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垃圾分类“逼疯”的上海人
这不是一个段子，是许军这样的沪漂每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早上七点，他拎着两袋垃圾下楼，朝小区最里面的垃圾厢房走去。黄马甲阿姨就会守候在那里，并向他发出这个“直击灵魂的拷问”。
文|何承波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ID：SouthReviews），原文首发于2019年6月29日，标题为《被垃圾分类“逼疯”的上海人》，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像前两天一样，黄马甲阿姨围了上去，翻开了他的垃圾袋，仔细检查起来。许军预感到这样的场景，急急地跑开了。
在上海这场垃圾之战中，干湿垃圾是重点被监控的对象。整个上海都在极力确保干湿垃圾能够走向各自的终点。
眼下小区正搞得热火朝天，黄马甲个个富有热情，一丝不苟，除了引导投放，他们还会挨个检查。
这也是许军感到难为情的地方，每次想起自己的垃圾被保洁和一众志愿者检视，他就有一种公开凌迟的感觉，尤其是有次阿姨翻出了一只避孕套，并半开玩笑地说：“这是要沥干的呀。”
许军是垃圾分类的坚定支持者，他欣慰于小区环境在短短一个月的急速改变，但也看到了这场运动让人尴尬的地方，比如不合理的投放时间，引得一句“996不配扔垃圾”的调侃；比如以上所经历的场景，让他意识到，个人隐私与公共议题产生了一丝诡秘的越界。
楼组长也跟他们诉苦，“我们也很累的呀，谁不期待垃圾分类进入常态化？现在正是集体习惯和卫生环境的决战时刻，”楼组长给他描绘一个蓝图，“等以后人人都养成好习惯，也不需要那么麻烦地管理和监督了。”
1
个体与系统
6月以来的上海，垃圾成了全城议论的话题，垃圾分类经过各路段子手的包装，俨然成了一个网红。“相亲不看年薪不看房，看你会不会做垃圾分类”这样的段子更是层出不穷。
6年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许军，也带回来他做垃圾分类的习惯。那时候，小区只有楼道里一个垃圾桶，所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都统一收走。后来，他只好把分好的垃圾带到小区门口分类垃圾桶里。
但他观察发现，清运工仍混装运走。从网上披露的信息看，他的垃圾，最终被压缩到集装箱里，运到老港固废基地，完成焚烧仪式。他的仔细和用心，就像一粒小石子，沉入了大海。
可事实上，垃圾进入焚烧和填埋基地前，最终还得经过人工的分拣。跟他做的工作其实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无奈的恶性循环。
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经典的反差：上海城市调查总队研究发现，上海市98.9%居民表示自己愿意做垃圾分类，复旦大学一项调查数据——只有不到20%的居民正在做垃圾分类。
就像《废品生活》的作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张劼颖在一席演讲上谈到，普通人做垃圾分类为什么难，一个原因是我们卡在城市垃圾分运和处理系统里。
微小的行动可能带来环境的改变，但系统如果不跟着变，一切注定是无效的。
上海垃圾系统的变革，自去年以来开始显影。
根据去年12月10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召开的新闻通气会，截至11月底，上海已规范配置湿垃圾收运车650辆、干垃圾收运车3000辆、有害垃圾收运车15辆，全部实行指定种类垃圾的专车专运。
这是《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出台的第一年，全市日湿垃圾分出量为4400吨，比2年前多了近2000吨。
到了今年6月，这个数据达到6220吨/日。分离出来的湿垃圾，就地资源化作堆肥处理，不仅可以减轻垃圾焚烧和掩埋的危害，同样起到垃圾减量的作用。
截至6月，上海每天有5050吨湿垃圾得到了资源化的处置。
在许军小区外的马路上，垃圾桶从回收、不可回收换成了干、湿的标识，湿垃圾的清运车，每天也会定时经过。尽管小区动静还很迟缓，但风声已经开始传来，“新生活运动”要开始了。
时隔5年后，许军重拾了垃圾分类的习惯。
2
垃圾桶的战争
上海垃圾分类在2012年掀起过新一波垃圾分类的热潮，2014年还出台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管理办法》，但这是个部门规章，实际推动作用不大。
2017年年底，上海开始筹备垃圾分类的立法，一年多以后的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下简称《条例》）正式通过，并预计于今年7月1日实施。
就这样，垃圾分类将进入一个强制时代。此时整个社会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上海市政府还放出豪言，在2020年，90%以上居住区实现垃圾分类达标。
横亘在各个试点小区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垃圾桶。上海市各个小区方案各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操作：撤掉楼道和小区地面的垃圾桶，设置统一的投放点，由志愿者等角色引导和监督，迫使居民完成习惯的改变。
但是，垃圾桶撤还是不撤？这个问题是所有小区无法避开的，它纠缠于业主、业委会、物业和居委间，可以说是硝烟弥漫。
2013年，NGO组织爱芬环保曾去上海市中心一个社区推行垃圾分类，那是一个高层小区，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高楼的桶撤下来。居民会议上，居民们一听说要撤桶，很不高兴，会还没开完就离席了，“我们站在那里，面面相觑，也很灰心”。
这是一个1300多户的小区，此前已经实施过垃圾分类，原本以为会很顺利，但团队调查发现，所有的垃圾分类，其实是由保洁员完成的，居民参与度接近于0，他们对垃圾分类，只有一个模糊印象。
这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惑，这个小区，大多是高素质的人，干部、老外居多，但有素质的人聚在一起做一件有素质的事，似乎就陷入了困境。
五六年以来，桶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方案，随着试点范围变广，围绕垃圾桶的争议，更变得怨声载道。有的小区里，愤怒的居民直接把垃圾砸到了物业办公室。
古北物业的物业经理何忠雷对此深有体会，他管理着两个小区——强生古北花园、华丽家族古北花园，这是两座比邻而居的高档小区，居民以公司高管、干部、外籍人士为主，宣传垃圾分类时，所有人都支持垃圾分类，也都有过垃圾分类的素养。
但当提出撤桶时，反对声接踵而至。强生的居民把大字报贴到楼道里，而华丽家族的居民则拿着物业合同发难，声称物业公司违反每天清理垃圾两次的服务条款。
当时垃圾分类尚未立法，在极具契约意识的居民面前，物业也犯难了，不得不到处游说居民，拟定一个垃圾分类的公约。
经历一番周折，古北物业最终在华丽家族小区撤掉了258个垃圾桶，设了两个定时投放点，一个误时投放点，请了4个“桶长”，专门负责两个厢房的管理，每个月成本增加到了4万元以上，物业公司付了前三个月，后来由居民自己负担。
另一边，强生小区的撤桶问题，在一年后仍未得到全部解决，高层十多户人家，坚持把垃圾扔在楼道里，物业公司也只好默默收着，静等着7月1日的到来。
3
决战时刻
距离7月1日不到10天，宝通路239弄的多层小区，70多岁的华书记整日穿着黄马甲，天刚亮就出门巡视，一直到夜里八九点。随着《条例》正式实施临近，他的压力和焦虑剧增。
华书记是居民们对他的称呼，早年做过居委会的党建工作，现在是小区的业委会主任，他本姓夏。年纪虽大，但他依然精神抖擞，眼睛闪烁有神。小区仅280户，12栋门楼，前后三排，他要确保这个狭小天地里垃圾们无处遁形，没有死角。
整个片区的垃圾分类都已经有声有色。但他们是今年6月10日才启动，入户宣传后，撤了垃圾桶，并在小区东北角建了厢房，强制居民们把垃圾分成四类。
这是一项需要发挥智慧和调查能力的“工作”，就在上个周末（6月22日），他起床下楼，竟然看见有四包垃圾丢在地上。
他立刻展开调查，佝着身子翻了半天，总算找出一张快递单，但电话、地址和姓名都被马克笔涂过了，他用水小心翼翼地洗掉，勉强认出了门牌号。带着楼组长，上门问罪去。不过遭到对方极力否认。
“你不承认？我有证据的呀！”华书记从容地掏出那张快递单。
在这个小区里，12个楼组长加上一个雷打不动的华书记，每天有四个人轮流巡查，经过十多天的攻坚战，基本确保垃圾不出现在错误的地方。
“严查之下，一炮打响”，华书记终有了信心。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么让居民正确分类干、湿垃圾，并且清运车来的时候，垃圾不被拒收，依然是个艰苦的过程。小区垃圾现在还依赖保洁员的二次分拣，保证湿垃圾的纯度达到要求，才能拿到清运公司的“车票”，成功运送出去。
华书记叹了口气，“习惯养成还很漫长，没办法立竿见影”。这一点，跟高昂的监督管理成本，形成了一种博弈。
这个多层小区是整个上海的缩影，随着7月1日的大限之日临近。各个小区的垃圾清理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考验。这种博弈，在去年以来实施垃圾分类的六个区尤为明显。
而在更广范围内，那些尚未开展过试点的地区，集体习惯和社会行为所博弈的对象，将是行政命令下的一纸通知。
毕竟，撤桶运动已经开始了。扔垃圾这件小事，一时间人心惶惶起来。在某个小区，一个保洁员见桶还没撤，激动地说，赶紧把家里能扔的先扔了，分类起来就麻烦了。
家在黄埔的“看看新闻”编导朱厚真说，她家楼下很早就改造了垃圾厢房，但至今未启用，没有任何宣传和培训，垃圾还是照常丢。小区平静得有些异常。
她担心，到时候环卫公司会不会天天拒收？垃圾一旦滞留，比起罚款，恶臭将是更大的惩罚。
4
文明的可能性
与这种沸沸扬扬的热闹不同，静安区的扬波大厦就显得有些泰然自若了。
这是市中心临街的小社区，仅200来户，小区占地面积很小，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花园，却有一个开放式垃圾大厢房，占据了一二十平方米的地盘。
厢房由两个隔间组成，右边是干、湿垃圾桶，左边是8个不同功能的垃圾桶，整洁地位列其中。厢房对面，还有个旧衣物的回收柜。
11种分类，如此豪华的配套措施，垃圾似乎在这里得到了最高的的待遇。这在上海是罕见的景观。
厢房旁边，紧挨着一个开放的亭子，周末时光，人们坐在亭子里喝茶、吃零食，用上海话叨着垃圾分类的源头治理。居民们对外来人炫耀，我们这里臭味没有，连只苍蝇都没有。
前业委会主任戴先生告诉《南风窗》记者，扬波大厦并没有实施定时投放，分类规则也不尽相同。厢房顶挂着“7月1日起垃圾不分类最高将罚款200元”的标语，但居民们从来没在意过。
至于志愿者和监督员，那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这是一个自我运行已经足够稳定的垃圾分类样本。
扬波大厦是上海最早践行垃圾分类的小区，但并不在官方的试点名单里，而是小区自行提出，业委会得到90%的同意后，扬波大厦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彼时，刚成立爱芬环保时，郝利琼的团队去扬波大厦开展工作。当时上海是“五分法”，在他们的规划里，其他垃圾和可回收物比较好处理，麻烦的是厨余垃圾（现在上海叫“湿垃圾”）。
当时静安区绿化和市容管理部门很给力，借助当时成型的餐厨垃圾收运和处理系统，把小区产生的厨余垃圾顺带运走。
许多人纷纷出谋划策，比如建个洗手池，又添置了热水器，甚至还主动提出多分几类，最终精细化到了11类。这些都是业主大会上取得的成果。
这是一种依靠高度自治和高度参与而建立起来的垃圾分类模式。早前，扬波大厦是有物业公司的，戴先生记得，“那时候物业公司把小区搞得一塌糊涂，垃圾遍地，牛皮广告到处贴。”
多次沟通无效后，终于有一天，居民们冲下楼来，把物业赶了出去。调解无果，最后街道告诉他们，社区可以自治。
业主中有不少法律界的专业人士，社区也借助这种优势，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自治方案。业委会成员有9人，每个月召开业主大会，讨论小区议题，寻找问题，提出方案，或者公示财务。
戴先生认为，扬波的垃圾分类，正是这种社区土壤里开出来的花朵。《南风窗》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大多数垃圾分类成功的小区，无不具备这种良好的社区氛围，居民有参与社区的意识和热情。
在樱花苑，垃圾分类的志愿者们还做了超出垃圾分类本身的事情，跟居民们一起种蔬菜，把绿色和环保实践到很多方面。
郝利琼认为，垃圾分类，并不是为了垃圾分类本身，它是一个公民意识的培育过程，也是推动社区治理的过程。
比起粗暴的通知和行政命令，如何有效调动居民参与、营造社区氛围，是关系垃圾分类能否长效持续的关键因素。
而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充满不确定和阵痛的历史过程。
（文中许军为化名）
最后，学习一下官方法规版垃圾分类标准
库叔荐书
浙江人民出版社
高高在上的私权力、根深蒂固的部落文化、
走火入魔的激进思想、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
通过当地人的视角，
走进一个“真实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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