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要“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

文 | 曾于里

编辑 | 俞诗逸

城市里的盲道经常遇到“断头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7月9日晚，微博网友爆料称，北京截瘫者之家创办人文军，在大理考察无障碍路线时不幸殒命。

该网友在微博上写到，“7月7日晚，他回酒店路上，因无障碍路口被私家车占用，他不得不另寻他路，但不幸开着轮椅车头掉进了停车场的坑里，当时停车场没有任何的警戒标识。直到他被保安发现，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

随后，多家媒体证实了文军不幸遇难的消息。一个始终为残疾人权益奔走的公益人士，却以这样的意外走向生命的终点，这令人伤心，也令我们汗颜。

笔者在国内的几个城市有过多年的生活经历，回想起来，无障碍通道（包括盲道）被占用的情况实在是太普遍了，甚至有的无障碍通道的设计也非常不合理，比如走着走着迎面就是一堵围墙，或者盲道砖的铺设不是直线的而是弯弯绕绕……这折射的是，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老百姓，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无障碍通道的重要性。文军的不幸发生后，微博上不少评论留言道：他们这才头一回听说无障碍通道，头一回听说盲道砖。

中国有数量庞大的残障人士，有数据显示有8000多万。但回想一下，我们在生活中碰到他们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30余年来笔者从未遇到有盲人在盲道上行走。事实上，中国并非缺失无障碍设施，只是我们的许多无障碍设施的利用率实在太低，形同虚设。我们欠缺的是真正地为残障人士考虑的那颗心——用不久前全网热传的叶敬忠教授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2019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谈到的，我们没有“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我们没有形成一个稳定且善良的“弱者观”。

谁是弱者？这个概念在社会学上有诸多分歧和解释，简单来说，弱者有相对和绝对两个层面。从相对层面上看，任何人都可能是“弱者”，因为总有比我们更强势的人，这不是提醒我们以弱者心态自怜，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对弱者有同理心——我们本质上是一样的。

而绝对层面，弱者指涉的是“心理、生理、能力、机会和境遇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人”。或者我们将他们理解为于社会财富与权益平均线下的人群，比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受灾地区群众、孤儿、残障人士、少数人群等等，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话语权等方方面面都处于弱势地位，抑或想像“普通人”一样过上普通的生活需要付出更多。

怎么看待弱者，就是一个社会的“弱者观”。是“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还是将弱者排除我们的世界之外，假装看不到或者不想看到他们的存在？

叶敬忠演讲中，图片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官网。

一

一个遗憾的事实是：现实生活中，后一种“弱者观”更为常见。甚至在舆论中，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鄙夷弱者的论调。

笔者在微信搜索框输入“弱者”二字，触目惊心的是，弹出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对弱者的批判。

比如《远离“弱者婊”》，意即很多弱者会利用“弱者”的身份占你便宜；比如《请警惕你的“弱者思维”》，称弱者一般是“索取型人格”；比如《弱者都记仇，强者才宽容》，说弱者爱抱怨，会记仇，成功者都选择宽容；比如《弱者才会要求公平》《弱者追求公平，强者解决问题》，强调公平是理想状态，强者是适应社会，“不断调节自己，最终取得成功，弱者总是在抱怨指责，这个社会不公平，是别人的错误，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更早些时候，舆论曾有一阵对“你弱你有理”心态的集体批判，不知不觉间，“弱者”这个词在舆论中已经污名化了。

应该承认，这些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弱者”的心态或者行为令人无法苟同，比如以“弱者”自居，吃拿卡要；比如“我是弱者我有理”；或者以“弱者”为武器，动辄是社会不公，是别人恃强凌弱……

但我们更应该承认的是，如果我们想从个别弱者身上找到这样一些缺点，简直是太容易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弱者的道德水准并不一定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我们擅长把从极端的个例当做靶子，然后将它推广到普遍，搞得好像所有的弱者都值得怀疑，在滑坡谬论下，很容易得出“你是弱者你活该”“弱者才追求公平”等结论，它最终导向的是：我们对弱者的忽略、冷漠甚至鄙夷。

将弱者污名化，暗含着我们内心中的“鸡贼”——通过对弱者的污名化，我们彻底地实现了道德豁免。原本很多人对弱者是有同理心、同情心，是愿意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的，但“支付”同情是需要情感成本甚至物质成本的，有些人可能觉得“累”，心里又过意不去。但通过几个极端例子，将整个弱者群体污名化，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弱者不管不问了——他们可不是啥好东西，别理会，不用帮，不用有心理负担。我们轻松地甩下了道义责任。

而如果从更深层的文化角度看，我们的传统一向注重等级秩序，不看重弱者。我们崇敬的，是那些拥有权力和金钱的群体；我们所习惯站立的立场，也是强权者的立场，并根据他们的立场去思考问题。

《身份的焦虑》，[英]阿兰·德波顿著，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6月版

这种心理有点像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里分析的，“人们开始更倾向于认同这样的观念，即人的才识往往能影响或决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这种认同反过来赋予了金钱一种新的道德涵义……在精英社会里，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才干，他不可能有一份高声望、高薪酬的职位。故而财富成为一个人良好秉性的象征：富人不仅富有，而且就是比别人优秀……对那些身份低微的人，这个故事不可避免地存在负面影响。既然成功者理应成功，那么失败者就理应失败。因此，在精英崇拜制度下人们致富无可厚非，同理，人们挨穷也不是没有缘由。正因为如此，一个人身份低微，其境遇固然令人同情，但一切也是咎由自取。”

我们将一个人的权势与金钱地位，与他的身份、处境、品格划上等号。仿佛成功者，都是能力更高、品行更好，而失败者/弱者，便意味着品行差、能力差，否则他怎么会失败？

二

鄙夷弱者的“弱者观”，虽可实现道德豁免，也像鲁迅说的宣泄卑怯的情绪，“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但弱者的不幸仅止于他们自身吗？

我们不该忘却，弱者还有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必讳言，时下我们社会，无论是富人穷人，无论是商人农民，无论是学者还是盲流，常常共享着一种“弱势心态”：每一个群体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每一个人都被某种焦虑所裹挟了：生存的焦虑，发展的焦虑，道德的焦虑，公平的焦虑，环境的焦虑。

全民“弱势心态”、全民焦虑有诸多原因，也有许多非理性的因素，但不容忽视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依旧压迫着我们，人人唯恐落后，唯恐成为社会的“弱者”，唯恐被淘汰；我们都很赶，我们都很拼，我们都在忙着抢……这种“弱势心态”也在滋生一种戾气，并可能产生“为暴力而暴力的暴力”。

《正义论》（修订版），[美] 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缪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

可试想一下，假若我们对社会的信念不是“弱肉强食”，而是“弱有所扶”的守望相助，一切会不会显得不同？美国学者罗尔斯在《正义论》里曾提出“无知之幕”说法。所谓无知之幕，是“假定各方不知道某些特殊事实。首先，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他的阶级出身，他也不知道他的天生资质和自然能力的程度，不知道他的理智和力量等情形。其次，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善的观念，他的合理生活计划的特殊性，甚至不知道他的心理特征……再次，我假定各方不知道这一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况，或者它能达到的文明和文化水平。”罗尔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旨在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以使任何被一致同意的原则都将是正义的。”

“无知之幕”虽然并不存在，也是理想化的构建，但它还是打开了另一扇思维之窗，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弱者。我们都可能是穷人，是残障人士，是下岗工人，是遭遇不平的弱势者，是性少数群体……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在做一项决策或形成一个判断时，才不会仅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立场出发，高高在上、颐指气使、隔岸观火，而是“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他们是怎样想的，他们为何会这样想，怎么才能让他们生活得更幸福，如何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在人人原子化的时代，人人也都是孤独的，不安全感总挥之不去；只有我们形成社会共同体的意识——若我遭遇不平，就会有人替我站出来，假若我成为弱者，也会得到众人的帮扶——我们才能真正收获内心长久的安全感。我们不仅是为文军鼓与呼，为残障人士鼓与呼，也是在为可能成为弱者的自己鼓与呼。

曾于里，文化评论者、专栏作者。本文为澎湃·湃客“众声”栏目独家首发稿件，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未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