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睿读《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新名物学的历史穿透力

《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是扬之水新名物学的一部力作。新名物学里面最重要的是名和物的相遇，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词的问题。对现代人来说，我们回不到古代历史的场景中，但名和物可以在博物馆里相遇，相遇之后是不是能够将它们联系起来，如何联系起来，我想是这本书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启发。

我曾追随扬老师观览过国内外的一些博物馆。当我陪着扬老师一同在博物馆里学习，经常会碰到认识扬老师的粉丝，他们希望能够听她讲展览中器物，或者与她聊天。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每次在博物馆中，扬老师总是拿着相机在静静地记录，逐一地拍摄每一件文物，而且在每件文物前面停留的时间远远超过一般观众。有时候一整天、甚至数天的观展，需要有很强的体力和耐力才能坚持下来。而且扬老师的博物馆之旅，其行程跟一般普通人也不相同，她总是从高铁站到博物馆，观展之后再到高铁站，赶往下一个城市的博物馆。一个行程几个城市走下来。结束行程回来，如果有人问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她也许完全没有印象，因为除了高铁站和博物馆之外没有去过任何地方，她把所有的时间都在博物馆里，在每个文物前都停留很久，而且非常安静，只能听到快门的声音。有一类东西可以记录这个历程，就是扬老师家里各种型号的相机，她对文物的拍摄要求非常高，要有足够快的快门，足够大的光圈，要把文物非常清晰地记录下来。她觉得有些地方不容易去，那些展出的文物也不知道下一次是否能再次相遇。第一次你遇到它，不知道它的到底哪个方向——器型、文饰、材质——能够用在今后的研究中发挥作用，所以她尽可能地全面地记录、清晰地记录。每代新相机推出时，扬老师都会去考虑这个新款是不是可以为我的文物拍摄所用。

在博物馆与文物相遇这个过程看起来是安静的、缓慢的甚至是无趣的过程，但它对新名物学研究非常重要，这个环节是不可或缺的。我曾经加入这样学习的过程，在之前要了解这家博物馆有什么，或者这次的特展有什么，我们要去看什么，之前要做好这个功课。到了现场以后，要把之前的准备，无论是文献的、文物的、图像的，都要调动起来。回去以后要把所拍摄的图片根据研究的问题做归类，就是刚才所说的资料长编。我们一般到博物馆里观览时，拍文物只拍一个器物或者只拍一个面，而专业的拍摄，除了器物本身之外，还要有展牌上详细的出土地点、年代和博物馆给它的初步定名等等信息，以备后来参考。这些信息经过整理成为长编以后，成为以后研究的资料。在不同的博物馆之间、不同的展览之间，这些资料也是互相打通的。

有时候在博物馆与文物的相遇会有额外的惊喜，比如最近扬之水老师出版的《〈李煦四季行乐图〉丛考》，此书研究的这件文物是我们追随扬老师去青州博物馆所遇。当时的主要意图本来是去著名的青州窖藏佛教造像展，但观览之后发现另外的展厅同时还有明清容像展。容像这也是扬老师研究的一个重要类别，因为她研究服饰和首饰时，特别关心首饰在服装中配套的组合，例如她特别关心容像中的霞帔坠子，还有首饰怎么佩戴的问题。这个展厅除了单幅容像之外，另外全幅展出了《李煦四季行乐图》。当时中华书局正在策划出版曹寅的《楝亭图咏》，并推动曹寅社会交游网络和相关艺术史的研究。我们都知道，李煦和曹寅是亲家，他们曾交替做过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除了为宫廷供应优质的织品和服饰，他们还肩负着刺探官场情报，拉拢各界士人的重任。他们是江南官场的重要人物，在清初的历史场景中有非常大的作用，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他们以自己的优势，联系了很多江南的文人。《李煦四季行乐图》和《楝亭图咏》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可以并案研究。青州博物馆馆方非常慷慨提供《李煦四季行乐图》的高清照片，交给扬老师来研究，于是才有了这样一部书。

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这幅图，从这幅图，扬老师上溯到更早的各种形态的行乐图。如果画一幅“扬之水四季行乐图”，除了有四季的博物馆场景之外，也有重要的两类记录的工具，作为行乐图中的道具，这两类一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各种型号的相机，另外是我们在博物馆看不到的，每天回到酒店房间时，扬老师的电脑。最初扬老师记录博物馆文物只是用纸本日记本，但因为有了方便的输入和检索的便利，所以改成了电脑，用来记录每天观展的收获和心得。她将这两类记录回去后再进行分类、长编，凝结成新的文章和著作，推送给广大读者，才有我们今天的收获和享受。

我追随扬老师观展的另外一种形式，是我读过她的书、她的文章，她曾经写过在某博物馆看到的文物，我在她之后到了同一地点，看到她的文章里提到的那些文物时，第一印象会想到她的文章和著作、她的研究方向和观点。比如我在敦煌莫高窟看到覆斗顶式的窟室，最初是注意到考古学方向的认识，确定它在莫高窟窟型发展序列中属于什么地位，等到我看了《古诗文名物新证》《曾有西风半点香》里面关于帷帐的这几篇，发现窟顶的装饰图案是把整个窟室变成一个帷帐，这个序列是从北朝河西石窟，一直到敦煌的唐代石窟，后来变成装饰纹样等等一系列的完整的发展。而且这里面除了石窟的窟形和图案的组合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文物，一直到《营造法式》所载的和出土的佛帐，都可以关联起来。我常常在扬之水老师书中提到的文物或图景面前，想起这些东西。

我一直称为“扬老师”是在两个方面受教于扬老师。张定浩曾说扬之水老师对文物深入细致的描述是一种非常见功力的表达，我也曾多次引用扬老师书中对文物或者文物组合的描述。我最近几年一直在关心“屏风”这个话题，自己写作时也试着学习这样的文物描述。第一，它要准确，第二，要体现文物原生的文化意义，也要追求可读性或者隽永的意味，在这三方面我都在模仿和学习，而且把自己有关的片段请扬老师批改，扬老师会追问，你说的这个细节或者这件纹饰在哪反映出来的？具体是什么样的？我在扬老师的追问下不断修改，不断深入思考，以求完善。

另外一方面，我在研究屏风、帷幄、坐榻三者关系时曾受邹清泉的误导，把坐榻和坐帐分为两种形式，认为在某个历史节点上榻、帷幄、屏风结合成一个整体，是有一个年代序列的。但扬老师尖锐地指出：你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三件东西的组合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组合，它其实是非常灵活的组合。在同一个时代里，可以看到有这三类文物当中某两者之间的组合，也有三者之间的组合。帷幄和屏风及坐榻间的结合不是固定的，不是做成一套的一个器物。她告诉我，在帷幄的帐杆和坐榻之间或者屏风之间有结系点，是用绳子系起来的，不是变成一套固定的家具组合，这样的组合是可以临时替换或者拆卸的，并没有一个历史时点把这三样东西变成一种固定组合，然后延续下去。宋代山西寺观的壁画里只有屏风，没有帷帐的形态，是坐榻、屏风的结合，这个在宋、辽、金的寺观壁画反复出现，甚至在禅宗语录僧人画像里也是出现的。这样的教诲给我非常大的启发，让我知道无论对物的描述，还是对它的解释，都要非常严谨，要有广阔的知识背景，也要了解和还原当时文化场景的那种诗意，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

扬之水老师最近二十余年一系列著作中的新名物学，是个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无论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新文化史，还是艾柯的符号学研究都讲到词和物，这对传统历史学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以前我们研究历史是讲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宏大叙事，但这里完全没有具体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新史学的研究则更关心普通的人和物，由他们的长时段变迁来观察更为广阔的人类历史进程。新史学研究中，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的历史是历史的主体，并且开始面向更丰富、更完整的历史图景。

在名的后面其实有两类含义，一类是知识，比如讲到器物的源流、器物的类型、器物的功能，还包括它的工艺。另外一个方向是它的诗意，就是它与文明、与文化相连接的那个部分，就是它如何配套使用、如何表达人类生活最高级的那一部分精神与物质相联系的东西。我们看到一个物的时候，能不能知道它原本的名，和这个名在特定的文明和文化中的地位，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新名物学为新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途径，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新名物学的学术意义所在。

传统名物学属于经学的分科，它是为了解经，尤其像《诗经》礼经里面有一些讲到上到庙堂的礼器、乐器，下到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器物的名字，这是个非常悠久的传统。名物学在宋代跟金石学结合起来，当时的文人学士对出土的金石器物，一方面是十分迫切地想把它们与史书记载的重要人物、事件、地点、职官联系起来，于是产生了不少牵强附会的考证；另一方面恢复三代庙堂之器时，也要模仿出土的上古礼器，或者把它们作为文房里的装点之物。这个时期金石学蓬勃发展，有士人的《考古图》《啸亭集古图》，官府的《宣和博古图》等一系列著作出来，逐渐把金石学和名物学相联系。

及至清代考据学，它要求更精细的名物学的支撑，出土器物更多进入经学考据家的视野，前代各种器物图谱、礼制图绘，乃至名家画作都有了新的解读路径。东亚文化圈里，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境。比如说在日本的名物学，它并没有特别多接受清代乾嘉考据学，是朱子学、阳明学的范畴下发展，在经典的考证注释方面没有特别多的贡献，但是它有自己特色的名物学，还有相应的名物学图谱。它既有它继承自中国大陆明代以来的百科图谱、戏曲小说的版画图像传统，也结合了从西方传来的兰学中博物学的新知，这样的结合形成了江户时代名物学的突出特征。东京大学陈捷老师对此作出了非常敏锐的观察，值得注意。

近代最为明显，就是西方的学术范式的出现，科学进入并影响了中国。今天看起来一方面是欧美的影响，一方面是前苏联的影响。欧美的影响体现在地质学、地层学、器物类型学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很多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物质文化史这个学科名称又是受到苏联学术分类体系强烈影响的一个词汇，它与考古学、历史学的关系也由此奠定。扬之水老师的新名物学既有继承，又有拓新，拓新的方面是在考古学、文物学、历史学、艺术史的知识基础上，又加入了新的维度，这个维度正是前述新史学的从日常生活史到总体史的史学纵深度。比如孙机先生关于北魏固原漆棺墓的研究我最为佩服，扬老师说孙先生自己也觉得这篇文章特别得意。孙先生的研究不仅仅是具体的一件器物漆棺，或者一类墓葬群的研究，孙先生讲的是从内亚来到宁夏固原这个地方的鲜卑人，他们处在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固原既是南北通道的要点，又是东西通道的枢纽），而北魏早期又是鲜卑人文化发展选择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在这样的文明交通、同时又是文化选择的地理和历史节点上，鲜卑人要何去何从的问题，这是非常大的历史问题。从器物、墓葬、族群、文化、文明，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叠加上来的，视野非常开阔。虽然细微的一物一名，但跟我们的文化选择、文明进阶非常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扬之水老师关于诗经名物的研究、金银器的系列研究、正仓院文物的研究，其取材和视角都跨越欧亚大陆，绝非传统名物学或考古器物学可以限定的，我们沿着她的指引的方向望去，必然是对广阔而有联系的地域中以物和词构成的普通人历史的关切，这样的历史观察维度，对今天的学界尤其不可或缺。有些读者往往陷于微细的考证，或者更倾向于接受诗意的体贴，但微细的名物考证和诗意的体贴的结合背后，所蕴涵的对历史和未来的关怀，这种深邃的穿透力也是我们要特别体味的一方面，不要因为前面的表象而掩盖了这样的历史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