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大山少女逃离记
或者准确一点来说，逃离来自酗酒父亲无休止的殴打，以及永远不知下顿饭在哪里的生活。
作出这个决定之前，她的童年只有一个主题——逆来顺受。手臂粗细的柴禾、锄头的把手、火炉上滚烫的铁架，都可能毫无征兆地落在这个云南女孩的身上。
身体一天天长大，肩膀承受的重量也在不断加码，先是家务活，再来是体力活，后来，这个读到小学一年级就被迫辍学的女孩，成了家里谋生的工具。至少，在父亲眼里，女儿和墙角那些镰刀锄头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
家早已碎了一地。母亲和哥哥分别在玲玲七岁和十岁时离家出走，两人都常年经受着一家之主酒后的暴力宣泄。
只剩玲玲在遗留的残渣里求生，她恨过不辞而别的母亲，也为抛下自己的哥哥红过眼睛，当又一次深夜突然被父亲一把抓起头发，再重重砸向地面时，这个少女想到了死。血混进了眼泪，一起流进土里，女孩恨自己弱小与无能。只有她，只有她还活在这里。
玲玲的故事和她藏在普洱市镇沅县里崴乡深山里的家一样，偏僻、难行、少有人知，从不是镁光灯愿意聚焦的地方。玲玲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经历家暴的大山少女，这个数字无法统计，性别和年龄带来的弱势像一幅手铐，嵌进她们的皮肉和生命，将少女和原生家庭牢牢拷紧。
但总有人试图挣脱，比如，在11年前的一个深夜，14岁的玲玲揣着12元，在草丛里捱过蚊虫和寒冷。天蒙蒙亮，她跳上了路过的小货车。
她逃了。
一
玲玲的家掩映在大山深处，木屋破破旧旧的。大多数时候，哭声会在深夜响起。
长发被酒醉归来的父亲扯住，然后一脚踩住，顺手的碾米机皮带向身体招呼了过去，被吓醒的玲玲被父亲死死踩在脚下，一边哭一边大叫。父亲打完了走向堂屋，混合着腥臭酒气的声音飘了过来：
“死没死？没死就起来做饭。”
那是玲玲童年的梦魇。她数不清有多少次，但身体近乎本能地记住了这份恐惧，只要听到父亲的声音，无论远近，她的脚都会发抖。
母亲还未离开前，那些拳头还离玲玲很远。家里日子苦，没米没油是常事，一家人的日子虽然紧巴巴但也过得下去。
直到父亲开始酗酒。母亲首当其冲，为一块儿肉是煮还是炸会挨打，做饭晚了也会挨打，最严重的一次，母亲的耳朵鼻子都被打出血，瘫在地上不能翻身，兄妹俩抱着母亲大哭，哥哥冲上去扑住父亲，却被对方一把掐住脖子，用力一甩，咚，哥哥被砸向地面。
玲玲哭着跑出门，也不知道要喊谁，村民看见这个满脸泪水的小姑娘都在摇头。到了学校，老师也瞧见了她的眼泪，可听完玲玲的哭诉后，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妈妈抱着衣服走了，没有话留给兄妹俩。
“他们都说我爸被鬼缠身了。”逐渐长大的玲玲只用了一句话来解释发生的一切。
拳头找上了同样年幼的哥哥。哥哥已经有了反抗意识，他常常怒吼酗酒的父亲，但换来的是被拴在床边、用桃核一下接一下地戳向耳朵。
哥哥的耳朵被扎通了。流了满脖子的血和惨叫声，也永远留在了玲玲童年的记忆里。
“我们兄妹俩要不是命大，都死了。”她说。
11岁的哥哥试图带着妹妹一起离开。他背着玲玲，在镇上捡饮料瓶卖钱，这个小男孩想好了，攒够了钱，就带妹妹离开。可这个方式来钱太慢了，兄妹俩又去撬山里的笋子，垒好一箩筐就拿到街上售卖。
街上熟人看到了，顺便告诉了父亲，这个计划最终破产。气冲冲赶来的父亲一手抓一个，兄妹俩的头发被攥在父亲手里，一路提回了家。然后，是重复的暴打。
打人的地方也不局限在家里了。门口、路上、任何地方，暴虐会随时袭来，玲玲开始讨厌自己，她发现自己除了哭什么也不会。她眼巴巴地盯着路过的村民，渴求有一个声音冒出来，能停止一场又一场莫名其妙又痛苦难捱的殴打。
人纷纷走过，飘来各色眼神，那个声音最终没有到来。哥哥也悄悄离开了，玲玲成了被剩下的那个。
尽管被视作鬼缠身，但父亲依然和村里的男人混在一起喝酒。每次喝酒都必发酒疯，最后被玲玲拖回家。水沟、马路、稻田边，都可能是父亲昏睡或撒泼的地方。当肩膀一点点变宽阔、拖动父亲越来越得心应手时，玲玲却始终被一件事困扰，“他们是可怜他才给他酒，还是就想看他喝酒出丑啊？”她的声音有点颤抖。
父亲整日酗酒，填饱肚子成了玲玲的头等大事。早已辍学回家的她在村里游荡，摘果子、也捡路边吃剩的水果，运气不好的时候，她发现泥巴路上的一片橘子皮也会送进嘴里，反复咀嚼，再咽下。毕竟，“是甜的”。
后来，她去偷坟头祭拜的食物，一把抓起饼子和水果，跑好远，再狼吞虎咽吃进肚子。可是吃着吃着，又哭了。
为了逃脱父亲的毒打，她开始夜里的“逃亡”。父亲喝酒去了，门被从外锁住，她就翻出窗户，芭蕉林、树林都当过这个少女的睡床。碰上下雨，她就跑到邻居家的猪圈，那里有树叶和稻草铺成的干草堆，也有能挡雨的瓦片。只是，天气太冷，玲玲只能蜷缩起来，一边闻着臭味，一边抖动逐渐发僵的身体。
当天灰蒙蒙亮起时，再翻回家里。这是不到10岁的玲玲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事实上，除了把听觉“练”得更灵敏一些，好摸准父亲回来的时间，除此之外，她做不了什么。
“不敢去人家（家里），人家也不敢让我睡，因为怕我爸爸去吵。”玲玲早已认命，自己也不会拥有朋友。“大人不准小孩子跟我一起玩。”她自嘲地笑了，自己又脏又臭还不上学，“可能害怕我教坏别人吧，可以理解的。”
二
玲玲的童年提前结束了。
她试图去理解，为什么邻居和亲戚家里有食物却不愿给自己“吃一点点”，也要消化身为一个大山里的女孩意味着什么——她对于父亲而言，是可以任打任骂还要拼命干活的“工具”，而对要逃亡的母亲和哥哥来讲，她也许是一个累赘。
“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呢？”当无数个日子变成拳头、不间歇地砸在少女身上时，她决定吃药自杀。
真到那一步时，玲玲又舍不得死了。“要是死掉，就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隐匿在被殴打的生活里，她也有少女最鲜活明亮的快乐。上山采茶叶和蘑菇时，没人愿意和她一块儿，她就一个人一边采一边唱歌，歌词和调子都是她现编的，“乱七八糟的”，一会儿“哼哼”，一会儿“嗯嗯嗯”，可就像“有伴儿了一样”，会让她觉得不再孤独。
生活似乎听到了少女的恳求，父亲在亲戚的劝诫下断了酒。那段日子，父女俩一起上山挖树烧碳，父亲把树砍成几段，放进农村的土洞里烧，玲玲帮着装窑出窑。顺利的话，半个月就能烧出几百块的碳。父女俩一起上街卖碳，玲玲还记得，一袋碳足足有六十斤，跟当时的自己差不多高，背起来她脸涨得通红，但却“幸福”得很。
不喝酒的父亲很疼爱玲玲，她能拿到五六毛的零用钱，这个钱能买一支冰棒。回家后，父亲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让女儿吃饱。
只是，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半年。一天，窑洞里的碳还在烧，上街卖碳的父亲却始终没有回来。玲玲从天亮等到天黑，最后只等到了父亲醉酒闹事的消息。
洞里的火越燃越大，到了出碳的时候了。玲玲不甘心，她要自己出窑，可没有经验，一把火着起来，她死命地挖土扑火也没用，挖碳的工具被火吞噬，连同新生活一道燃尽了。
玲玲对这个家彻底死心了。她决定积蓄力量逃亡，或者说，寻找自由。
头几次，她都没有成功。终于，14岁的一天，她在父亲酒醉后跑出木屋，村里一个孤寡老人暂时收留了她。那个奶奶心疼脚上穿着破了洞的鞋、脚趾都露出来的玲玲，给了她几双鞋和十二块钱。天快亮时，玲玲跳上了开往集市的货车。然后，转车去了姨妈家，拿上姨妈给的布鞋，再次转车，最终抵达普洱兰花市场。
那是玲玲梦寐以求的外面的世界，自由的世界。代价则是，在十四岁的年纪她要面对一些从未想过的局面。比如，刚刚下车，瘦小的玲玲被一群男人团团围住，有人拉拉扯扯的，有人取笑她“没穿小衣服”，还有人用露骨的眼神盯着她，“小姑娘发育了啊”。
“太恐怖了。”玲玲害怕，她蹲下身，抱着自己的头，大哭，连抬头的勇气也没有。
附近的小卖铺老板替她解了围，玲玲找到了5元一晚的“宿舍”，一张床睡七八个人，臭烘烘的，不过睡得“踏实”。后来，她找到了洗碗工的工作，一个月工资250元。
生活似乎开始朝着正轨运行。但夜深人静的时刻，会轻易戳破这种表面的和平。玲玲总做噩梦，梦里，父亲提着菜刀要来杀她。睡不着了，她就去垃圾堆里翻找还能用的衣服、鞋子、包包，对身无分文的她来说，这些东西“洗洗还能用”。
被人发现在捡垃圾，对方瞪大眼睛，想不通一个花季少女为啥要翻垃圾。玲玲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复对方，因为，这是她生活的日常。
过去生活的烙印已经不经意改变了这个女孩。她害怕男人，只敢和女生讲话，也不敢交朋友，淋点雨就会发烧生病，去广场上看人跳广场舞时，她只会躲得远远的，默默地看，嘴巴也跟着发出蚊子一般的嗡嗡声。可当人惹怒她时，她会瞬间变成“暴脾气”，撒泼怒骂都有，但骂完没多久，她又后悔了。
意外的是，一次她在广场偶遇了十余年没见的母亲。没有眼泪也没有笑容，玲玲还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很平静，“可能是离开太久了吧”。她走过去，喊了一声“妈”，然后，是漫长的沉默。
三
和母亲重逢后，她换了工作，在酒店打扫过卫生，也在厂里粘过板子，几乎每份招工启事都会强调“吃苦耐劳”，玲玲后来看到都想笑，“铺铺床、打扫厕所和房间而已，这算啥吃苦耐劳。”她总是不由自主地对比幼时的自己，那时候，下着大雨自己也会被醉酒的父亲赶去山上挖菌子。
外出打工三年后，村里打来电话，“你爸爸吐血快不行了。”玲玲和母亲一起赶回老家，但母亲走到门口便再也不愿往里走了，无奈，她独自将爸爸送去医院，又付了医药费。
父亲出院后，她拥有了平等对话的权力。她已经长大了，也挣钱了，父亲扔来的长凳子可以轻易躲掉。最后看了看破败而酒气熏人的家，玲玲离开了。
没多久，父亲再次病发，这次甚至没能撑到玲玲赶回来。父亲走后，一场大雨将老家那个木屋冲塌了。没人回去收拾，家具、工具、童年的照片都被雨水冲刷带走。
玲玲还会做噩梦，梦见父亲让自己去做饭，语气很凶；但也偶尔会想起童年和父亲一起烧碳的日子，父女聊天打闹嘻嘻哈哈；还会突然记起吃在嘴里的冰棍、猪大肠和猪血的味道。那是童年为数不多愉快的时光，却悉数与父亲有关。
玲玲跟着母亲去了茶山打工，也和哥哥重新取得了联系。在新的寨子，她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寨子里的年轻人都在玩快手，玲玲觉得好奇，也开了账号（快手号：xy532724）。她爱看那些搞笑的段子，也看讲个人奋斗、打拼不易和孝敬父母的内容，看着看着就心动了，自己也开始了拍摄，挖茶、背玉米、抓鱼都被浓缩进了几十秒到一分多种的短视频里。
记忆也被激活了。她想起了幼年边采茶叶边唱歌的经历，那些歌声又一次唱出，从5.5英寸的屏幕辐射开来，从24岁的玲玲几乎从未离开过的普洱山区蔓延出去，玲玲的声音很大，脸上都是笑容，“我是云南一枝花，来自云南山咔咔。”“咔咔”是方言里交通不便的地方。
去年一年，她的粉丝突破到了六位数。她靠直播挣来的钱，为家门口一百多米的土路请来工人铲地、铺沙。这条一下雨就泥泞难行的路从此铺上水泥，母亲下山卖茶叶也方便许多。
村里有一户人家，家里贫困，母亲又得了重病，小孩子常年吃不饱穿得也脏兮兮的，寨子里的人都嫌弃这个小男孩，就玲玲爱叫孩子去自己家，还给他做吃的买零食。
这个孩子的身影和当年的自己一点点重合了。“他其实一点也不脏，也不是坏人，洗一洗，都是干干净净的好孩子。”这句话她说给那个小男孩，也想说给童年的自己。
母亲也是嫌弃小男孩的一员。每次看到玲玲把小男孩领回来吃饭总要嘀咕。这是玲玲最伤心的时候，很多次她都想提醒母亲，眼前的这个小男孩和十几年前的自己，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她试着找过母亲聊过去的事，可话没说两句，母亲的抱怨就来了。
“那是你爹不好，要不然我为什么跑掉？”
“我被你爹打了多少次？我没有被打过吗？只有你委屈？”
沉默，谈话戛然而止。
玲玲哭了，“我只是想知道，她会不会有一点点愧疚，会不会心疼我？”
在这个新“家”，童年的经历像是被橡皮轻轻擦掉了。哥哥也是不愿意谈及的，玲玲有时候想解开幼年那些委屈和痛苦，哥哥的回应只有一句，“伤心事懒得提，以前的东西不要再说了”。
其实玲玲都明白，哥哥和自己一样，睡过猪圈，也在路边捡过垃圾吃，只是哥哥大了，还入赘结了婚，这些事情总归“是不光彩的”。
这些隐秘心事唯一的出口是短视频。来自原生家庭的伤痛也许至今未能远离她，但她找到了寻找微光的办法。她不同于热衷开直播赚钱的主播，几乎每天这个姑娘都要开两三次直播，白天干农活的间隙她播，带老铁看风景卖特产；做完农活的晚上她也播，讲讲故事聊聊天，也会唱歌。心事就这么夹杂在山歌和唠嗑里，不经意地倾泻而出。
“不播好像什么事情没做一样。”玲玲说，自己也不愿做一个专职主播，她不喜欢一天到晚对着手机，像现在这样，挖挖地，看看远方，干干活，再跟屏幕那头的粉丝聊聊天，“就挺好的”。
粉丝在她心中的地位很高。不是因为这群人可以为她打赏，而是私信里，很多人把这个只有小学一年级文化的女生当作“小妹妹”，教她怎么拍视频，告诉她要改改脾气，也跟她讲如何说话沟通。“小的时候很少有人这样教我。是他们一直提醒我，我才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关于未来，她也有很多设想。比如好好拍短视频，挣更多钱，“打拼自己的事业”。她把开直播卖货当成了自己的“事业”。然后再过一两年，她会结婚，会生养自己的孩子，然后，“好好地教育他（她）”。
最近，有人被玲玲的故事感动，专门为这个女孩写了一首歌。这首歌一度还登上了音乐平台的热搜榜。
歌词里都是她过往的经历：“……在深山里扛着腐木是存活的工具，与大山河水为伴就在破旧的小木屋里。她有个酗酒的父亲总是喝的烂醉拿女人出气，拳头打下来她长长的辫子被攥在手里 如果生命必然要承受痛彻骨髓的打击，到底如何才能逃离梦魇笼罩的深山树林……”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这里，她的人生第一次在屏幕里出现转机，不是戏子，她曾经说过要呈现真实，没想过她的人生因此而增值。希望通过努力家庭能够不再有争执，但也因为随之而来的焦虑睡得不踏实。生活继续走，破裂的伤口依然还会有，自卑的苦痛仍在膨胀的热气中弥留，手中5.5英寸的电子窗口，带着蜂拥人群的热气，也有冷漠舆论的匕首。如果时间能倒退回十一年前那次出走，她告诉我她还会选择离开不会回头，纵使随着成名而来的烦恼，来来去去没停留，但能让世界看到存在，就已足够……”
歌词收到后，很多字玲玲不认识，就让母亲念给她听。念着念着，玲玲哭了起来，后来，母亲的声音也开始颤抖。最后，母女俩默默地对视，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
未来还很长，还要经过漫长的黑暗隧道，但玲玲很确信，眼前这一点点微弱的光芒，已经给了她前行的勇气。