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默︱南宋“中都”今何在？诗词读本注释的撰写
南宋大词人姜夔的《齐天乐·蟋蟀》（庾郎先自吟《愁赋》）是他词集中的名作，历代选本如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周密《绝妙好词》、朱孝臧《宋词三百首》及后来众多今人选本中，都选录了这首词。这首吟咏蟋蟀的词作，前面有一段交代创作背景的长序，其中有一句涉及到蟋蟀的称名问题，说：“蟋蟀，中都呼为促织。”这句话并没有什么难懂之处，“中都”，犹言都中、都内，整句的意思大概可以翻译为：“蟋蟀，首都人叫作促织。”姜夔是南宋人，都城所指，让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南宋行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因此，夏承焘先生《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里解释“中都”，说：“犹言都内，谓杭州行在。”选录这首词的各种选本，也多持相同的意见，比如胡云翼的《宋词选》注云：“都中，指南宋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唐圭璋的《宋词三百首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则直截了当，注作：“谓杭州。”都认为这首词的“中都”应该是杭州无疑。
事情似乎看上去理所当然，几成铁案。但我们只要再翻检几种宋词的选本，就知道并非如此。知名度很高、也广受好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宋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解释这首词的“中都”就说：“都城的泛称，这里指汴京（今河南开封）。”王水照等《宋词三百首评注》也注为：“指北宋都城汴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此外，持相同意见的还有郭伯勋注的《宋词三百首详析》、吴熊和等编著的《唐宋词一百首》等，都明明白白地认为南宋人姜夔笔下的“中都”应该指北宋都城汴京，但又一无解释，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不免让人心生疑惑，不由得想探究一下将南宋的“中都”解释为汴京的原因。
幸好不是所有的注本都没有解释原因的。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也收录了姜夔的这首词，而且也把“中都”解释为汴京，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相比以上所举诸本，他的这条注释要详细得多：“中都，汴京（今河南开封）。蟋蟀北方呼为促织、趣织，自汉以来如此，非始于宋。看本篇‘候馆’下三句，‘中都’云云自非泛语。详下注7、9、11。”以下注7引陆玑《毛诗疏义》、注9引《汉书·王褒传》颜师古注、注11引《诗经·豳风·七月》笺，作为蟋蟀呼为促织乃北方方言的例证。所谓“候馆下三句”，则是说词中“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颇有故国伤怀之思：也许，在姜夔这个南宋人心中，杭州永远只是一个临时的“行在”，真正的“中都”从未改变，就是指已经沦陷的汴京吧！
俞先生的《唐宋词选释》在“改革开放”后，于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当时的责任编辑陈建根的《审读意见》，发表在1979年第四期的《中国出版》上。由这份审读意见，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这本书出版的来龙去脉：俞平伯先生曾于1961年开始选编《唐五代词选》一书，后增加宋词部分，命名为《唐宋词选》，于1963年9月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交稿。交稿后，却因各种原因，社内决定只试印两百本，暂缓大批量的印刷。没想到，这一拖竟拖延了十几年之久。直到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约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宋词选》，才想起俞平伯先生也曾经交过一本《唐宋词选》的书稿，审读之下觉得价值很高，于是就想请俞先生修改后交社出版。但经历过政治风暴的俞先生仍心有余悸，本来并不想再将旧稿公之于众。后来，经过编辑几番劝说，才勉强答应出版。当时的俞先生已经年近八十，但在决定出版后，又下了很大的功夫修订。最后才更名为《唐宋词选释》，于197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十分巧合的是，在俞先生与当时《唐宋词选释》责任编辑陈建根的通信里，竟然就有对姜夔这首词“中都”一条解释的讨论。1979年3月24日，俞先生曾致书陈建根，其中说到：
姜白石《齐天乐》注三，决定用改文。“盖”者，不确定辞，故无碍也。反面看来，其非指临安亦易明，上云饮张宅，其地即临安，下文另提“中都”，自在别处。又，蟋蟀呼促织，幽州人语，是北方，见下注（七）亦以汴京为是，兄以为何如？
3月25日，又寄一书，再次提到这条注文：
经过思考，姜词“中都”确指汴京，而非临安。兹改写注（三）（九），又添（十三）（按，定稿当是注[十一]），另纸抄奉，希为改正，如此将移动版面，看下页另有空白，或无甚困难，乞酌定，如何？望复电为荷。这次改动有关姜白石此词作意是相当重大的，必须细心思考检查，即此可见一斑。原稿几致大误！
由这两封书信可知，俞先生对这条注文是有修改的。原来的版本应该是根据一般的认识及夏承焘等人的注本，注作杭州。但俞先生始终心有疑窦，最后觉得还是以注作汴京为佳，故撰作改文，将“中都”解释为汴京（即开封）了。几乎同时开始编写，在1981年出版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宋词选》，虽因俞先生年事已高，并未参与，但该书的编辑，正是与俞先生通信探讨问题的陈建根。在姜词的这一条注释里，《唐宋词选》显然参考了《唐宋词选释》，接受了俞先生的意见，解释“中都”为汴京。也许是为了简明通俗，又省去了原因，成为了以后许多注本注“中都”为汴京，却又语焉不详的蓝本。
在了解了这条注释的原因与来龙去脉后，回过头来，俞平伯先生的这种解释是否合理呢？俞先生似乎的理据充分，无懈可击，但仔细查考，却又不然。首先，虽然临安（杭州）在官方的称呼里，称作“行在”，即皇帝所在的临时首都，并非真正首都。但姜夔的时代，南宋偏安已久，人们口中习称的“都”“中都”等，指代的就是临安。南宋学者洪迈活动的年代与姜夔相仿，他的《容斋随笔》里，就多次提到“中都”，无一例外地指的是南宋行在。如《容斋三笔》卷五“郎官员数”条：“绍熙四年冬，客从中都来，持所抄《班朝录》一编相示，盖朝士官职姓名也。”以下，则据《班朝录》中朝士郎官人数，讨论较之北宋末年，人数越来越少，从而得出秦桧欲专权，“不欲士大夫在朝”的结论。显然，这里的“中都”指的就是南宋朝士所在的临安。又《四笔》卷十二“州升府而不为镇”条：“顷在中都时，每为天官主者言之。”显然所指也是他在南宋首都临安为官的时候。可见，“中都”在当时人口中，应该只是指称临安行在的习语，姜夔即使有故国之思，但写词序并不是写《春秋》，没有严谨的“笔法”，也未必会在字里行间称一个已经沦陷的旧都为“中都”的。
俞平伯先生的关键证据，即所谓“蟋蟀北方呼为促织、趣织，自汉以来如此，非始于宋”，这条理由看似有理，实则最有漏洞。我们知道，语言，尤其是方言，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蟋蟀在汉代北方称为促织，并不能成为在宋代南方不能称为促织的理由。我们如今的杭州话里就有中原官话的元素，而这种元素的加入，正是由于南宋迁都的原因。那缘何“促织”一语不能成为南宋时临安对蟋蟀的称呼呢？宋末元初周密的《武林旧事》，是一部记录南宋临安风物、风俗的书，其中卷六“小经济”一条，即罗列临安的各色物品，其中就有“促织儿”、“促织盆”之说。可见，也许“促织”一词，恰恰正是当时临安对蟋蟀的称呼。
最后再来说说俞先生在书信中对“中都”一词解释最初的怀疑。序文中说，“丙辰岁，与张功父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功父约予同赋，以授歌者”。词是在张功父，即张镃家中饮酒时所作，张镃家正在临安，所以似乎下文的“中都”，如果再是临安，说“临安呼作促织”云云，就显得有点重复了，因此中都应该别有所指。但需要注意的是，姜夔并非临安人，来到临安，乃是所谓“客居”。如此则所谓“中都呼为促织”，正是相对于姜夔家乡所在而言，那再说“临安人呼作促织”，似乎也无不可。况且，张镃与姜夔针对蟋蟀有同赋之作，题名为《满庭芳·促织儿》，其中有句：“殷勤劝织，促破晓机心。”可见，久居临安的张镃是称蟋蟀为“促织”的，“中都呼为促织”一语，针对的应该就是张镃的这个临安人的同赋之作。俞先生最先的怀疑，其实就是解开问题的关键。
如此，姜夔词里的所谓“中都”，绕了一个大圈，还是回到原点，以解释为杭州为确。看来，平伯先生《唐宋词选释》里的解释，是一次对注文失败的改写。现在想来，倘若俞先生在当时只是看看别人的解释来撰写这条注文，肯人云亦云，也许就没有今天注本中杭州、汴京的歧异与诸般的疑惑了。然而，面向大众的诗词选注本，除了要简明、通俗地向大众介绍著名的古典诗词之外，对一些字词的解释，也应该熔铸着注者本身对诗意、词意的思考。并不是只要简单地参稽其他注本，解释词语、注译文意就行了。俞平伯先生对诗词注本中的一个小小问题，往返数四、寤寐求之，从最先的怀疑，到最后的决定改写，慎之又慎，即使最后得到的结论并不那么正确，但也确确实实可以成为诗词读本选注者注释撰写的榜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