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曙光谈《伍子胥》︱一轮明月照窗前——我们如何纪念杨宝森
“一轮明月照窗前”是京剧大师杨宝森最负盛名的唱段，出自其代表作《伍子胥》，久已脍炙人口。为纪念杨宝森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今年5月国家大剧院举办了杨派名剧的展演，其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全部《伍子胥》——号称最大限度地恢复了民国的首演面貌，邀请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杨派名家，六演伍子胥。笔者有幸，是5月17日晚《伍子胥》演出的座上客。拙文拟“讲古论今”，先梳理前辈名家演出《伍子胥》的梗概，引出《伍子胥》何以成为杨宝森的第一名剧，然后再评论那晚纪杨版《伍子胥》的演出情况。
前辈名家演绎《伍子胥》各显其能
在京剧老生剧目中，春秋战国故事戏是一大宗，其中的伍子胥戏尤为出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须，旧时家喻户晓。清同光以来，最有名的伍子胥戏是《战樊城》《文昭关》《鱼藏剑》数出，一般的老生优伶都会演。
考察前辈名伶演出伍子胥戏的情况，从京剧鼻祖程长庚始，就擅长演《战樊城》《文昭关》，“前三鼎甲”里的余三胜也称拿手。之后的“后三鼎甲”中，汪桂芬天赋佳喉，其《文昭关》最驰名，几成扛鼎之作。汪的弟子王凤卿也擅长《文昭关》。或许是汪氏的《文昭关》太著名，珠玉当前，连谭鑫培、孙菊仙都退避三舍，不大动此剧了。谭、孙转而更多在《文昭关》前后的《战樊城》或《鱼藏剑》上用力。但笔者查到，1912年，谭鑫培在上海居然贴出了全本《文昭关》，包括《战樊城》《长亭会》《文昭关》三出（当晚时间不够，实际从《长亭会》演起）。然而，这也是在汪桂芬亡故后，谭鑫培才敢于偶一露《文昭关》。
客观讲，清末民初演《文昭关》，汪派才是绝对的主流。孙菊仙清末民初在上海演过全本《鼎盛春秋》，即后部《伍子胥》。票友下海的名伶刘鸿声的演法最特殊，他的《鼎盛春秋》，先饰须生伍子胥，后反串花脸，饰王僚，可谓别开生面。按，刘氏最初唱净，后改老生，故而演王僚，不在话下，也可说不算反串。
在前后“四大须生”里，学刘鸿声的高庆奎贴过《子胥投吴》（即《鼎盛春秋》），也曾先饰伍子胥，后串王僚。高氏还有另一种演法，即把伍子胥戏总称为全部《列国志》，分两天演完。1918年高在上海就是如此演。这可算作全部《伍子胥》盛行的嚆矢。其实，高庆奎更有名的是《哭秦庭》，既然有伍子胥灭楚，就有申包胥救楚。申包胥哭秦庭的剧情与伍子胥故事紧密相连，同样曲折动人。余叔岩童伶时期，常唱《文昭关》，但成名挑班后，多是单演《战樊城》。他的《战樊城》《鱼藏剑》，都灌了唱片，被奉为圭臬，流传极广。言菊朋在上海，曾贴过前后部《鼎盛春秋》，两天演毕，与高庆奎类似。马连良学余叔岩，多次单演《战樊城》。1924年，马在南京贴过全部《伍子胥》，彼时他嗓音未复，恐怕演不了《文昭关》这样的重头戏。广告小字说“准演《战樊城》《武申会》”，因知“全部”云云，仅是噱头而已。马连良另有本戏《楚宫恨史》（即《斩伍奢》），自饰伍奢，这才是马氏常演的。1944年，马在上海曾有过《楚宫恨史》接《战樊城》的独特演法。
在后“四大须生”里，谭富英以《鼎盛春秋》为“成名杰作”，但只包括《浣纱计》《鱼藏剑》《刺王僚》《打五将》四出（《打五将》有时还不演），即后部《鼎盛春秋》。票友出身的奚啸伯1940年在上海贴《鼎盛春秋》，关目包括逃国、渡江、浣沙、逼债、访贤、结拜、乞讨、吹箫、乞讨，其实就是《浣纱计》和《鱼藏剑》，连《刺王僚》都不带。
杨宝森第一名剧是怎样炼成的
梳理了那么多前辈名家演绎伍子胥戏的情况，可知这是典型的骨子老戏，戏核是《战樊城》《文昭关》《鱼藏剑》三出。清末以来，最著名的老生三派——汪桂芬、谭鑫培、孙菊仙，都擅演伍子胥戏，汪以《文昭关》享盛名，谭、孙则在《战樊城》或《鱼藏剑》上用功，这实际影响了后来老生演伍子胥戏的格局。
杨宝森的《伍子胥》有何不同？创新点在哪里？何以成为杨氏第一名剧？
首先，杨宝森标榜“全部”，是名副其实的，而且是全部伍员“一人一晚到底”，包括《战樊城》《长亭会》《文昭关》《芦中人》《浣沙女》《访专诸》《遇姬光》《鱼藏剑》《刺王僚》《打五将》十出，剧情完备，唱腔众多，繁重之至。如此拼命演法，一般人自难实现，而宝森是“云遮月”的功夫嗓，足以支撑。1943年元旦在上海首演，博得好评，之后就精雕细琢，逐渐打磨成为杨派第一名剧。
其次，杨派《伍子胥》的最大亮点，还在《文昭关》。众所周知，杨宝森乃谭、余一脉，而《文昭关》系汪派名剧，连余叔岩成名后都不唱，高庆奎、言菊朋虽唱，却也没能唱出特色，可知极难措手。杨宝森宽厚而乏高音的劣嗓，怎么唱已成经典的《文昭关》？宝森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另辟蹊径，自出机杼，把向来高古雄浑的汪派名剧，改造成沉郁忧愤的风格，再进一步经典化，成为自家最有分量、最受推崇、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改造汪派《文昭关》的背后，透射出杨宝森巨大的艺术胆识和魄力，扬长避短，成一家风骨，这才是杨氏《伍子胥》成功的关键。
问题来了，杨宝森在哪里得到的灵感？怎么会想到把这些伍子胥的戏连缀整合、一晚演全？
笔者认为，当时宝森初次沪上挑班，正在刚毅坚卓、发愤图强之时，推出创新性强的个人本戏，亦是题中应有之义。查阅清末以来的演出史，全部《伍子胥》一晚演全，基本没有先例，因为演者太累，嗓子也吃不消。但在1942年，沪上名伶林树森却出人意料地演了一回全部《伍子胥》，广告云，六出老戏，一晚演全，包括《战樊城》《长亭会》《文昭关》《浣沙计》《鱼藏剑》《刺王僚》，林氏居然还学刘鸿声，前演伍子胥，后串王僚，以资号召。这种一晚演全的唱法，数十年不见于舞台，新人耳目，或许给急于推出个人本戏的杨宝森带来了灵感。他虽然演不了花脸王僚，但增益首尾、精心打磨，推出一台更完备、更耐看、更精致的《伍子胥》，是可以实现的。不妨说，林树森的演法，给杨宝森以启发，而杨宝森是真正唱红全部《伍子胥》的人。
再进一步，是谁帮助杨宝森排演了全部《伍子胥》？
一般的说法，是“通天教主”王瑶卿帮着宝森出主意，乃至指导了剧本加工，而唱腔则是宝森、宝忠兄弟反复研究的。另据杨派传人梁庆云说，戏是前辈里子老生鲍吉祥在上海帮助宝森排演的。其实，更重要的，是“时势造英雄”，亦即民国时上海京剧激烈的竞争形势，逼着初挑班的杨宝森不得不去创新。名角没有自己的个人本戏，何以在海上梨园立足扬名？！这就是全部《伍子胥》为何在上海而非故都首演的原因。林树森只是偶一演之，且不够齐全完整，而杨宝森则是精心加工，有心要唱出自己的特色。
苦心人，天不负，全部《伍子胥》终成杨派名剧。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杨唱红《伍子胥》后，后辈老生如李宗义、宋宝罗、纪玉良、李金棠等等，一时都大唱《伍子胥》。但仅李宗义一晚演全，其余数人，仍分两天演。可知“一人一晚到底”，太累也太不容易了。
六个伍子胥 “原真性”纪念
全部《伍子胥》，十出老戏，一晚演全，极为考验一个优伶的嗓子天赋。杨宝森毕竟体弱，戏也太繁重，四十年代后期开始，就改为《文昭关》起，《刺王僚》止。2019年5月，国家大剧院纪念杨宝森一百一十周年，提出恢复最初的十出演法，推出最接近首演面貌的全部《伍子胥》，这是极有创意的，令人耳目一新。在文物保护领域，有著名的“修旧如旧”原则，指文物修复要最大限度地接近最初的工艺，文物风格要尽最大可能维持原来的风貌。笔者认为，这次大剧院纪杨版《伍子胥》，操作上极为审慎，可算得一次修旧如旧的“原真性”纪念，演出尽最大努力去接近民国首演的面貌，而且保持了杨派固有的艺术风格。当今梨园，假纪念前辈名家之名，夹带个人私货的，所在多有，等而下之者，纪念张三的演出，演的却是李四的演法，南辕北辙。而本次纪念活动，绝对是一股清流，做到了修旧如旧、敬畏古人，这才是对杨宝森的最好纪念。
当晚的六个伍子胥，安排如下：杨少彭《战樊城》；张克《长亭会》；《文昭关》，张克前后伍子胥，李军中伍子胥；杜镇杰《芦中人》《浣纱记》；万琳《访专诸》；杨乃彭《遇姬光》《鱼藏剑》；杨少彭《打五将》。另，名净邓沐伟演申包胥、孟广禄演王僚，名旦张慧芳演《浣纱记》，可谓花团锦簇，满台生辉。兹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对六个伍子胥，逐一点评。
杨少彭平平而已，乏武将英武之气，扎靠耍枪，尤须再下功夫。张克味道固然不错，但惜已塌中，有些地方只好虚着唱，如“血染红”的滑音“染”，实难餍人心意。但他愿意演《文昭关》的前后部，而把最核心的“叹五更”让于其他杨派传人，足见谦德。李军唱最著名的“一轮明月照窗前”，尚算称职，只是多处“抻”着唱，刻意追求所谓的杨味，反而显得做作不够自然。“抻”着唱是当前诸多杨派传人共同的问题，最典型的，如“一轮明月”的“轮”“月”的运腔，皆强调太甚，过犹不及，甚至欲益反损。其实细聆杨宝森，何尝如此。行腔时，在关键字上略抻一抻，以求韵味悠长，自是允许，但切忌太过。请当今学杨者三思。杜镇杰嗓子最好，年近六旬，可谓难得，但杜恰恰杨味最稀薄，听起来更多是马长礼的味道。女婿学老泰山，自是天经地义。万琳乃后生晚辈，仅演一过场戏，但听得出，唱念的每一句，都下了功夫，未来期待看到他的全部《伍子胥》。最后出场的杨乃彭已是古稀老人，是晚最受欢迎，西皮原板“姜子牙无事隐钓溪”，几乎一句一彩。后面的散板“子胥伐阅门楣第”，歌来也是声情并茂，悲恸凄切。如果不是杨乃彭“压住阵脚”，是晚的戏将逊色许多。试想，十年之后，再纪念杨三爷，请谁来压轴呢？不管怎样，这六个伍子胥，都是“修旧如旧”地按照祖师爷杨宝森的唱法，兢兢业业地演唱，是忠实的、原真性的纪念。个人禀赋、功力容或有限，但每个人的态度都是敬谨谦恭的，起码唱的都是杨派，没有非驴非马的“怪味”，也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纪念。
笔者的这番评论，或许不够圆滑，甚至有些刺耳，更与当前“体制内”某些艺术评论者洋洋乎盈耳的赞美之声，格格不入。然则，在笔者看来，直言不讳，不假修饰，甚至单刀直入，恰恰是当下的艺术批评最缺乏的。
老生的唱与天道人生
杨宝森的《伍子胥》究竟好在哪里？答曰：唱。一个字，道破天机。前辈文人张中行说：“老生的唱，因为有些唱腔有苍凉意，使人想到人生，想到天道。”（《余派遗音》）这是极内行的话。他又说：“人生，到后期，都难免有‘一事无成两鬓斑’的怅惘，表现这种心情，显然，唱的韵味以苍凉为上。”（《戏缘麟爪》）这里的“一事无成两鬓斑”，就是《伍子胥》戏中的著名唱段。杨宝森的全部《伍子胥》，长长短短有数十段唱，西皮、二黄都有，慢板、原板、导板、二六、散板、摇板等各种板式齐全，几乎句句精雕细琢。宝森歌来，或苍劲、或古朴、或沉郁、或怆然、或悲愤、或寒凉、或凄厉，表达了最丰富、最复杂、最难言的情感，称得上是摄人心魄、感人肺腑。赵鑫珊说他“在又冷又湿的冬天夜晚”，听布鲁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G小调）》，“灵魂才是安稳的，康泰的” （《我和布鲁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笔者亦有在寒夜里，聆听杨宝森《文昭关》“一轮明月照窗前”的经历，那宽厚甘醇的韵味，足以令人陶醉。宝森歌唱的意境恰如李义山诗之深情绵邈，既具“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哀怨、清寥、怅惘，又有“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的凄绝、沉痛、冷幻。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英雄情结。听哪，杨宝森的慷慨悲歌，那就是古英雄伍子胥的声音，失路英雄，一夜白须，家国仇恨，鹤唳猿啼，岂不使人想到人生，想到天道？
记得那晚在大剧院看戏，笔者坐在离下场门不远的前排，正对着“场面”，特别是最前面的琴师，几乎就在眼前。名琴师王福隆、王悦、汤振刚、艾兵、王志林、何健等轮番登场，各亮琴艺，宫商迭奏，如玉盘走珠，别是一番景致，也颇可玩味。有趣的是，笔者旁边，坐了三位时常窃窃私语、品头论足的观众，听他们口音，明显是天津人，一问，是专程从天津赶来观看演出的，当台上唱到精彩处时，他们还跟着小声哼唱，笔者几次欲制止，转念一想，他们是杨派的真粉丝，又远道赶来看戏，不好拂其兴致，还是忍住了。由此细节，也可知杨宝森名剧的不朽魅力。
笔者突然联想到，唐代大诗人李白魅力无限，从来不缺粉丝，其中最疯狂的一个追随者叫魏颢，他对李白顶礼膜拜，佩服得五体投地，不惜千里万里地追寻偶像李白的行踪。后太白感其诚，把编辑诗集的重任交托给魏颢，而他沉吟累年，积薪而录，终于不负所托。那几位天津的观众，远道观剧，也是真心爱杨三爷的粉丝吧！然而，粉丝易觅，知音难得。“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杨宝森生前就已慨叹知音稀少；“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今其墓木已拱，谁又是他身后真正的知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