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的冒险｜城邦与哲人
一、城邦
英语中“政治”（politics）一词源自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Πολιτικά），即polis，该词的意思是“城邦的事务”（affairs of the cities）。之前已经说过，城邦是希腊人在抛弃了“国王”之后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激进实验。在这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影响之后两千多年人类社会命运的实验中，处于两个极端的代表性城邦，便是雅典和斯巴达。
受到启蒙时代学者的影响，雅典政体通常被视作古典时代民主政体的典范。“民主”（democracy）一词的希腊文写作δημοκρατία，这是一个复合词，由“人民”“力量”两个词合成，直译就是“人民的统治”。不过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雅典的民主和现代民主制都存在着诸多差异。
首先，雅典民主虽然是直接式民主，但是真正能够实践投票权利的人，大约只占其城邦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雅典人口最盛期是20万-30万人，参与公民大会投票人数是3万-6万人）。女性、未成年男性当然不具有公民资格；双亲中有一方不是雅典人的，也不算雅典公民。再加上诉诸公民投票的公共事务繁杂，那些即便有投票权利却忙于生计的雅典公民，显然也无力承担公共活动的成本。因而，最终只有家境不错，有能力又有闲暇的雅典人才能参与。
其次，抓阄式投票。由于需要公共辩论的议题实在太多，而且都要进行投票，除了极少数职业政客，基本上没有人能搞清楚他们所要投票的事务究竟是什么，这导致雅典人的投票制度逐渐变质为一种政治博彩——随机投票，各种不确定性都因此产生。例如公元前487年出现的“陶片放逐法”，就像一出政治荒诞剧，任何人只要过于“出名”，就有可能拉来6000枚刻着自己名字的陶片，然后就得流放10年。
最后，结合上述两个特点，雅典的民主就是一种少数人剥夺多数人权利，且毫无规则可循的治理模式。
这种政体实质是无法治的平民政治，其核心是在去除权力中心（国王）后建立起一种能够保持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权力平衡的政体。结果，精英和平民相互“权力制衡”所依赖的是高度的不确定性，用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话来说，就是“万物皆流”（panta rhei）。对于雅典人而言，充满各种潜在可能的政治竞争既是福祉也是诅咒：其具有强大的灵活性，就像在波斯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雅典人可以动员城邦三分之一的人口参战，可以毅然决然全体撤出雅典城；但也像一头不可遏制的贪欲怪兽，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的“雅典帝国”，只要威胁到了自身利益，谋杀、劫掠乃至屠城都是雅典公民大会上实行投票的选择项。
与其相对应的，则是斯巴达的“王制”。斯巴达是希腊城邦中的异类，严格来说，它不是一个城邦。斯巴达没有什么重要的公共事务中心，也没有城墙，法律、货币等等城邦必需品都没有。它有两个王室，两名世袭国王——其实是宗教和军事领袖——相互制约；国王之下是由斯巴达人选举出来的五名监政（ephors），协助国王执政；然后是一个元老院（Gerousia），由60岁以上的斯巴达人参与，协商那些高层政治决策；元老院之下是公民大会（damos），当元老们商量完毕后，留下几个选项，在公民大会上进行投票，算是给斯巴达人一个形式上的投票制度。斯巴达男性是职业军人，从出生开始就为战斗而存在——体弱男婴最初就被淘汰了。从7岁到20岁，斯巴达男性就在“阿高盖”（agōgē）过着集体生活，进行军事训练。出了“阿高盖”之后便专职于战事活动，战斗以外的事情基本与斯巴达男性无关——除非活到60岁以上。与城邦治理相关的日常事务交给了“希洛人”（helos），他们是被斯巴达人征服的美塞尼亚地区（Menelaion）的原住民（斯巴达人来自于希腊东北部，斯巴达地区的原住民其实是迈锡尼人后裔）。希洛人是奴隶，但是从种植谷物、制作日用品到城市管理、生育子嗣，都由希洛人负责。为了保证这些“戴狗皮帽的人”不反抗主人，斯巴达人每年会在某个时候集中随机性地杀死一些希洛人，以起到震慑作用。另一方面，斯巴达女性掌握了家政管理的大权。在整个希腊世界，只有斯巴达女性可以和男性平起平坐。
斯巴达人把自己特殊的政体视为是对古老传统——黄金时代——的恪守，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自我衰败的政治体制。斯巴达城邦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出生率极低。因为男性长期集中训练，所以斯巴达人需要专门在某个特定时间，让男女聚在一起，繁衍后代。但是，对斯巴达战士来说，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亲近，为此斯巴达人发明了一系列复杂仪式来处理男女情事（类似现在的性治疗师服务），不过效果明显不佳。再加上男婴出生后还要经过筛选，因此斯巴达男性人口比例显著偏低。此外，斯巴达女性还有财产继承权和婚姻自由权，斯巴达战士阵亡后如果没有合适的子嗣，财产就由女性继承。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斯巴达五分之二的土地掌握在女性手里。而培养一个斯巴达战士，不仅需要长时间训练，还需要大量金钱。女性控制财产，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斯巴达男性负担不起作战装备的开销。这一系列效应的直接后果就是斯巴达战士人数一直不多，最多时候也不过5000人左右的规模，到公元前4世纪时仅剩1000人左右。这时虽然已经打败了雅典，但如此少的斯巴达战士连维持城邦都已捉襟见肘，更弗论控制整个希腊世界。
从形式上而言，雅典和斯巴达完全不同；但实质上二者没有什么区别。这点亚里士多德已经看得非常透彻，“这样的平民，他们为政既不以‘法律’为依归，就包含着专制君主的性质。这就会渐趋于专制……这种平民政体类似一长制（君主政体）中的僭主政体。两者的情调是一样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965，第191页）。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二者都是失败的政治实验。然而正是在“失败的”希腊城邦中，孕育出古代世界所缺乏的“个体”。赫西俄德正是这样一位“个体”，很快在他之后，在纷乱的希腊城邦中，就出现了一大批φιλόσοφος，即“爱智慧的人”。
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们
只有在希腊文物中才能诞生这样一个群体（单独的、特例性质的大智慧者古已有之），希腊文字的精致复杂、希腊城邦的激烈竞争，促使我们看到了希腊哲学和希腊哲人的出现。
希腊哲学通常以苏格拉底（Socrates）为界，分为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和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早期的希腊哲学关注的重心是个体所身处的世界，即“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譬如米利都学派的三位代表：泰勒斯（Thales）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阿派朗”（ἄπειρον），一种无限、无定型、无规定的东西；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气”。第一个哲学派别（或者说教派）的建立者，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则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数”。爱菲斯（Ephesus）的王子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本原是“火”。
要从这类有关世界本原的思考中提炼出某种经济思想也不是不可能，譬如有学者就认为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当下的数理经济学有某种亲缘关系，因为他们都热衷于用数的形式来描述现实。只不过这样的考证一来过于牵强，二来对于我们理解经济思想也助益无多。但是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中出现的一个概念，对于经济学来说确实非常重要，这就是“逻各斯”（Logos）。
“逻各斯”，希腊文写作λόγος，这是赫拉克利特文本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例如，“但于此恒久有效的逻各斯，人们总证明其不解，无论在听到之前，还是闻及之后。因为虽万物的发生与此逻各斯吻合……”；“此即何故须跟随<一般>﹛即普遍。“一般”意指“普遍”﹜。虽此逻各斯为公器，许多人的生活却显示出他们似对之各有私议”；“在我听过的所有逻各斯当中，没有谁达到这一点：将智慧者辨识出来，并同其他一切分离”；“‘人们不是在听了我，而是在听了那逻各斯之后，才明智地赞同：万物<事实上？>为同一<物>。’”；“灵魂拥有逻各斯（标准、比例），它自我提高”（《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2007）。
“逻各斯”一词的希腊文原义是“语言”，即word。但是经过赫拉克利特以及后世哲学家们的不断演绎，慢慢派生出诸多含义，特别是后来英语中的logic（逻辑）、rationality（理性）、reason（合理性）等词汇皆源自“逻各斯”。
这就涉及到我在之前所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当代经济学家批判“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时候，他们究竟在批判什么？（详见《经济思想的冒险｜经济学需要思想史吗？》，2019-01-03，澎湃商学院）如果“经济理性”仅仅指一种狭义的rationality，即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阐发的比例关系、计算能力，那么毫无疑问这类批判确实有意义，因为现实中人的行动不仅仅只是“计算”而已。然而从思想史演变的角度来看，“理性主义”的含义远非那么简单，“经济理性主义”同样也不只是指一种计算能力。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理性”，首先要了解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而“逻各斯”就是源头。
所以，理解“逻各斯”，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理性主义的起源。不过就经济思想史叙述来说，这仍然是间接的。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论述中，我们很难找到直接的、具体的、与经济现象有关的文本。
“雅典人啊，我无非由于某种智慧而得此不虞之誉。何种智慧？也许只不过人的智慧。或者我真有这种智慧。”（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1983，第54页）
经济问题的核心关乎人自身，只有当人们的思考从外在世界的本原转向人与世界的关系时，也即转向苏格拉底所言的“人的智慧”时，经济思想才有诞生的可能。
（作者方钦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