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读书会｜人事即政治：《潜伏》这句台词的外交信号意义

“人事即政治”是电视剧《潜伏》中老谋深算的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在与市井但却精明的夫人商量副站长人选时蹦出的一句经典台词。无论是对于看过该剧的观众还是没有看过的普通中国老百姓，这都是一句不消解释就能心领神会的至理名言。但本文接下来要谈论却并非人际关系的厚黑学，而是要从国家间关系的意义上来讨论，人事何以成为影响国家间外交互动的信号，其信号意义又有多大程度上的可信性，人事布局何以超越国家政治成为了国家间政治所应关注的问题。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人事布局要具有外交上的信号价值，首先这个“人”本身要具有可识别的独特个性。要使“人”具有独特个性，他或她（以下简用TA指代两个性别）的偏好和性格就得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这是否是可能的呢？尽管我们都承认人是会变得，也是善变的，但对于一个成年人而言，其处理和接受信息的思维模式和性格确是相当稳定的，也即我们通常所讲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这里，一个人的世界观、处理和接受信息的思维方式乃至于他的行事风格都构成了TA广义上的“本性”或是“个性”（personality）。

作为处事风格和脾气的性格（nature）的稳定是相对好理解的，这通常属于所说的领导风格。一个人在过往特别是危机中的行事表现会影响他人对其明天所作所为的预期。正如我们都知道敢于横刀立马者唯有彭大将军。以色列前总理沙龙一生作风彪悍、雷厉风行，无论是早年在以国防军担任军职时的桀骜不驯、驰骋沙场，还是晚年在总理任上悍然以退党寻求巴以和平却又拒绝接触巴解的“单边行动计划”，无不体现着其一以贯之的我行我素的强悍作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将性格这种狭义上的个性作为一个标志，一种比普通的信号更具有内在证据的可靠信号。尤其在环境使行为体无法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反映的情况下，个人行为特别容易被别人审视。当然，这并不是说这部分的个性是绝对稳定不可操控的，读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空城计之所以成功正是基于双方主帅对于对方行事风格的深刻领悟。

对于广义“个性”的剩余部分更是如此。无论是来自直接或是间接的经验，本质上所有人都是自身经验的产物。在青年时期确立起来的世界观和思维认知方式通常终其一生都很难再有大的改变。心理学上发现，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知的趋向，当接收到新的信息的时候，人们总是下意识地使新信息尽量与自己原有的认知保持一致；如果接收到的新信息与原有的认知不符，更通常的反映不是自省和反思，而是视而不见或曲解误断，以使之与自身原有的认知协调起来。

在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退休前数十年的美国最高法院，除他之外的8人几乎在所有案件上都保持了自由vs.保守的4：4稳固均衡。美国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作为美国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其保守观点在他还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年代就一如现在。不仅如此，博尔顿在国务院任内的前同事曾披露他不仅不相信与之认知不符的新情报，甚至蓄意操纵情报以诱导政府决策。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博尔顿，我们都能惊讶的发现，他们的观点与他们在十几、二十甚至三十年前的表态，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人事布局如何转为外交信号

正是因为作为人事基础的个“人”具有广义个性上的稳定性，人事布局才有可能具有信号的价值。如同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立场的稳固取决于自由派法官与保守派法官之间的人数对比。在国家间关系的历史上，一国重大政策的调整往往最终也多依赖于人事布局的更替来完成。

苏联对于埃及在后纳赛尔时代埃美接近的忧虑，从对苏联从无好感的萨达特瓦解亲苏的萨布里集团时就已经注定。气候变化从奥巴马政府的优先政策议程瞬间跌出白宫政策议题除了总统认知的变化几乎找不到短期内逆转形势的因素。最典型的莫过于“马德里进程”所开启的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中东和平进程，几乎直观地与工党和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议会的席位消长挂钩。韩国的对朝政策、菲律宾的南海政策都是如此。

当然这种情况更多地取决于最高领导人本人的人事信号意义。要操纵人事作为信号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最高领导人对于人事布局的组织分配。最典型的就是如何组阁，通过把有什么样名声和能力的人安置到什么样的位置上，来释放信号实现意图。

发出信号的目的在于影响预期，进而影响行为。在比胆量的游戏中，一方近乎疯子般的过往形象往往能迫使他的对手不得不有所忌惮。如同托马斯·谢林所指出的，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无法掌控所有事情或易于冲动和不可靠，而使对手相信我们的威胁。一个由强硬派狠角组成的执政团队本身就能带来谈判优势。

讲求交易艺术的特朗普显然对政治团队的布局有着更深的思考。除了在塑造自身喜怒阴晴不定、随时翻脸的个性特征的同时，特朗普所钟爱的除了一些与他观点接近的，就是一些有着强硬名声的人士。

蒂勒森的稳健中性显然不合他的胃口，蓬佩奥所拥有的强硬名声与他的听话一样受到青睐。莱特希泽在美日贸易谈判中获得的形象与他对贸易的现实主义理解都使他加分。已经离任的马蒂斯显然在他选择“理性”而非“疯狗”的形象定位后注定将失去特朗普的宠爱。博尔顿的固执使其注定无法赢得参议院多数认可，但他的保守派形象无疑能够满足特朗普对于强悍和不可预测的团队气势的追求。在特朗普当选后初期关于国务卿人选的诸多猜测中博尔顿的晋级绝非空穴来风。而今将他放在一个不受参议院监督的国家安全顾问的位置上无疑更具威慑效果。博尔顿似乎也很享受他本人所带来的威慑效应，通过有意泄露笔记本上“向哥伦比亚派兵5000”的一行小字就让相关各方为之一震。

发出信号也可能事与愿违

当然，信号只是一种外在形象与符号，能否决定历史进程既取决于信号能否被正确解读，也取决于是否有后续的实际行动来显示其真实性，还取决于体系结构所能容忍的空间。

在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派往科西拉的10艘雅典战舰组成的舰队司令正是雅典著名的亲斯巴达政客塞蒙之子拉柯代蒙尼斯，然而这个精心布置的人事信号并没能挽救希波塔战役中雅典被迫卷入与斯巴达同盟的最终军事冲突。

人事信号还不同于一般声明、行动，操纵人事信号往往面临体制上的羁绊，也要面对国内观众成本的制约。比如，伊朗总统鲁哈尼当然愿意扎里夫一直待在伊朗外长的位置上，但外部形势的恶化正在使宗教领袖的态度日趋明朗。而基于国内观众的人事信号甚至有时还会变成了一个与原意相反的信号。人事信号尽管重要，但确实比其他信号要更为复杂多变。

（莫盛凯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博士。本文是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工作坊举办的“外交信号的理论与实践”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经作者审定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