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常知变”：《庚子救援研究》读书会纪实
2019年6月18日，《庚子救援研究》读书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山西路分部举办。本次读书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近代上海史创新学科团队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团委共同主办，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十多位学者参加了讨论。
读书会由上海社科院哲学所鲍文欣博士主持，《庚子救援研究》一书的作者，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冯志阳博士首先对该书的写作过程、写作中碰到的问题以及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了介绍。作者表示，最初关注这个题目，与他导师周武研究员的一次讲课有关。在课堂上，周武老师指出在庚子国变前后，从北京到上海有一个大规模的人才迁徙潮，尤其是庚子年间有一个大规模的救援行动，使得很多精英从北京来到上海。对于这个救援行动，学界不但研究得很少，就是知道此事的也不多，很值得关注。通过周武老师提供的线索，冯志阳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陆树藩所著的一卷《救援日记》、六卷《救济文牍》和一卷《京津救济善会图说》。依据这些史料，他于2007年在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做了一次有关庚子救援事件的学术报告。作者表示，这是他关于庚子救援事件的最初研究，视野和范围基本上都局限在陆树藩和救济善会身上，而这又是因为最初在上海图书馆找到的这些史料都是关于陆树藩和救济善会的。
后来，史料进一步丰富，这些史料主要来源于《申报》、《中外日报》等当时的报刊，尤其是《申报》。作者指出，申报馆协赈所的负责人席裕福就是东南济急善会的组织者之一，因此善会的公启、章程、公函、电报、捐款清单、被救官民名单等资料就全部刊登在《申报》上。另外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是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作者介绍，盛宣怀在李鸿章的指示下，向各地大员发出公电，请求他们捐款救济在京的难官难民，各省督抚的回电便主要收录在这部书中。还有一部分史料是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的未刊部分，作者表示其书中的不少核心史料就来自于这些未刊“盛档”。在作者看来，上述这些史料主要是有关东南济急善会的资料，正是这些资料为呈现东南济急善会的基本情况提供了史料支撑。2008年，作者以“庚子救援与南北意识”为题作了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但后来在写作的具体过程中，他发觉，仅仅围绕南北意识来讲庚子救援，是讲不清楚的。在同周武老师讨论后，决定仅仅就事件本身进行研究，以完整呈现庚子救援行动本身为主要目的。
作者表示，从救援行动切入，庚子国变研究的很多新问题、新视角就很自然地产生了。假如京津地区的秩序很好，南北交通没有阻碍，银钱也可以正常汇兑，那就根本不需要救援。诸如此类，救援行动之所以有必要，并能够成功实施，这就涉及到庚子年间京城的社会秩序问题，南北之间的交通、通讯、汇兑诸问题，京官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角色问题，华洋之间、官绅之间以及南北新旧满汉之间等各方面的问题。在作者看来，社会本就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体，何况像庚子国变这样剧烈的社会变动，更需要各方面都考虑到，对当时社会的各方面都有所了解，做一个整体研究。但他又强调，做整体研究是很难的，总不免挂一漏万，而且研究面铺得太开，就很难深入，所以该书虽然研究了庚子时期的交通、通讯、社会秩序、京官、华洋等很多方面的内容，但都浅尝辄止。
作者认为，救援行动给予他观察庚子国变的另一个视角是日常生活的视角，即他在导论中一再强调的“日常世界中的庚子国变”。为什么要讲日常生活？因为救援就是由于被救援者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受到了威胁。作者指出，这个研究是从2007年开始的，当时从日常生活角度来看待庚子国变的研究还是不多的。但庚子国变中留下来的史料，除清宫档案资料外，大部分都是关于这方面的，尤其是当时人的日记、笔记。这些内容在十多年前，好像很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很难同当时人的研究意识产生勾连。但对他而言，做《庚子救援研究》这个题目，恰好为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论域。
最后，作者谈到该书还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第一是募款与东南社会的动员问题。这不仅关系到乡谊，还关系到各省在中央的利益，也牵涉到福报信仰，以及慈善网络与商业网络之间的关联问题。第二是留守京官奔赴西安行在的问题。除了书中谈到的张之洞等筹款资助京官先返回南方再奔赴西安行在的路线外，还有更多的京官应该是沿着慈禧西逃的路线，从山西奔赴西安行在的。第三是清廷为恢复京城秩序所作的努力。如京城沦陷后，除了南方士绅展开救援外，清廷也在为留守京官发放俸禄进行筹划。对于这一点，该书几乎没有叙及，是不应该的。最后是该书没有编制捐款清单和获救人员名单。其实，这些资料并不缺乏，当时的报刊上都有，只是不够全面。在作者看来，这一点可以说是《庚子救援研究》一书的最大缺憾。此外，作者还表示有关庚子救援的史料，虽然十分零散，但数量相当可观，似乎可以汇编成册，以饷学界。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蒋杰副教授回忆了他同作者的交往，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在过去十年间只做了庚子救援与民国殡葬两项研究。正是作者这种踏实、低调、专心的性格，才能写出这样一本近些年少有的、期待很高、读后让人感到惊喜的著作。蒋杰认为这本书改变了一般读者对庚子事件的看法，不同于过往集中于对上层的研究，该书更多注意到当时的芸芸众生，改变了以往庚子研究的路径，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同时，该书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小切口，深分析”，从一个很小的事件，挖掘出极多的相关内容，不仅着眼于慈善、救援，也是关于交通史、电信史乃至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此外，蒋杰还认为，书中的一些具体处理方式值得学习，比如余论的写作，可以直接找几个关键词讨论一下。然后，蒋杰指出了书中的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和进一步完善：第一、书中关于庚子救援的部分更多在后面几章，前两章不仅仅是救援，“庚子救援研究”这个书名不太能涵盖书的内容。身子很大，戴了很小的帽子。第二、这本书铺得很开，肯定要修改，深挖，感觉骨架很大，还需要填充。第三、可以补充一些外国材料，最好是可以找到一些相关人士的回忆录，比如外交官回忆等，报纸中应该也有一些记载，如《字林西报》《北华捷报》等。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中外华洋，但是书里洋人有身影，但更多只是看客，没有参与，没有发言，感觉比较隔阂。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李志茗研究员指出，本书“导论”中有一节叫“观常知变”，也是本次读书会的名称，但在庚子事变这样一个变局中，是否能说它是“常”呢？或许需要对“常”进行一个界定。书中提到，东南互保与南北间的信息不畅有关，然而早在义和团事件中，南北两方便持有不同意见，南方士人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东南互保的种子早已埋下。书中还着重分析了省籍意识，李志茗认为，省籍意识实则早已存在，对当时人是不言自明的，早在明初就有各种以省籍命名的同乡会馆，未必是当时的产物。同时，书中对南北对立的强调似乎又太过，东南的经济、文化、思想一向较北方发展更好，自然会产生区别。在政治上，东南又受到打压，包括东南互保也不过是向中央提诉求，而非独立，作者是否夸大了南北之间的对立？最后，李志茗在一些具体细节上提出疑问，如有没有统计被救援后南下的精英具体有哪些？这些精英对上海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庚子救援的性质究竟属于传统的善举、义举，抑或是新兴的慈善、公益，需要在比较中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救援结束后，陆树藩的状况又如何，似乎缺乏一个后续交代。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继续探讨。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的裘陈江博士认为，这本书可以写成一部很好的电影剧本，既有宏大场面又有细微处理，非常精彩。他谈到书中有一些地方对自己的研究启发很大。首先，书中提到的“省籍意识”，对他做孔教会的研究很有帮助。孔教会涉及大量的广东人，但陈焕章在上海成立孔教会，却并未借助广东人的力量，而是借助上海的士绅。通过这本书，他觉得如果可以把政商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孔教会的研究将很有助益。其次则是上海的枢纽作用，通过庚子救援这样一个事件，促成了庚子前后华人群体的形成，也非常有启发。裘陈江表示，他以前做孔教会研究，没有涉及到这些层面，如果能把做孔教会的人和做慈善的人结合起来研究，考察他们的籍贯，并进行分析，对他的研究将是很有价值的。裘陈江就史料方面，提出一些建议：第一、可以参考《新闻报》的材料，对救援经费做一个大致的估计；第二、可以利用当时人的诗词作品，来还原时人的心境，如《庚子秋词》等；第三、可以根据当时人的救援画册等资料，探讨一下庚子救援这个事件结束后，时人对于该事件的传播与记忆。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沈洁副研究员认为，本书这种事件史、日常史的写作方法，可以使得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体验和描画当时的历史情境，了解到一个日常世界中的庚子国变。这种写作，建立在海量的史料梳理与阅读基础之上，让我们了解到政治大事件外的一个更广袤、更丰富的历史世界。不同于当下社会科学导向的史学，本书重拾过往的叙事传统，激活史学中的人文蕴涵。书中关于“无主之城”、京官日常、交通、通讯的描摹和建构，为我们重建了一个1900年代的政治与生活，哪怕是些微的轮廓。同时，本书又不仅限于描述，而是由情景引导出两大问题——“东南”以及近代上海之如何崛起。“东南”问题意味着农业向工商业的转型、地方力量的崛起以及国家治理模式的改变。由此，可延伸讨论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整体转型，与东南崛起之后工业化的整体格局变迁，他们之间建构与反建构、塑造与反塑造的关系。此外，上海商贸中心的奠定，迅速将它与江南腹地连接入世界贸易的网络之中。来自江南的人力与物力资本汇集于租界，使租界成为上海城市的主体，这不仅是城市空间的变迁，它所连带的，是整个贸易格局、经济格局的演变。
复旦大学历史系孙青副教授指出，在文书行政所依赖的信息网络瘫痪，国家失控的特殊时期，本书以一个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行政的实态，这是本书的意义所在。接下来，孙青从“务”的角度重新理解本书所研究的相关问题。在过去，国家事务主要分为“政”与“工”，前者指国家日常的行政事务，后者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处理非日常的特殊事务，是对前者的补充，如河工等。而咸同时期，“务”出现了，它更多是专门成立一个班子，来处理国家不能按照过去一样处理的日常事务，如军务、洋务、政务、学务。开始这种“务”通过地方督抚与士绅合作完成，之后士绅逐渐走向前台。到了清末的学务，甚至已经以县为单位展开。19世纪50年代后，捐纳、候补、佐幕等均通过“务”来获得实干的机会。从陆心源在其乡土展开活动，到陆树藩在上海这样的移民城市展开活动，其中应该产生了值得探究的变化。关于省籍意识，孙青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不同身份的人，具有不同的区域定位，如乡试以州府为单位，会试以省为单位，而这一事件的特殊性在于，不同身份的人关于省的观念达到了一种交汇，产生了合流，他们是如何形成共同的省界意识的？此外，孙青还建议对钱的来源进行一下梳理，虽然没有征信录、收支账目，不能做定量研究，但是可以做一个定性研究，至少可以知道款项来源的性质，从而了解庚子救援事件动员的覆盖面及其动员能力。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张剑研究员首先从全书的谋篇布局上提出相关建议，并指出一些问题。第一，慈禧借用义和团反对洋人，对中央政府的形象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如恽毓鼎这样的人，知识陈旧就可归为旧派呢？第二，要注意京官与地方官的制衡作用，一个人如果对地方官不满，进京告状，那他依赖的对象是谁？只能是与他同籍的京官，那么京官与他们原籍的地方官之间就存在制衡作用，例如书中提到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而这种情况是制度设计本身的考量，还是制度运作下自然生成的状况？第三，上海人的意识如何兴起？庚子救援恰恰将具有不同地域认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慢慢形成共同体。移民慢慢由地缘意识转变为业缘意识，最终形成上海人意识，它是如何消解掉这些移民原有的乡土意识的？另外，省籍意识与东南意识的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也很值得继续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周健副教授认为，这是一本写得非常好看的书，就像刚才裘陈江老师讲的，可以拍成一个影视片，情景感和画面感都非常强。作者的笔法给人很深刻的印象，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擅长写作的人。另外，庚子救援事件的背后，关系千万重，就像作者说的，他其实是以很大的篇幅和精力来构建事件得以发生的地基，包括江南的义赈传统、上海的丝绸贸易和这些丝商的作用，还有京官和本籍之间的联系、京城和外省之间的交通和通讯、省的意识，以及东南丰富的内涵。这些所有的问题，有软的，有硬的，其实都是我们做这一段的人都会有兴趣的，而且是非常有时代感的问题，如书中提到的招商局轮船的运输、汇丰等银行的汇兑，都是那个年代才特有的问题。之后，周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任何想对晚清进行计量的研究，都面临很大的困难，但仍然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估算，会使得整个研究更加清晰、直观。比如救援的成绩如何？募了多少款？各方所占资金比例如何？这些细节可以丰富我们对这一事件的认识。第二，“省籍意识”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书中论述的时候好像涉及到了很多层面，有的不是能够放在一起讨论的，有些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例如这个“省籍意识”和旧有的“乡谊”之间是什么样的联系？“省籍”和“东南意识”看起来好像也有张力，这个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最后，周健还就本书一些具体例证进行了讨论，如胡家玉与刘坤一之间的纠葛、“以北洋之盈补长江之亏”的说法等，认为其中可能存在一些过度解读。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徐佳贵博士提出建议，认为书中开头与结尾似乎可以调换，做一个结构的调整。此外，似乎可以同其他救援做一些比较研究，例如丁戊奇荒。有外国学者把丁戊奇荒中江浙士绅跨区域的赈济救援牵涉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本书也提到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二者的差异似乎可以深入探讨一下。最后，徐佳贵指出，还要注意到东南的复杂性，东南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比如庚子年南方最大的教案发生在衢州，做这件事的并不是会党，而是地方士绅，这就表现出东南的分裂。而在面对北方的问题时，徐佳贵认为北方清廷失道的意识和需要进行庚子救援的意识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也需要进行深入探究。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编辑饶佳荣认为，蒋杰提到的庚子救援中洋人的缺位是他深有同感的问题。关于京官的日常生活，饶佳荣建议是不是能更数字化一点、更详尽一点，最好有一个明显的对比：灾难来临之前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日常生活费用，一个月开支多少；到了灾难来临要救济的时候，他们面临的到底是怎样一个经济状况。这本书主要梳理的是江南士绅对京官的救助，但朝廷本身的财政状况或者说各省的财政状况，也是需要交代一下的。本书特别强调“省籍意识”，而晚清到民国之间毕竟是民族国家意识形成的重要阶段，这里面是不是也有冲突？怎么去界定这个东西？一方面我们强调省籍的认同，另一方面国家的认同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到底是怎样扭结起来的，这应该是一个还要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书中还提到，东南因从贸易中获利更容易接受西方文明，北方则反之。这种论述很值得怀疑，因为对于穷人来说，如果生活不下去，当然是拿来就用，似乎不会有这么明确的抵抗意识。另外，南北是否有那么强烈的对立或割裂，似乎还是需要探讨的，因为它们毕竟都在一个国族、一个疆域里面，长期有一个很强的互动关系。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周武研究员最后进行评议，他作为本书作者的导师，首先对本书所取得的成绩表达了欣慰之情，同时回忆了何以将“庚子救援研究”确立为博士论文选题的过程。之后，对书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评议。他认为，志阳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把过去甚少论及的庚子救援时事件的原委始末基本讲清楚，这一点很不容易。另一个发现是揭示了上海丝商与庚子救援的关系。上海的兴起同丝茶贸易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上海的丝业出口占当时中国丝业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庚子救援所需要的钱财很大程度上便是依赖这一群体的支持。这里有意思的是，丝商并未如同我们所想的那样“商人重利”，而是有超越一己利益的关怀，这既受中国救济的传统影响，又同他们试图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关。此外，还有一点讲得很好，就是义赈在整合上海华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纪念上海开埠五十周年时，各地人都举着自己的牌子参加，如宁波帮、广东帮，均是以地域为单位的。本书很敏锐的一点，在于发现救济可以成为一个共同话题，在一个地方势力各自为政、错乱纷杂的情况下，有了一个可以共同讨论的东西，这对整合上海的华人社会很有意义。
本次读书会，作者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对成书的过程及其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坦诚的报告，其余大部分时间则交由各位学者评议。参会的学者均为作者师友，双方之间有很深的了解，因而各位评议人发言十分热烈，畅所欲言，许多意见不乏尖锐之处，涉及到晚清社会的很多重要方面，对了解《庚子救援研究》一书以及它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具有极大的价值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