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魁阁时代》，一幅先锋与乡土的群像
慕“云南大学原创”之名，下午在东陆庆来堂观看了话剧《魁阁时代》。开演不到十分钟，我便被演员们迅速拉进状态，沉浸着，跟随角色一道漂流在那个动荡流离却又光辉灿烂的时代。剧长两个半小时，不算短的时间却只觉晃眼而过。灯光暗下，“魁阁时代”四个大字逐渐显亮——白色油印感的大字，投射在黯淡成背景的残垣断壁。
“魁阁”，原意魁星阁，中国民间用于供奉主宰文运之神魁星的阁庙。1940年，为躲避日本敌军空袭，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在迁至昆明旧时东郊呈贡镇西二里地老城墙村的魁星阁，形成了一批以费孝通为首的学术精英集团。一因选址之故，一因研究室人才辈出、学术贡献卓越，与魁星神保佑文运昌盛的寓意名实相符，故“魁阁”成为学界赋予此一时期（1940.10——1945.9）云南大学社会学工作站的绰号。以此为创作背景，荡气恢弘的《魁阁时代》诞生了。
第一幕《跑警报》，描绘了战火纷乱的四十年代，西南联大师生怀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笑对不知生死何期的当下。费孝通、陶云逵、张之毅等角色渐次登场，聊着生活和事业。联大师生谈笑“跑警报”造词的精准，说起袭击来临的标志，揶揄跑警报时的有趣百态。观看时，总觉得这些桥段有些熟悉，回家翻阅儿时曾读过的《汪曾祺散文》，果然是基本改编自《跑警报》一文，顿生亲切——童年时代，汪曾祺开启了我对西南联大的初印象。这一场戏，生动构架出作品时空背景，初步铺呈人物性格，交代了工作室迁址缘由，是话剧之“起”。
第二幕《通奸案》，一位农妇与隔壁老王红杏出墙，被丈夫逮个正着。丈夫一怒之下暴打奸夫，三人闹去乡绅处无果，又来到政府，想要县长做个决断。县长为难，带着困惑求助教授学者们，过渡到第三幕《魁阁讨论》。费孝通从一个文化学者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制无法落实，乡绅权威、旧俗礼制是维系乡土社会的支架；许烺光却认为，法制才是摒除旧社会恶习的重要出路。县长听不懂教授们的争论，一心只想解决自己的现实难题。学者们拉来的农妇大娘加入讨论，带出下一幕《抽大烟案》。大二愤恨父亲和小弟冥顽，偷躲着吃大烟、抽鸦片，一气之下打伤老父，三人闹至乡绅处，乡绅圆滑地处理好三人矛盾。第五幕《送匾》，讲的是老乡绅为讨好地痞匪霸，巧舌说服费孝通题匾赠予，匪徒一高兴便为民出头解决纷争，孰料此时县长得令带人捉拿恶匪，费孝通傻眼。此四幕自然地让作品由“承”入“转”，高潮迭起。
最后一幕《生与死》，战火硝烟散去，魁阁精英散落各地，有人年轻不复了，有人早已离去。费孝通悲泣挚友的离去，感怀时代的奔涌，谈起学术，眼里依然闪烁光芒。晚年暮时，他追忆岁月，与刻在生命的伙伴隔空进行灵魂对话，诉说时代、畅论理想。气氛逐渐达到最顶端，他们终将逐一离去，消失在黑暗里。灯暗，剧结，留余观众独自困在情绪爆发的余韵里。
费孝通等人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满腔家国情怀，立志以学识资本投身到国家建设中。自小生长于乡土的草根，并不知处于不断发展的大千世界的真实模样、更没有与时代滚动相接轨的境界和远见，然而再麻木的人也能感到世道正在发生变化。在民间，居心不良者，借由新思潮的幌子为非作歹，比如偷情的奸夫淫妇，把世风开放的观念歪曲为道德无底线；懦弱无能者，面对变化毫无反击之力，比如县长，捋不清法制与俗约如何取舍，断不了案、保护不了百姓。百姓们对拥有高等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莫名崇拜，即便听不懂他们的言论，嘴上也都表示赞赏和接受。传统社会，每个人的身份地位都存在约定俗成的界隔，身份便成为行为决断的无形限制。面对这样的小人物，知识分子是无力的，比如剧里即说到，教授们所提倡的法制，根本无法解决乡民生活中的实际纠纷，又如费孝通本以为强权和乡绅可保一方太平，却不知二者背后野蛮自私的丑恶嘴脸。
这使我想起李有义在《汉夷杂区经济》的代序中说起的一件旧事，1938年，李随费孝通到禄丰县做田野调查，借用当地小学生到集市调查物价，即便他俩已经对当地农民解释过这是学术性调查，无关政府，不会损害农民利益，乡民还是半信半疑、惊慌跑走。学者与小人物之间的鸿沟，宽如南北两极间距离，一方面学者若想要底层民众理解这些自上而下传递着的声音，实为困难；另一方面，学者们的理论知识也可能与实际情况产生排异现象。
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而言，理想有多崇高，现实便有多惨淡。《魁阁时代》中有一场戏，讲的是费孝通的妻子孟吟生产在即，他无力支付住院费用，想请接生婆来家中帮助生产，遭到了房东的坚决反对，缘由是迷信认为在家中生产是不祥的。这一情节，我推测应该是改编自大卫·阿古什（David Arkush）所著的《费孝通传》（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 China）的一段情节。孟吟是费孝通的第二任妻子，与第一任妻子王同惠不同，孟出身农村，身上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她的经历使费反思中国传统农村家庭社会的合理性。20世纪三十年代，教授薪金是比较高的，到了四十年代，通货膨胀，钱不值钱，孩子出生后，费孝通一家的生活更为拮据。一个心怀天下的学者，却被生活逼得喘不过气。
即便作为学术前沿阵地的魁阁，条件也艰苦不堪。费孝通在《学术自述与反思》中回忆道，当时他们在呈贡农村里赁屋而居，楼下就是猪圈，薪资不够生活，只能通过高产写作换取稿费。《费孝通传》引用了1940年10月费正清夫人访问魁阁后的描述：“······有枪眼的村墙，狭窄的石子路，胡同两边排列着黑暗阴森的店铺，前面是蔬菜摊······（魁星阁）顶层有木佛，一个助理研究员在那里办公。二层没有佛像，有三张桌子，当中一张饭桌上摆着茶壶，三个书架装满书籍和文稿。这里是研究人员办公的地方。······物质条件很差，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们精神自由却囹圄于物质，实在令人唏嘘。
然而，理想确实是能支撑人熬过艰苦岁月的。“魁阁”没有钱从事大规模研究计划、雇用助理和秘书，买不起照相机和胶卷，费孝通便带领团队开展以直接观察为基础的“游击战术”，发展有关人员之间的小规模研究。当时出版物大多为油印，费就花大量时间自己刻蜡版和印刷。费孝通根据英国求学经历引入课堂讨论式的“席明纳（Seminar）”，李有义在《汉夷杂区经济》感怀道：“······我最怀念的是魁阁经常举行的学术讨论，几乎每周都要举行几次，甚至天天聚在一起时也都是讨论问题，大家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有时候大家还是一团和气。”《魁阁时代》剧中，大家“争得面红耳赤”，“还是一团和气”这类情景，在第三场《魁阁讨论》中得到充分还原。
说回《魁阁时代》本身，整部作品令人非常惊喜。编剧对历史事件的还原与重构，让我这个对社会学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也能感受到“魁阁”精神中令人心潮澎湃的魅力。我坐在离舞台很近的位置，看得清演员每一个表情与动作。观剧过程中，我多次由衷感叹导演对角色理解——从妆发到造型、从方言语调到肢体动作的设计，每一个细节都精准地展现人物鲜明的个性。同时，也不得不佩服演员们对角色的揣摩——他们的演绎让书本上的人物，有了血肉与温度。费孝通的一位学生谈起魁阁当时特有的氛围，是这样描述的：“自由探讨的空气，尊重别人意见，公开辩论和友爱精神”，我相信，观众已在《魁阁时代》充分感受到了这四个特征。再说舞台道具，整出戏只依靠一块背景板前后翻转来——“时间”与“空间”，毫不夸张地说，有几处情绪渲染令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最后一幕，迟暮之年的费孝通谈起学术理想，依然热血澎湃，眼神中重燃起光亮。
《魁阁时代》，以“魁阁”命名的时间切片，承载着耀眼如星月的先锋学者们一腔孤勇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崇高学术理想，也装着乡村社会的迷茫、困惑、无助与陈腐，两种情绪笼罩下的人物众生相，构成了一个特别的时代。先锋们惺惺相惜，彼此光芒互为映照，但于草根而言，他们只是遥远星空里可望而不可及、可听而不可明的异类。以乡土现实为研究和实践的对象，对于学者们而言，是使命，是责任，是理想，同时也是理论同真实激烈碰撞的修炼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