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众说“教育惩戒权”；反思绿色科技经济
【国内】如何看待教育惩戒权
日前，针对一起教师以课本抽打逃课学生事件，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教体局在学校处理意见基础上，对涉事教师处以扣发绩效工资、纳入信用黑名单等多项处理。恰逢2019年7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并于次日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进一步表示，“将抓紧修订《教师法》有关规定，明晰教师教育惩戒权的行使。”公众舆论再度聚焦“教育惩戒权”。
早在2016年11月1日国家九部委《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中即指出要“强化教育惩戒威慑作用。对实施欺凌和暴力的中小学生必须依法依规采取适当的矫治措施予以教育惩戒，既做到真情关爱、真诚帮助，力促学生内心感化、行为转化，又充分发挥教育惩戒措施的威慑作用。”
2017年3月,《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施行，其中规定，中小学校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应当进行批评教育或者适当惩戒；情节严重的，视情节给予处分；学校的惩戒规定应当向学生公开。这是地方第一次将“惩戒”正式写入规章办法，一度引发舆论热议。
201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张国新建议，为遏制校园欺凌，应通过立法将教育惩戒权交给学校和教师，“做了错事如果不受惩罚，只会助纣为虐”。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则建议修改《教师法》，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明确其具体内容和适用边界。
2019年4月12日，广东省司法厅在官方网站公布了《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明确了中小学教师的管教权和学校合理的教育惩戒措施，规定学校和教师依法可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
2019年7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
据《教育部答澎湃：教育惩戒目的重在教育，将修订教师法有关规定》报道，7月9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答记者问时称，教育惩戒的目的重在教育，教师是出于对学生的关爱和保护，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目的；要明确教师惩戒权的形式、规范；抓紧修改教师法的有关规定，保证教师有效行使惩戒权利，促进教师敢管、善管，维护师道尊严。
舆论随着规章条例与时政热点而波澜起伏，然而当前我国国家层面不论《教育法》《教师法》还是《义务教育法》，均无围绕教育惩戒权的法律规定。
对于教育惩戒权相关问题于公众舆论激起的千层浪，“光明日报教育家”《教育法学专家谈教育的“戒尺”该怎么举》一文中教育法学专家劳凯声将其归因于：“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主体地位不断提升，社会对儿童权利日益关注，对个人权利包括人格尊严、个人自由、隐私等权利越来越受到尊重，许多人提倡赏识教育、无批评教育、爱的教育等。这种儿童教育的新伦理观影响了老师对儿童的教育行为，使教育惩戒问题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一是因为师生关系发生了变化，老师在教育学生时产生的一些问题，已经无法通过简单、正面的鼓励解决；二是因为校园欺凌现象严重，一般的教育措施已经无法完全解决。这是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校园欺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涉嫌犯罪，因此必须承担和他们行为相应的后果。而这些矛盾相对突出的原因在于，当前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少子化带来了长辈对下一代的关系变化，使家庭教育的难度上升；同时，因家庭结构变化使家校关系产生了变化，以前的学生在学校被批评，回家会被家长再骂一次，现在是家长找老师论理，背后折射的是整体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变化。”
对于教育惩戒权的理解，“中国教育报”《教育惩戒“界”在哪里？》采访稿中，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认为“教育惩戒权是教师根据国家赋予的培养学生的职责，通过立法而获得并在教育实践中履行的一种职业权力，它是国家教育权的具体化，具有典型的公法特征。教师是按照国家要求来教育培养学生的，这是教师的职责所在。教育惩戒权既是教师的基本管理权，也是其责任和义务。在依法治教的要求下，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也要用法治思维，形成相应的法律或机制。”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谭晓玉则认为“所谓教育惩戒权，是指教师为维护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秩序，保障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依据教育法所赋予的管理学生的职权，针对违反学生行为规范、破坏校纪校规的学生行使的一种教育管理权。”现代教育科学《消解与重构：教师惩戒权的行使困境及突破》一文则认为“教育惩戒权指的是学校或者教师为了维护教育秩序、完成教育目标而对一些违规的学生采取惩罚措施，从而达到矫正学生错误行为的目的的一项权利。”有观点认为惩戒原本就是教育的应有之意，但现实中个别因实施惩戒教育而产生的负效案例使得教育主体普遍对惩戒心有余悸甚至于谈虎色变。也不乏学者认为教育惩戒权仍为学界所争议，难以定论。
围绕教育惩戒权，公众舆论涌现多角度的呼吁与倡导。
“新华时评”《戒尺要既有温度又有刻度》将“为什么许多老师面对不听话的学生却‘不会管、不敢管、不愿管’，甚至干脆在心里就把传承了几千年的戒尺置诸一边？”主要归因于个别教师滥用教育惩戒权、体罚学生，由此引发家校矛盾、师生对立。但事实证明，教师一旦扔掉戒尺，对学生来说，贻害远大于收益。因此“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就是要把戒尺还给老师。递到老师手上的这把戒尺既要有温度，也要有刻度。爱是教育的起点，教育惩戒权就是“因爱赋权”，以爱学生为出发点。学校、教师和家长理应在爱孩子这一共同出发点上达成共识——必要的惩戒是为了让孩子成长得更好。戒尺上也要有明确的刻度。要让老师能够掌握它的限度和力度。
“中国教师报”评论《重拾惩戒不等于回归体罚》则着重强调厘清惩戒与体罚的界限、细化相关教育惩戒权相关标准的重要性，认为“在推动教育惩戒权回归校园的同时，必须细化相关标准，厘清惩戒与体罚的边界，防止惩戒权被过度使用。美国有20多个州法律明确规定学校可以对学生实施处罚，并对此规定了许多细则。日本在相关法规里明确告诉学校什么行为是惩戒，什么行为是体罚，比如让学生饿肚子、不许回家是体罚，学生犯错罚扫地是惩戒。只有明确惩戒范围和方式，才能既充分发挥教育惩戒的威慑作用，又保障广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教育与教学研究”刊《惩戒教育要还是不要之惩戒的教育价值与风险规避》中则认为通过惩戒从实践和认识层面培养学生畏戒意识；通过惩戒这一负强化或抑制来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通过经历磨难、承受失败、体验委屈，提高学生的抗挫折能力；通过惩戒教育，学生能够形成纪律、法律意识，养成学生遵纪守法习惯四个方面阐释惩戒教育的价值。同时一并指出惩戒教育权附随的相关隐患：首先，在赏识教育、快乐教育、个性教育的流行的大环境中很少受到拒绝、批评和惩罚，造成学生心理敏感，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严重，自尊心过强而且脆弱，抗挫折能力差。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使用惩戒教育，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挫伤学生的自尊心，难以达到惩戒的预期目的；其次，惩戒教育不是变相体罚，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教师对惩戒“度”或“方式”的把握上，而在实践中，学校和教师在使用惩戒教育时，很难掌握好这个“度”或“方式”，一旦被学生和家长质疑为“变相体罚”，学校或教师很难自证清白，从而可能给教师带来被惩处的风险；再次，惩戒教育的结果难以掌控，惩戒教育的主体是学校，执行者是教师，对象是学生。教师可以掌控惩戒教育的条件和过程、方式和方法，却很难掌控惩戒教育的结果。因为惩戒教育的结果最终是由学生或家长认知决定的。由于学生或家长的认知、经历、个性等各不相同，对待同等程度、同样方式的惩戒教育，感受却千差万别。惩戒教育的结果难以掌控，有时还可能给教师自身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教学与管理”刊《涂尔干惩罚思想及其对教师惩戒的启示》一文，则提出确定惩戒的范围，发挥惩戒主体的“他律”作用以外，还要释放惩戒主体的“自律”作用。“自律”的发挥主要依赖于学校和教师对惩戒内部运行制度的认同，明确惩戒的原则。学生惩戒的运行要兼顾以下原则：第一，公平原则。公平原则要求学校"教师处理问题要不偏不倚，公正无私，对同样性质程度的越轨行为，给与同样的对待和处分，不能因人而异，不同等的情况应该给与不同等的惩罚，教师和学校在适用惩戒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学生错误行为性质和主观态度，根据具体情节施加惩罚；第二，因材施教原则。学校和教师应该从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每个同学的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惩戒，才能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第三，爱护原则。学校和教师实施惩戒，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和权利，不带有偏见，公正看待每一位同学，在相互理解、相互接纳的过程中实施惩戒；第四，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学校的惩戒不仅要确立规范、震慑的力量，同时也应该诉诸道德的力量。作为预防违规和惩处违规行为的手段，学校实施学生惩戒应该激发学生由于良知而产生的内疚感和悔恨的情感。
对于教育惩戒权之于教育的意义，依然存在质疑与反思。“中国教育报”评论《热衷惩戒权得不到有温度的教育》即指出“当今的学生不好管、不敢管，当然有家庭教育缺失、家长不积极配合等原因，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当代学生和家长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对教育的公平公正和人格尊严的维护有了更高的期待，是一种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老师要接受教育新时代的挑战，转变观念，提升专业化水平。……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是我们的教育太功利，把教育的初心、教育的魂丢了。”
实践中不乏教育惩戒权的先行者。
2018年11月常州市局前街小学即围绕教育惩戒举办听证会，并于其时引发大量争议。“江苏教育研究”所刊该校校长李伟平《小学教育惩戒的制度设计》即展现该校长围绕教育惩戒权实施与监督构想：第一层面为学生自主管理监督。让学生通过参与学校教育惩戒制度的学习和讨论，结合班级公约的制订，进一步明确与认同班规校规。在此基础上，建立班级学生自主管理与监督组织。在实施教育惩戒的第一步可以引入学生自主管理，通过学生自主管理与监督组织与学生的交流谈话引导学生及时认识与改正错误。同时，在学校对学生实施教育惩戒时，学生自主管理与监督组织也参与监督。第二层面为由资深专家、班主任、学校行政人员、家长代表组成的惩戒委员会，负责指导与审核相关教育惩戒实施工作，对惩戒对象做进一步研究，对惩戒的阶段和方法的适切性做进一步论证，确保惩戒实施的合理性。第三层面为以上级行政部门相关人员、学校行政人员、教师代表、家长为主体惩戒监督委员会，研制特殊学生档案记录表、实施惩戒活动记录表与惩戒成效记录表，并要求实施教育惩戒的主体做好相关记录，定期交由惩戒监督委员会审核，确保教育惩戒的适切性。
“澎湃新闻”《教育观｜“教育惩戒权”怎么落实？专家建议配套实用图文手册》报道四川达州市大竹县第二小学早在2018年3月便开始“请戒尺进课堂”，对于对违规学生实施轻微惩戒，彼时曾引发热议。该校校长沈逢春以管理的大竹县第二小学留守学生人数过半，因父母在外打工、爷爷奶奶过分溺爱，不少孩子没有形成良好的习惯，违规违纪行为频发，而老师们不敢惩戒、不敢放手管，没有教育效果作为学校决定“让戒尺进课堂”的原因。并认为，在孩子家庭教育水平跟不上的情况下，引入戒尺确有必要。给惩戒教育立法并赋予老师以惩戒权”，将从根本上解决老师不敢管、不知怎么管理后进生这一瓶颈问题。对于即将制订的实施细则，沈逢春希望“实施细则”明确“惩戒的方式和度”，避免含义模糊导致的教师惩戒权滥用，也表示教育惩戒权应因材施教，惩戒教育与心理抚慰也应紧密结合。
然而，立法层面对教育惩戒权的尝试是否能够切实地起效、真正改变家校双方围绕教育惩戒的困局，仍是个未知数。“半月谈”《青岛立法首提“教育惩戒”，敢于行使惩戒权的教师寥寥无几》调查了解到2017年2月被喻为教育惩戒理念先驱的《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颁布后，教育部有关部门对于这种敢于动真碰硬的地方立法实践表示认可，然而青岛立法尝试一年多，广大教师在实践中依然对“适度惩戒”心有疑虑，敢于行使惩戒权的教师寥寥无几。”
采访观点表示政策和立法支持适度惩戒一直是基层教师的期盼，但实践中各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目前还是存在‘明哲保身’心态。”也有人提出教育惩戒权法出无源的质疑；及惩戒教育并非目前解决校园教育乱象的重点，以升学率为中心的教育环境下，考试成绩远远比思德教育受重视，重“授业解惑”，轻“传道”(即教如何做人)，而“传道”却绝不是靠惩罚就能实现的。
【国际】为什么hipster素食和绿色科技经济不可持续？
近日半岛电视新闻网的一篇关于素食和绿色科技经济的文章颇有启发性。
作者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新校区讲起，那里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其建筑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拥有雨水收集结构、节能照明和热回收，那里还有为电动汽车和自行车设计的基础设施，大量的绿色植物，整体而言，实现最小的碳排放。包括微软在内的许多科技公司正在进入，并有望进一步提升其“生态效率”。原本这个移民社区拥有的杂货店、清真肉店和社区中心很快将被素食连锁餐厅、时髦的复古服装店、有机食品店和咖啡店所取代，因为房东赶走了贫穷的租户，以便更好地腾出空间。
作者说，不幸的是，用破坏来创造是资本主义最擅长的，其破坏性的做法绝不是绿色的。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可持续”经济活动愿景、“生态意识”饮食和现代资本主义中的“时髦”（hipness）强化了不平等，仍然对环境造成了伤害。
“可持续发展”的错觉
“可持续发展”一词最初是在1992年的联合国地球峰会上提出的。当时，支持新自由主义的西方政府刚刚在过去十年中废除了工会、环境法规和凯恩斯主义福利计划，并希望将其做法传播到别处。环境问题被视为低效率问题，可以通过技术和更好的资源管理来解决，这有效地使1960年代和1970年代政治导向的环境主义变得中性化。政策专家、经济学家和硅谷精英接管了环境问题，并将其转变为另一个创造利润的努力，将资本扩展作为朝向实现更“可持续”的未来的进步。
从本质上讲，环境保护主义是为了扩大利润而被有意识地去政治化。其中包括在手机上使用最新的节省劳力的app，购买节能设备，吃素或有机食品，以及建造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建筑物。虽然这些效率的提高确实值得称赞，但它们并不能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这是因为这种“快速解决方案”正来自资本扩张的经济和政治结构。
提高效率总是涉及维持和扩大生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这反映在以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命名的所谓“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中，他发现提高能源效率也导致需求增加。
今天，经济部门可以观察到这种“反弹效应”，因为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被用于推动进一步增长。飞机、汽车和电子设备的更高效率立即被更便宜的价格所抵消，导致需求增加，最终消耗更多的能源和资源。在我们所处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一个地方的效率提高往往以他人的效率低下或浪费为代价。
“绿色地”工作
当资本主义与增长导向的效率改进合作时，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城市（包括蒙特利尔）出现的神话般的“绿色科技”飞地。
这些高科技企业，以及“创意阶层”的职业（如艺术家、音乐家、学者、平面设计师等），往往集中在重工业和制造业转移到同一国家其他地区或国外的地方。他们不是生产原材料或制成品，而是专注于提供专家信息。
那些认为增长可能伴随着非物质化经济活动的人确信，服务经济中的这些知识性和创造性类别在某种程度上比那些从事工业化农业或制造业的人（所谓的“脏”工作的人）具有更低的环境影响。但这个信息经济真的更清洁、更环保吗？
并不是的。这是因为他们运营所需的资源从根本上依赖于制造业和集中农业，这些农业越来越远离其运营地点，并且往往伴随着重大的环境影响和剥削性劳动实践。
让我们以信息经济对技术的依赖为例。在工作中，创意阶层既使用又依赖于某些技术产品的大量消费，这些产品的原材料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饱受战争蹂躏的地方开采的，后来在中国这样的地方聚集，工人面临着不稳定的工作条件，薪酬不足。
高科技设备可能被宣传为极其高效，但通信行业的快速增长不仅增加了对物质资源的需求，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危险的采掘业，而且还大幅扩大了能源消耗。到2020年，IT将在全球范围内占用高达20％的电力，这对碳排放的贡献很大。
该行业还生产不断增加的电子废物，目前是增长最快的固体废物，它大量运往发展中国家，污染环境并杀死回收它的工人。
与制造业，工业化农业或矿物开采相比，绿色科技飞地可能看起来重要，因为它们依赖于其他地方生产的产品，通常超出国界。但是，往国外出口“脏产品”并使国家记录“更清洁”并不能使服务业变得更加环保。
“绿色地”吃
近年来，素食主义也被吸引到盈利的“绿色”经济中。它越来越受欢迎，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传统上对全球食品工业及其滥用动物的抵制已越来越成为“摇钱树”。
根据牛津大学研究员马克斯·斯普林曼的说法，如果全世界要在2050年之前转向素食主义者，它将节省1.5万亿美元的医疗保健费用和气候变化损失，因为它可以减少三分之二的温室气体排放。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盈余永远不会被闲置。它将被重新投资于进一步增长，这仍将消耗更多资源，剥削工人并产生废物并以某种方式破坏环境。
对纯素食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对生物多样性也将是毁灭性的，因为它依赖于单一作物的水果和蔬菜作物（特别是大豆）。它还需要通过砍伐森林和增加农业用水来扩大耕地面积。它还将加深对弱势群体的现有劳动力的开发，并进一步鼓励大型土地所有者和企业滥用小农。
你购买的那种美味的非乳制奶的原料腰果很可能来自印度，在那里，女性在恶劣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以剔除坚果，忍受这个过程中释放的酸的痛苦伤害。同样美味的杏仁可能来自干旱的加利福尼亚州，其中杏仁种植是最大的水消费者之一。
Being “cool”
当然，“绿色地”工作和饮食伴随着一种由“酷”的美学所塑造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古董家具、有机市场、纹身店还是第三波咖啡店。但是，“绿色”和“酷”往往具有令人望而生畏的价格标签，这直接强化了社会中的阶级分隔。
由于这个原因，需要对“酷”的产品其后果进行更深入的集体反思。对“酷”本身也是。它应该反映关怀、关爱、创造力、连结和意义，应该没有种族、性别或社会经济的边界。在实践中，它涉及复制一种特定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总是为资本扩张提供新的途径，允许所有有意义的东西被挖空并商品化以获取利润。
与此同时，正处于“酷”前沿的这些具有历史特权的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接受了将人类进步与新的价值形式等同于利润的现代自负。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世界各地的人类和非人类群体的暴力生态破坏和社会流离失所，致力于为“酷”阶级提供永远不满足的美学。
城市赶时髦的人很快就会认为较贫穷的阶层没有“绿色意识”，因为他们没有达到昂贵的“绿色”标准，也没有认识到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和被权力忽视的人“绿色地”生活的机会有限。他们也倾向于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置之不理，后者是为了更公平地分配财富和社会福祉。
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肯定不是“酷”……它在字面意义上燃烧我们的星球。超然、独立、非政治性的“酷”根本就不会再削减它了。这种生活方式可能看起来略微有效，但它们基本上是将社会和生态成本转移到本地的和全球范围的较低特权者的便利副产品。
【国际】乔姆斯基谈国际局势
乔姆斯基在九十高龄仍然在持续评论国际局势和全球危机，以下内容摘自《雅各宾》杂志对他的最新采访。
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
媒体几乎反思地采用了国家主义的基本框架。在光谱的自由派一端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通常会略微软化棱角，给人一种独立的印象。报道伊朗-美国的紧张局势是长期的典型模式。根据国家宣传，伊朗是罪魁祸首，美国必须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应对伊朗的挑衅和恶意。自由主义媒体的立场是，双方都在加剧紧张局势。
现实是截然不同的。伊朗完全遵守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JCPOA）的严格条款（对“不扩散条约”的签署者来说是极其苛刻的）。美国情报部门和所有其他可靠消息来源都同意这一点。特朗普政府退出条约，有效地摧毁了它，并实施野蛮制裁，旨在摧毁经济和惩罚人口。伊朗没有任何反应，希望欧盟可能有勇气背离主人的命令，但是当后者没有这样做时，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恢复其核计划。事实上它根据核不扩散条约有权这么做，当JCPOA被废除时。
所有这些都被忽视了。
在新闻自由中无人问津的是盖洛普国际民意调查，该调查询问哪个国家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美国，其他国甚至差得远。伊朗几乎没有被提到 ，这与美国的咒语相悖，后者被不断吟诵：伊朗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美国当然是世界和平与民主的主要倡导者。
有一种直接的方法可以缓解或结束任何想象中的伊朗核威胁：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 nuclear weapons-free zone，NWFZ），进行适当的检查，正如根据JCPOA在伊朗境内进行的那些检查，但必须是无干扰的。这个想法是几十年前由阿拉伯国家提出的。它得到伊朗、七十七国集团和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大力支持，但美国在“核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上经常对其否决，最近的是奥巴马。原因几乎不被隐瞒。这将意味着承认以色列庞大的核武器库的存在，并允许对其进行检查，这将使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在美国法律下成为非法，显然是无法容忍的。因此，拥护这种政策必须是另一种形式的“真正的反犹主义”。
一个有趣的脚注是，美国和英国有独特的义务在中东寻求无核武器区。在寻求为入侵伊拉克编造借口时，美英诉诸于联合国安理会第687号决议；他们错误地宣称伊拉克通过发展核武器而违反了这一决议。该条约的唯一违反者是美国和英国，他们破坏了它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呼吁。
无休止地说这些变得有些无聊。奥威尔也谈过如何在自由的英格兰不使用武力而压制不受欢迎的想法。
关于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晤：
在我看来，在特朗普的各种滑稽动作背后寻求一些地缘政治战略是错误的。他经常明确指出他的指导原则。例如，他宣布了7月4日（指独立日）的狂欢计划：“波托马克河畔的红场 ”，他在推特上说，司仪将是“你最喜欢的总统：我”。这确实是这个婴儿自大狂的指导原则，他掌握着世界的未来。
这个原则带来后果。一个是过去所做的一切（特别是被讨厌的奥巴马做的）完全是一场灾难，伤害了美国，但现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交易制造者”将会纠正。在大多数情况下，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有时他的行为或多或少是合理的。
2018年4月，韩朝发布了一份历史性声明，概述了“自愿”进行妥协和最终无核化的步骤，没有外国干涉，后者过去一直是非常有害的。这一声明是通过谁达成的？从实际的历史记录中并不难看出，这通常在报道和评论中被歪曲。特朗普在非军事区与金正恩的会晤以及跨越边界的象征性步骤，从好的方面讲可以是向解决这场可怕而不祥的冲突迈出一步。
无论结果如何，主要的外部力量，尤其是美国，都会采取措施使其适应自己的目标。这就是世界运作的方式。
关于特朗普是不是美国帝国的最后一次喘息：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极世界半个世纪。抛开俄罗斯帝国，世界拥有一支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但到了1970年，有了三个主要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中心：以德国为基础的欧洲，以美国为基础的北美和充满活力的东北亚地区。
到那时美国“压制独立发展”的能力已经有所下降。里根在中美洲的犯罪暴行是一场人类和社会灾难，但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进行军事政变，并强加其选择的恐怖政权。自那以后，这种能力进一步下降，尽管它仍然存。美国帝国也是如此，虽然形式在改变。
当然，在军事上，联合国立场完全独立于世界。从经济角度来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下降。但正如政治经济学家肖恩·斯塔尔斯（Sean Starrs）所讨论的那样，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国民账户不再具有它们以前的意义。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国内跨国公司持有的世界财富份额。正如他所表明的那样，通过这种衡量方式，美国的经济实力还非常强大。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公司拥有世界财富的一半左右，几乎在每个类别都领先。
此外，美国对世界金融体系进行了有效控制，使其能够实施压制和谋杀性的制裁，旨在惩罚犯有“成功抵抗”（successful defiance）——古巴的根本罪行——的人口，这是国务院在六十年代初的内部文件中的说法，对于伊朗也是如此。
帝国不是一个定义明确的概念，但在控制和胁迫的权力方面，美国在全球体系中排名第一。美国的全球统治体系甚至可能在特朗普不稳定的摇摆的落锤破碎机中幸存下来，可能是以修改过的形式，反动国家联盟和在特朗普支持下形成的“非自由民主国家”可能更加突出。维持有组织的人类社会的环境能否在特朗普及其共和党治下生存下来，是一个不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