提到,在上海灵学会之盛德坛,

某日“圣贤仙佛”临坛时,各有题诗,周末诸子居然能作七绝诗,孟轲且能作大草。又李登讲音韵,能知Esperanto(世界语)之发音,此真荒谬离奇之尤者也。答吴稚晖先生音韵三篇,该会中人自谓惑人之力最大,足以使科学家信服者。

上海灵学会及盛德坛进行过无数次的扶乩活动,而独称问音韵事件为“惑人之力最大,足以使科学家信服者”,可见这一事件在当时之影响。钱玄同在后来批驳灵学的文章中也提到,这一事件是盛德坛诸活动中“最别致”者:

近来看见上海《时报》上登有广告说,有《灵学丛志》出版。此志为上海一个乩坛叫做什么“盛德坛”的机关报。其中所列的题目,都是些关于妖精魔鬼的东西。最别致的,有吴稚晖先生去问音韵之学,竟有陆德明、江永、李登三人降坛,大谈其音韵。我看了这广告,觉得实在奇怪得很,因此花了三角大洋,买他一本来看,究竟是怎样一回怪事。

扶乩问音韵事件,因借助了吴稚晖的名气,而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灵学会希望以此来提升灵学研究的社会认可度,而科学派的学者却意识到这一事件对于传播科学十分不利,遂发起“辟灵学”运动对灵学进行批驳。

二、吴稚晖问音韵始末

1917年10月15日,吴稚晖向盛德坛问询有关音韵学的问题,当晚陆德明降乩,进行回复。吴稚晖缘何会向乩坛问音韵问题,这要从他参与读音统一会开始说起。

吴稚晖与读音统一会

民国初造,要建构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语言的统一是件很重要的事,虽然此前已经有统一语音、文字的尝试,但尚未形成官方性的政策。所以,南京临时政府甫一迁京,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即于七月召集教育会议,八月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十二月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吴稚晖被聘为读音统一会主任。读音统一会于1913年2月15日正式召开,该会目标是确定法定国音,核定音素,采定注音字母。对于方言系统复杂的中国来说,这是颇为复杂的任务。正因为所涉及问题复杂,意见多有分歧,进展并不顺利,从读音统一会成立之初有关地域代表择选问题的争论就可见一斑。后来渐至于出现因意见分歧而争执、吵架竟至于打架、代表退席等事件。无奈之中,吴稚晖也选择了辞职。交代这一背景是在说明,此事因是初创,难度极大,吴稚晖尽管殚精竭虑,但遭遇的困难还是极大的。外界对于国音统一问题极为关注,这也给吴稚晖增添了不少的压力。

在读音统一会之后,吴稚晖也一直在参与国语运动的工作。面对许多困难,他的压力是巨大的。如蔡元培在1918年1月14日写给吴稚晖的信中曾催促他说:

教育部中甚希望大著《切音字典》早日完毕,因国语研究会现正积集[极]进行,欲借此以记住国语。而陈颂平即主任此事者,故颂平曾函询于先生,闻先生复函,颇责其迫促,渠甚惶恐,又嘱弟从旁一询,未知此字典究竟何时可成?

这说明吴稚晖的工作一直在继续,而且压力未曾稍减。《灵学丛志》分析吴稚晖参与扶乩之事的原因,也谈到这一点:

吴君为读音统一会编著简字,于立母定韵煞费苦心,搜集古今韵书,研求思索,数载于兹。今所叩问,盖系求诸现存书籍中而不可得其征实者也,今命陆氏答之。

一种合理的推测是,吴稚晖数年来投入到读音统一运动之中,殚精竭虑,但遇到重重困难,外在的压力很大,学理上的困难也所在多有。在内忧外困,遭遇极大精神压力的情况下,“病急乱投医”,人间无师问鬼神,去参与扶乩,也算是合乎情理的。或者说,他根本不相信扶乩,但出于好奇,就自己所关切的事问一下,看看“鬼神”如何作答,纯属作为一种消遣,也是合理的解释。

第一次:陆德明降乩

1917年10月15日晚,盛德坛开坛,由陆德明降乩回答吴稚晖所提的问题。当晚,吴稚晖并未到乩坛,他所提之问题,是由陈仲英提前带到盛德坛的。吴稚晖的问题是:

周顒沈约未分四声以前,韵集之宫商角徵羽,如何分配?崔光五韵诗,如何押韵?请西晋吕静或南齐周顒,必皆可得。或请前贤通韵学者宣示。

陆德明降乩后所宣示的乩文如下:

四声之说,古来无之,起于六朝,后之骚墨,奉为圭臬。原天地之籁,本具自然,发于喉者谓之宫,发于齶者谓之角音,发于舌者谓之徵音,发于齿者谓之商音,发于唇者谓之羽音。然古来传者各异,其说或不尽同。沈氏初创,当时天子尚疑之,不见信用,犹存古法。周汉时之长言、短言,轻读、重读,即四声之起原也。后世浸淫其说,变本加厉,而古意以亡。司马九宫反钮,神珙三十六母,更属支离。幸陈第、顾炎武、戴震、段玉裁、朱骏声辈,维持古韵,不致失坠。然诸书中广韵集韵,尚觉近古,分类亦详,无后世等韵之穿凿,而开合收送,广狭洪细,等次俨然,犹古音之几希矣。

陆德明之乩文,是在16日翌晨送给吴稚晖的。吴对于乩文虽表示“心服”,但“惟于彼所疑问之主要,尚未能满意”。钱玄同也指出了此篇乩文是答非所问,特别是后半部分:

更是“七支八搭”,胡说一阵子昏话。吴稚晖先生问的是“吕静韵集之‘宫商角徵羽’如何分配”,与三十六字母等有什么相干?更和明清以来的古音韵学家有什么相干?况且清朝的古音学家,有大发明的像江永、孔广森、王念孙诸人,都不叙,忽然拉近一个碌碌因人的朱骏声,这也可笑得狠。这种“缠夹二先生”,真是“少有少见”。

既是答非所问,吴稚晖还是希望能请到吕静、周顒,“并欲知崔氏五韵诗之押韵法也”。但欲请之人,并非一定会请到:

吕周二人之灵魂是否至今存在,崔氏之著作是否为有价值而能至今保存于灵魂界者,此皆当然之问题,非可漫然致疑者也。

这是灵学会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死去之人的灵魂存在时间之长短,与此人生前的成就和道德直接相关。如丁福保在那篇“扶持‘灵学’最为有功”、“可谓‘灵学’之精义”的文章《我理想中之鬼说》中谈到:

人之功德学问,其浅深至不一矣,及死后或上升碧落或下入黄泉,悉视其生前功德学问之深浅而定其位置,无丝毫徼幸于其间也。人有最高之功德学问者,其灵魂如百炼精钢,其鬼亦有伟大之体力。卑视尘世,无一当其意者。所以不入轮回,虽经历数千年,而灵爽常在也。

盛德坛这样的提醒,是提醒说并非所有的死去之鬼魂都能降乩,是否降乩要看其生前成就如何,灵魂是否因此得以存在至今。若按照无神论的观点看,这可能是乩坛争取主动权的一种说辞,即乩坛能决定何者能降乩,如此一来,也能掌握着扶乩结果的解释权了。

第二次:江永降乩

10月16日晚,江永临坛,宣示颇为详尽。而且还把吴稚晖现场口头所谈之问题答出,令“吴君神色顿现信仰之状态”。

江永之乩文较之陆德明之乩文篇幅较长,所涉及的问题也多,如论音之清浊:“吕律相成,而万音以生。音本人之性情,以表其意,而宣其蕴。其清者为阳,发而舒;其浊者为阴,敛而郁。”又如论音、韵之不同,“盖古人之音,本于自然;后人之韵,起于人为。”似为一些音韵知识之杂糅,而无特出之观点。

钱玄同评论此文时说,“江永的音韵篇,满纸胡言乱话,完全在那边说梦话。”详细列举数条荒谬文字,“略懂音韵之学的人看了,必为之皱眉摇头也”。

当晚在录毕全文后,乩书云:“前录恐多讹字,试一读之。”于是:

时俞君即圈句一过,再读一遍。将疑处摘录别纸,复习扶乩逐条随答,误者正之,其不误者即解释之。

或许是修改解释花费不少时间,在当晚扶乩结束撤坛时,“司诰司谕示:以后每至八时三刻,即当撤坛,非有特别缘因,不得过限。”

第三次:李登降乩

10月17日,乩坛之“值坛使者”宣示:

主坛圣谕,音韵之起自皇唐,渺兮穆兮,深邃奥微,当其娴玩,惟淑之是谟。惟念尔好兹念兹,爰命李氏降坛,续宣音韵篇三,以资考研。倘能虔诚以求,尔必能成乃事,遂乃志。

盛德坛的“主坛”为孟子,“李氏”,为李登。乩坛常有此类的“预告”,虽然乩坛之“卫使者述李氏明后当到”,“众弟子书一纸,问陆氏、江氏、李氏之名。”乩书云:“唐陆德明,清江永,唐李登,治五方元音字母,以为是,则共录之,以自勉勗,以资征验。”

10月21日晚,吴稚晖来到乩坛,“欲叩请李氏宣示音韵篇三”,当时吕祖(吕洞宾)正在临坛,众人认为李氏当日未必即到,但马上乩书云李氏已到。

不论是预告还是乩文,都提到李登是唐代人,但这是个常识性的错误。李登是曹魏时人,怪不得钱玄同讽刺说,“想来这是另外一个李登,不是那做《声类》的李登。”

《李氏音韵篇》中,争议最多的是其中竟然有外文字母,如钱玄同开列盛德坛的几大滑稽“帐”,其中一条就是:“有一个讲音韵的李登,会写西洋的字母和日本的假名。”乩书中竟然还提到了世界新语、英法德奥(美附于英)、日韩满蒙回藏、希斐尼基古文、暹罗、天方、阿剌伯、阿第安、苏门答拉、爪哇等文。

在《灵学丛志》第一卷第二期的《记载》栏中,杂志特加按语加以解释,称外文字母音表是请一位外国乩仙“侯氏”所造,而非李登所作:

“旋宫之义明矣”句下,有旁注云:“报侯士到司译通翻”八字。知已[以]下音表所列各国字母,当系侯氏所作,而经司译通翻者,编第一期时,偶不经意认为李氏本篇内之文字。今重加推究,知侯氏造列音表,其余说明等文,或系司译自述其意。或特奉主坛之谕如此云云,当非李氏所作也。

此处“侯氏”,乃是一欧洲人,10月22日乩书云:“昨日侯士归国后,道及此处设坛扶鸾,研究学术,当蒙法哲允来一游。”可见,所言“侯士”是外国人。乩坛还特别声明,乩坛并无懂西文者:“在坛职员中无娴西文者,时适有某报记者在坛参观,代录数字,亦不能成句。”近现代的乩坛,较之古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特点,便是出现了许多外来的乩仙。苏格拉底、托尔斯泰等人,经常出现在中国的乩坛中,如一次乩仙临坛,人问其名,答曰:“《几何原本》作者是也”。十分有趣!

三、扶乩前后吴稚晖态度之变化

首次参与扶乩时

吴稚晖虽是科学主义的支持者,但盛德坛开坛之后,他曾多次参与,在1917年9月到10月间,他至少三次参与扶乩,分别是9月17日、10月16日、21日。

9月17日,俞复、丁芸轩二人扶乩,请已死去十年的友人杜孟兼临坛,杜生前住在鸿兴坊,死后停柩于上海锡金公所。吴稚晖或是第一次参与,俞复也或是为了提高吴稚晖的兴趣,在请问之时专门向杜孟兼问道:

君习英文,能写英文句与老友吴君面谈否?

十分有趣的是,俞复请问之后,“乩书‘余’字,下接西字母,不甚能辨识。”以西文应对,算是对俞复的回应。

杜孟兼降坛之后,玉英真人、玉鼎真人先后降坛。玉鼎真人乩书曰:

人间万事皆非真,吾存吾性保令名;与世无尤物无竞,有为有守独行吟。

“独行吟”三字三易而成,看到此,吴稚晖或觉得鬼神作诗亦有踌躇之态,故“在旁匿笑”。在乩坛窃笑,是不敬重鬼神的表现,是为乩坛最为忌讳之行为,乩仙常常就此教训众人之心中不虔诚。吴稚晖的匿笑,惹来玉鼎真人的回应:

吾诗本随意凑成,以试扶手,且多扶不出。只可将就,不值大雅一笑也。俟扶手纯熟,或普鹃来沪,当有文字候教,吾去。

此中所提“普鹃”,指的是盛德坛的主要创办人杨光熙之子杨瑞麟。杨因事返无锡,因扶手生疏,不能尽兴表达,而导致“诸仙失去”再加上有参与者内心不诚,就更让乩仙不悦。

刘半农曾对这一细节评说道:

真人何其如此虚心,又何其如此老脸!想亦“扶手太生”,临场恍惚,致将拟就之词句忘却,再三修改,始能勉强“凑成”耳!

乩坛对于内心不诚、或故意捣乱的参与者十分在意,许多时候乩仙未能如预期降乩,往往归于有不诚心的参与者。乩仙的体系中,还有专门负责纪律的机构“秉钺部司律司”,经常谕示提醒:“凡叩问参观,均宜恪守坛规,不得心存诽讪。”所以,玉鼎真人离去之后,土地临坛,乩书云:

往往神临为喧声所扰,扶手又生,致不成文句。以后务宜静肃,并不可以立于案之两头。今日玉英真人即因此不能续行宣示,只得去也。

从吴稚晖第一次参与扶乩之事可看出,他对鬼神临坛之事或不太相信,至少没有抱有十分虔诚、崇信的态度。

三次问音韵时

但在第一次问音韵问题之后,吴稚晖的态度就开始发生了变化。10月15日陆德明临坛,吴稚晖并不在场,次日吴稚晖到坛,“谓乩上能出此种文字,实已对之心服。”10月16日是江永临坛,吴稚晖全程参与:

是日吴君在坛候示,至终篇后方去。乩书至宫隆居闾时,吴君神色顿现信仰之状态,盖其问题中并未及此,全系答其口也。

吴稚晖在江永临坛之前,与众人交流一些问题,“龂龂告人”,而这些问题并未写入他向乩仙请问的问题之中。但扶乩中却出现了对于他口头所言问题的答复,“盖其龂龂所辨者,神听已及之矣”,遂引起了吴稚晖的惊异和信仰。

尽管这些按语多出于俞复之手,而俞复对于扶乩崇信颇深,故文字或多有渲染之词。但是吴稚晖的态度有所变化,大体还是可信的。

问音韵事公之于众后

但扶乩之事后不久,吴稚晖给俞复写信,其中曰:

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其预兆乎?弟甘心常随畜道以入轮回,不忍见科学不昌,使我家土壁虫张目。

尽管提倡科学是吴稚晖一贯的态度,但对于扶乩的态度缘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变化,还是很令人疑惑的。

吴稚晖参与扶乩,并问音韵之事,很快就在社会上传播起来。蔡元培1918年1月14日给吴稚晖的信中,专门问及此事:

康心孚见告:上海有一乩坛,曾为先生请得江艮庭先生(或是江慎修先生之误)之魂剖解许多音韵上疑义,先生已深信之,而康心孚之弟又曾在坛中与其父交谈,均确否?

蔡元培还在信末叮嘱“请便中详示为幸”,可见对此事之关切。《灵学丛志》第一期也是在1918年1月出版的,蔡元培此时应该尚未见到刊物。

据钱玄同的文章看,吴稚晖应该是回复了蔡元培的信:

我还看见吴先生给蔡孑民先生的信,信中有此音韵三篇陈义敷浅,仅可供场屋中对策之用,与音韵之学相去尚远之说。(此约举其意,非直录吴君原信之语)

信中所说“仅可供场屋中对策之用”,或可用钱玄同同篇文章的一段话来说明:

记得十五年前,我遇见一位“孝廉公”,他说,他乡试时,答过一个“句股”题目。其实他于句股之学从未研究,瞎七搭八,画了几个圆的、三角的图,填上些“甲乙丙丁”的字,又瞎做了几句说明的话,连他自己也看不懂。现在这位江慎修先生的音韵之学,若和那位先生的句股之学相比,一个是十六两,一个便是一斤。

吴稚晖的大意是说,乩文虽貌似在谈论音韵,但却是不懂装懂的胡言乱语,并非是真正的学问。

吴稚晖在蔡元培写信之日的四天后(1918年1月28日)即去蔡元培处,“详示”其事,当时在场者还有钱玄同、李石曾等。钱玄同当日的日记记录了吴稚晖与他们交流了参与扶乩的事,此则日记对于理解吴稚晖对扶乩的态度,以及吴稚晖在扶乩之事公之于众之前后态度的变化,提供了最为关键的信息:

今日在蔡先生处见到吴稚晖先生,他说近来在某乩坛谈音韵之学,忽有李登、陆德明、江永降坛,此事吴先生因与提倡科学甚有阻碍,本欲秘而不宣,无如为信者载诸报章,因此吴先生深为愤恨。吴先生以此扶乩者全不懂音韵之学,因谓此怪物固非李、陆诸古人,然亦决非扶乩者所伪托,大约别有一物为祟。李石曾先生则谓此事在科学上或亦可解,不必委诸渺茫无稽之怪物。

大概的情形是,吴稚晖对于扶乩问音韵之事,虽不尽相信,但还是抱有一些鬼神使然的态度,认为“大约别有一物为祟”。但参与扶乩之事,和他些许有点相信的态度,与他一贯的科学立场是悖离的,他“本欲秘而不宣”,不想为外界所知。但俞复等人却将此事作为宣扬上海灵学会和盛德坛最好的素材,这让吴稚晖“深为愤恨”,非常生气,所以才在给俞复的信中坚决地表述自己的立场:“甘心常随畜道以入轮回,不忍见科学不昌。”

俞复与吴稚晖是旧交,彼此非常熟识,俞复认为吴的态度在消息公开前后发生的转变,并非完全是因为不相信鬼神与扶乩,而是因为碍于科学势力独胜的局面,从于时代风尚而耻言鬼神:

今之学者,耻言鬼神二字。一若言之即自侪于巫覡之伦,为科学家所失笑。

俞复且专门提到,吴稚晖之所以反对扶乩,是因为其某个亲戚能扶乩,但吴稚晖对之颇为厌恶,恶其人,遂恶其行事,因此对扶乩亦无甚好感了:

君有戚某,鄙人也,形状秽恶,人以土壁虫目之,亦能扶乩,逐役于伪道一流。君素恶其人,故并其所为亦轻蔑之。

俞复说,对于有“科学”基础的乩学来说,并不能因为某人某事而失其价值:

乩学不能因君家某而永堕其价格,真理不久霾,得时而大昌,运会之盛,其不远乎?

吴稚晖一生主张科学甚力,对于鬼神之态度还是非常明确的。参与扶乩期间的态度,因为是俞复的转述,与事实当有所出入,即便如其所言,有信服之态,当也是特殊情景下的一种惊异反应而已。但其“别有一物为祟”的说法,因是钱玄同的转述,大概是可信的,这一说法表明,吴稚晖对于鬼神的存在,大概也非是一种决绝的无神论态度。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鬼神信仰的普遍存在,许多知识分子都崇信鬼神之存在,吴稚晖表现出的些微的信仰态度,似乎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科学与灵学、迷信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决非无神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泾渭分明,在中国近现代的语境中尤为如此。吴稚晖的态度变化,提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四、科学派之“辟灵学”

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提倡科学最力的知识分子之一,吴稚晖扶乩问音韵之事公开之后,在社会中影响甚大,这引起了科学派的学者们重视:

对于吴先生此番举动,约有两派议论:一派是头脑清楚的人,说:“怎么吴稚晖也信起扶乩来了!他从前做《新世纪》、《上下古今谈》的思想见识到那[哪]里去了?”一派是昏头昏脑的人,说:“你看!吴稚晖都相信扶乩了,可见鬼神之事是的确有的,是应该相信的。”前一派的议论,不过损吴先生个人的价值,后一派的议论,为害于青年前途者甚大;本志以诱导青年为唯一之天职,不可不有所矫正。

作为吴稚晖的好友,且为《新青年》的主将,颇知内情的钱玄同在批驳乩文的同时,也为吴稚晖进行开脱:

惟吴稚晖先生实为极端提倡科学,排斥邪说之人,这回因为被朋友所拉动了一点好奇心,遂致那个什么“盛德坛”上发现这三篇讲音韵的怪文章。

真正对扶乩问音韵问题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的是陈大齐。

《新青年》中对于灵学批判最有力量的文章是陈大齐的《辟“灵学”》。陈大齐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先驱,1917年,陈大齐在蔡元培支持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在《辟“灵学”》中,陈大齐首先梳理的概念是“有意作伪”与“无意作伪”。扶乩无疑是一种“作伪”,只是有“有意”和“无意”之别。有意作伪者是“奸民”,无意作伪者是“愚民”。对于有意作伪,在学术上并无讨论的必要,只能依靠揭露其作伪行为,并请执法部门来处置。而无意作伪,是该文论说的重点。

陈大齐主要利用的是弗洛伊德学派的下意识理论来解释扶乩。在他看来,无意作伪“在现今心理学视之纯属扶者之变态心理现象,精神病者优为之,固不待‘圣贤仙佛’之降临也。”对于一些无意作伪的扶者来说,情况或许真的是手并未主动发出动作,而乩能自动(automatic action),而其实乃是“扶者之无意识的筋肉动作耳”。陈大齐举出西方与扶乩类似的活动Planchette,经过实验,这种自动书写活动是源于扶者之无意识运动,绝非圣贤仙佛之力所致。在《辟“灵学”》和《心灵现象论》的著述中,陈大齐举出许多例子加以说明这种下意识行为。

信奉灵学的人或认为,扶乩所得之文,往往超出了扶者之能力,非扶者所能作,尤其是答吴稚晖音韵三文,“扶者毫无小学知识,即欲伪造,亦断无伪造之实力耳。扶者意识之我尚不能作,乃谓扶者下意识之我为之。试问扶者下意识之我何由能作此文耶?”。灵学派的观点是,若谓扶者作伪,前提是扶者能有此作伪之能力,但实际上扶者并无相关知识,下意识能作文,也是需要意识之中有相关知识的,若全无一点知识,则下意识也难以作出文章来。如此一来,扶乩则只能是“圣贤仙佛”之作用于扶者之手。这一论点颇能受到普通人的认可,对于维护灵学派的主张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陈大齐说:

此种见解实为创造“灵学”之大护符,而亦常人不敢绝对排斥“灵学”之一大原因。

但陈大齐根据心理学理论指出,意识不能为之事,下意识未必不能为之:

盖意识之我统领身心,终日营营,以经营切己之事为专职。其有与一身利害不甚密切之事,有时虽映于吾目接于吾耳,吾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者有之,或虽一时闻见而知之,及时过境迁,遗忘净尽,不稍留痕迹者有之。下意识之我则不然。以清闲之身处无事之位,得从容闲暇以观察意识我所视为不切己之事物。故意识之我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者,下意识之我得见之闻之,或意识之我所既经遗忘不稍留痕迹者,下意识之我得牢记之,且经验当时之情形无丝毫之异。

落实到扶乩问音韵事件上,虽不知扶者是否有小学知识,即使假定扶者没有任何小学知识,也是可以解释为何能扶出音韵学的文章来的:

其扶者有小学智识与否,非吾所敢断言,今假定扶者绝无小学智识,于平常精神状态断不能作此种文字。然安保扶者不尝寓目于音韵之文,意识之我虽忘之,而下意识之我犹忆之耶。人之不解音韵者,平时偶见音韵之文,或以不能尽明之故,或虽能解,以无关于己,便恝然置之。此盖事理之常,故其意识之我毫不解音韵,断不能作音韵之文。然其下意识之我与意识大异,或于意识之我不留意时,尝留意于他人案头音韵之书,或意识之我偶读音韵之文,觉无味而欲舍者,下意识之我以极浓之兴味欢迎之,一字一句深入记忆,遇有表现之机会,便牵合各处所得材料,作成音韵之文,以自惊惊人。

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中,进入到一种“入神”(trance)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巫师的意识处于“轻度或部分的催眠状态”,而“平时所没有意识到的处于潜意识下的思考或知识便被唤醒,有时甚至会刺激出隐藏的知性。”乩手的状态颇类似于此,在入神的状态下,许多潜藏的认知被发散了出来。

就盛德坛来说,乩手的问题十分重要,盛德坛早期最为重要的乩手为杨瑞麟,若换为其他人扶乩,则效果甚差。如《灵学丛刊》关于1917年8月22日晚的记载:

乩自十八日起,均由杨君瑞麟兄弟同扶,今日适有事他适,由杨君宇青俞君仲还试扶久不出字。……少顷,瑞麟到,即与俞君合扶。

俞复后来经常练习,逐渐也成为重要的乩手,如1917年8月25日乩书云:“俞君之手,亦已练熟,可为值坛弟子。”但杨瑞麟还是最为重要的乩手,在他因事离沪返回无锡后,乩坛经常因为乩手的问题而扶不出内容。有一次俞复叩问练习到何时才能成熟,乩书示曰:

众弟子诚心,人人要扶鬼神论,须发起请瑞麟来沪,驻坛教练半月,成文句,方可赴锡。今日实无妙手,真真难扶。望速速飞请瑞麟到此,即日可出文句。

此后多次提到因为扶手太生疏,而鬼神难以畅言。在吴稚晖问音韵时,主要的扶者应是俞复。俞复为光绪二十年之举人,传统学养深厚,对于音韵学这种“小学”,当有一些基础。由他而扶出音韵文章,应当是毫不奇怪的。

吴稚晖或因好奇一时兴起去扶乩请问音韵问题,但此事却被上海灵学会以《灵学丛刊》为平台大肆渲染,借此来提升灵学的影响力。科学派的学者看到此事在社会上影响甚大,遂以《新青年》为平台展开“辟灵学”的批判活动,以此为倡导科学扫清障碍。扶乩问音韵事件遂成为了灵学派和科学派论争的核心。吴稚晖扶乩问音韵事件,对于一直坚持科学主义立场的吴稚晖而言,或是一段小插曲,但却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科学与灵学论争的标志性事件。

【作者简介】王宏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近年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美学的起源、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的扶乩文化、巫术与中国审美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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